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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整理国故

A

“整理国故”是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主张。其后经胡适提到“新思潮的意义的高度”作为对待处理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方针。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整理国故运动”。 
胡适在1919年7月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的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评价一切价值”。他认为,这种“评判的态度”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作以理性为标准的重新评估。这三方面的重新评估,与中国旧有的学术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这三项中,“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不讲究学术渊源和思想的前因后果,“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有种种武断的成见”和“可笑的迷信”。针对这些,他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四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2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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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存国粹”的主张,胡适作出激烈批评:“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几年后他写道:“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这些可说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纲领。亦即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因此,人们不应指责这是复古、守旧,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更不应以“全盘、激烈、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来批评胡适。
3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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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还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
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突破传统朴学仅把义理之辨的儒学经典作为研究对像的狭窄范围,将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古代各类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三教九流”与这些经典一样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就使研究对象极大地丰富,并且必然填补许多研究的空白。
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具体提出“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这种专史研究又细分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这十个方面。也只有分专史研究,国学研究才能深入。
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即要借鉴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则,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4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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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的倡导下,从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国故”开始流行起来。胡适身体力行,不遗余力。他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国学研究,写下一篇篇扎实深入的研究论文、书评、序、跋;创办《国学季刊》,并发“宣言”;推动古史讨论,拟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向广大青年大力推荐……整理国故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
胡适二十年代初起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研究考证,就以其方法的的新颖和论证的严密确当,竖立了一种新的学术典范。在《水浒传》研究中,他采取对某一历史“故事”的演变作历史追踪的方法,对有关民间传说、野史、话本等等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形态追本溯源,指出该书是经过几百年民间传说后,由托名施耐庵的人整理加工而总其成的。《〈红楼梦〉考证》可说是胡适这方面的代表作,影响之大直到如今。他以书的内容为对象,广泛搜罗有关著者的时代背景和各种版本,经过细致研究,推倒了近百年来关于这本“奇书”的各种“索引”与“附会”,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部书只是作者的自叙传。此论一出即引起轰动,为学界接受,并开创“红学”研究的新方向,被称为“新红学”。此一学派至今仍常盛不衰,为“红学”中的主要学派。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较早地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这部著作首先将白话或近于白话的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中心地位,强调民间而不是士大夫是文学的最深、最基本的根源,并且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可将此作为社会生活的史料。这些在当时都是划时代的。
5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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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初衷本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先秦名学史·导论》),进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
整理国故运动作为20世纪20年代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民族文化传统顽强生命力的要求。不管在史料保存与挖掘上,还是它体现的学术氛围上,都是对我国史学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1
Q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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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编辑[èr shí nián mù dǔ zhī guài xiàn zhuàng]
《20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著,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以主人公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闻的遭遇和见闻。描述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以及世态人情,揭露了晚清社会和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无可挽救的历史命运。
书 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作 者吴趼人
页 数908
出版社金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1
装 帧简装
目录
1内容简介
2作品目录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 第六回
▪ 第七回
▪ 第八回
▪ 第九回
▪ 第十回
▪ 第十一回
▪ 第十二回
▪ 第十三回
▪ 第十四回
▪ 第十五回
▪ 第十六回
▪ 第十七回
▪ 第十八回
▪ 第十九回
▪ 第二十回
▪ 第二十一回
▪ 第二十二回
▪ 第二十三回
▪ 第二十四回
▪ 第二十五回
▪ 第二十六回
▪ 第二十七回
▪ 第二十八回
▪ 第二十九回
▪ 第三十回
▪ 第三十一回
▪ 第三十二回
▪ 第三十三回
▪ 第三十四回
▪ 第三十五回
▪ 第三十六回
▪ 第三十七回
▪ 第三十八回
▪ 第三十九回
▪ 第四十回
▪ 第四十一回
▪ 第四十二回
▪ 第四十三回
▪ 第四十五回
▪ 第四十七回
▪ 第四十九回
▪ 第五十回
▪ 第五十一回
▪ 第五十二回
▪ 第五十三回
▪ 第五十四回
▪ 第五十五回
▪ 第五十六回
▪ 第五十七回
▪ 第五十八回
▪ 第五十九回
▪ 第六十回
▪ 第六十一回
▪ 第六十二回
▪ 第六十三回
▪ 第六十四回
▪ 第六十五回
▪ 第六十六回
▪ 第六十七回
▪ 第六十八回
▪ 第六十九回
▪ 第七十回
▪ 第七十一回
▪ 第七十二回
▪ 第七十三回
▪ 第七十四回
▪ 第七十五回
▪ 第七十六回
▪ 第七十七回
▪ 第七十八回
▪ 第七十九回
▪ 第八十回
▪ 第八十一回
▪ 第八十二回
▪ 第八十三回
▪ 第八十四回
▪ 第八十五回
▪ 第八十六回
▪ 第八十七回
▪ 第八十八回
▪ 第八十九回
▪ 第九十回
▪ 第九十一回
▪ 第九十二回
▪ 第九十三回
▪ 第九十四回
▪ 第九十五回
▪ 第九十六回
▪ 第九十七回
▪ 第九十八回
▪ 第九十九回
▪ 第一百回
▪ 第一百一回
▪ 第一百三回
▪ 第一百四回
▪ 第一百五回
▪ 第一百六回
▪ 第一百七回
▪ 第一百八回
3点评鉴赏
4相关版本
5作者简介
1内容简介
编辑

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干线,从他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终止,通过这个人物20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地揭露了从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前后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左右的清末社会的黑暗现实,并从侧面描绘出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作品写了200来件“怪现状”,勾画出一个到处充斥着“蛇鼠”、“豺虎”、“魑魅”的鬼蜮世界。在清末小说中,它反映的生活面较广,除官场之外,还包括商场、洋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揭露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风尚、道德面貌和世态人情,所以发表时标为“社会小说”。
作品开篇写九死一生初入社会见到的便是贼扮官、官做贼的怪事,从而隐括了“官场皆强盗”(初刊本评语)的黑暗现实。贯串全书的反面人物苟才,是小说刻意塑造的清末无耻官僚的典型。他出身捐班,无学无识,只是善于谄媚、行贿、不知廉耻,甚至不惜逼迫自己新寡的儿媳嫁给两江总督做五姨太太,以飞黄腾达。他两次丢官,一次被新任总督参革,一次被朝廷钦差大臣查办,但都用巨额贿赂,东山再起。这说明他是清末整个腐朽官僚机构的产物。
相反,书中所写正直的士子官吏则大都无立足之地。如榜下知县陈仲眉虽然颇有才学,精明能干,但不会逢迎,又无钱行贿,结果长期得不到差事,潦倒一生,最后自缢身死,遗下寡妻幼子。爱民如子的蔡侣笙也终于被革职严追。作者愤慨地说:“这个官竟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在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能得着钱。”这是对清末官场的本质的揭露。
作品描写商界生活,有意把“经商”与“做官”对立起来。九死一生坚决不愿进入官场,而走”经商“的道路,认为商场虽也有诸多怪现状,但比官场干净。作者一反封建传统的鄙商态度,表现了作者对腐朽政治的激愤,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新变化。[1]
2作品目录
编辑

·
第一回

楔子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仁路初闻怪状 ·
第四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
第六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第七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账钱侩大遭殃 ·
第八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第九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
第十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第十一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第十二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
第十三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沈
·
第十五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贴书生谈会党
第十六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第十七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
第十八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擒词藻嫖界有机关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簉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闱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嚚威打破小子头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贽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第八十回

贩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第八十二回

紊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竟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环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竟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粪恩爱割夫妻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3点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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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丧始,至其经商失败止。卷首九死一生自白他出来应世的20年间所遇见的只有“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小说就是展示这种怪现状,笔锋触及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自部堂督抚,下至三教九流,举凡贪官污吏、讼棍劣绅、奸商钱虏、洋奴买办、江湖术士、洋场才子、娼妓娈童、流氓骗子等,狼奔豕突,显示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肌体的溃烂不堪。
小说富有特色的部分是对封建家庭的罪恶与道德沦丧的暴露。在拜金主义狂潮的冲击下,旧式家庭中骨肉乖违,人伦惨变,作者以犀利的笔锋直抉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丑恶灵魂。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就是一个典型的凉薄无行的伪君子。他堂而皇之地干没亡弟万金遗产,夺孤侄寡娣的养命钱,几令九死一生流落街头。其人不苟言笑,动辄严斥子侄,而所做暧昧情事,令人齿冷。宦家子弟黎景翼为夺家产,逼死胞弟,又将弟媳卖入娼门。吏部主事符弥轩,高谈性理之学,却百般虐待将他自襁褓抚养成人的祖父。书中落墨甚多的苟才,也是被他的亲子龙光勾结江湖草医害死。旧家庭中的深重罪孽,令人毛骨悚然。作家抉发官场黑幕,亦颇重从道德批判切入,直斥“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第五十回)。贯穿全书的反面人物苟才,便是这种“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典型。他夤缘苟且,几度宦海沉浮,为求官星照命,竟将如花似玉的寡媳献与制台大人。此外,书中对于清末官吏的庸懦畏葸、恐外媚外,也有相当生动的刻画,体现了作家的爱国义愤。小说还万花筒似地展示了光怪陆离的社会龌龊诸相,其中作家揣摩最为熟透的则是“洋场才子”。这些浮薄子弟,徙倚华洋二界,徜徉花国酒乡,胸无点墨,大言炎炎,笑柄层出,斯文扫地,充分显示了畸型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空虚和堕落。
本书也反映了作家追求与幻灭的心史历程。书中着意推出一些正面人物如吴继之、九死一生、文述农、蔡侣笙等,寄托着作家的理想和追求。吴继之由地主、官僚转化为富商,是我国小说中最早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形象。他与九死一生所经营的大宗出口贸易,曾经兴旺一时,差可自豪,足以睥睨官场群丑,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然而作家笔下商场人物的心理构型仍然是旧的,作家着力刻画的是他们的义骨侠肠,彼此间肝胆相照的深情厚谊,都还缺少商业资本弄潮儿的气质,他们最后的破产则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的命定归宿。蔡侣笙,则纯然“清官”模式。书中正面人物无例外地被人欲横流的尘嚣浊浪所吞没,“实业救国”、“道德救国”,—一破产,体现了作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李葭荣《我佛山人传》)的心灵搏斗历程。小说突出地体现了作家的艺术风格:笔锋凌厉,庄谐杂陈,辛辣而有兴味。如苟才初次亮相,他那如瓶泻水般的谈吐,旁若无人的意态,寥寥数笔,跃然纸上。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以九死一生20年间的悲欢离合、所见所闻贯穿始终,结构上成一抟结之局。不足之处是材料不免庞杂,有些形同话柄的联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外,吴沃尧的三部写情小说《恨海》、《劫馀灰》、《情变》,也曾在小说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前二者开民初哀情小说、苦情小说之先河,并确立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写情规范;后者着重写“痴”、写“魔”,开孽情小说一路。[1]
4相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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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新小说》(月刊)第八号至第二年第廿四号连载,共刊出四十五回。标“会小说”。无插图,回上有批语,回后均有评语,故一般均认为是作者自加。
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八册,其中,第一至五册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第六册宣统元年(1909)刊,第七至八册宣统二年(1910)刊。
1933年上海石印本。
5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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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署“我佛山人著”。作者吴趼人,字小允,又字茧人,原名沃尧,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为我佛山人。也曾用笔名野史氏、老小海、老少年等。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卒于宣统二年(1910),终年四十四岁。吴趼人出身于破落的世宦之家,十八岁至上海,常为日报撰稿,曾在江南制造军械局当抄写员,后客居山东,远游日本。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吴趼人始作小说,撰有本书及《痛史》二十七回,《九命奇冤》三十六回。光绪三十年(1904),去汉口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其此时全国掀起反对美国的“华工禁约”运动,他激于爱国义愤,毅然辞职返沪。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任汪维甫创办的《月月小说》主编,共二十四期,他的大部分作品均在此刊物发表。同时又为《绣像小说》撰稿,有《瞎骗奇闻))八回、并有续李伯元的《活地狱》问世。宣统二年(1910)病死于上海。所撰小说,尚有《电术奇谈》二十四回、《恨海》十回(1906)、《劫余灰)十六回(1910)、《最近社会龌龊史》二十回(1910)、《新石头记》四十回(1908)、《上海游骖录》十回(1909)《发财秘诀))八回(1907)、《两晋演义》二十三回(1910)、《糊涂世界》十二回(1906)、《云南野乘》三回(1907)等,还有短篇小说集《趼人十三种》。
参考资料
1. 资料来源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四卷,第506-509页 .
词条标签:
书籍 , 小说 , 小说作品

2
Q

官场现形记

A

《官场现形记》,晚清谴责小说,南亭亭长即李伯元著。小说最早在陈所发行的《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共五编60回,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它由30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联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杂小吏等,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
鲁迅将《官场现形记》与其他三部小说并称之为谴责小说,是清朝晚期文学代表作品之一。1998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100部优秀文学作品,《官场现形记》排列前10名。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20世纪100部优秀小说,《官场现形记》被列为排行榜第一名。
作品名称官场现形记
创作年代清朝晚期
作品出处连载《世界繁华报》
文学体裁谴责小说
作 者陈伯元
目录
1内容简介
2角色介绍
3作品目录
4创作过程
5点评鉴赏
▪ 主题思想
▪ 内容赏析
▪ 表现手法
▪ 结构安排
▪ 讽刺语言
▪ 艺术缺陷
▪ 名家点评
6作品影响
7轶事
▪ 摄政王刺杀
▪ 盗版
8版本情况
9作者简介
1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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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同州府朝邑县赵温中举,赵家大摆签席,请人吃喜酒。过了多日,赵温在远亲钱典史的陪同下进京赶考。但因拜礼太少,会试落榜,最后只好在京城里用钱捐了个官,做了赵中书。
钱典史在盟弟胡明理的帮助下,出了一百两银子,得到徐都老爷的推荐信,赶往江西。谁知他所捐的差使已经有人,便又在黄知府的差役戴升的活动下谋了一个好差使。
黄知府升了道台,正在得意之时,因为前边所办的案子被人告发,后来通过京城中友人的疏通,又花了一万两银子,终于了结。黄依然春风得意。
江西代理巡抚何某,绰号“荷包”,平生爱钱。三弟“三荷包”与其兄一样是个无底洞。两个“荷包”分脏不均而失和,抖出以前许多卖官鬻爵的旧账。 “三荷包”带着卖官所得的万两银子,买得山东胶州知府的位子。
“三荷包”到任后,绞尽脑汁干方百计巴结山东巡抚。外国人劝巡抚做生意,候补通判陶子尧趁机上条陈,大讲“整顿商务”,被巡抚派往上海购买机器。陶子尧到上海后,成日与妓女颁混,同骗子往来,结果被骗子魏翩仞、买办仇五科合伙骗去几万两银子,弄得狼狈不堪。幸好有山东试用府吏周因从中帮忙,此事才了结。周因得陶谢礼,前往浙江,协助旧交浙江巡抚刘中远办洋务。周与文案戴大理钩心斗角,互相拆台。
浙东严州一带土匪作乱,上司派胡统领前夫围剿。胡统领率官兵从水陆两路驶向浙东。一路上胡嫖妓女、吸鸦片、花天酒地。到了严州,土匪没见着,官兵却烧杀抢掠,害苦了当地老百姓。百姓向县官伸冤,县首却驳回百姓的申诉。胡统领为了领赏受爵,把严州一带土匪猖狈夸大一番,又说官兵如何英勇作战,最后虚开了一份剿匪开支,于是浙江上自中远,下至幕僚,个个立功受赏。
御史因剿匪一事弹劲刘中远,两名钦差来浙江巡查。他们自称是“只拉弓,不放箭”,通过正钦差的门生,把消息透露给牵扯本案的官员。各级官员怕丢职位纷纷用钱疏通。最后,不出钱的官员便被查办了。
刘中远又被人参了一本,离任到京。朝廷命副钦差代理浙江巡抚一职。副钦差名为傅理堂,平生好节俭,官服穿得很旧也舍不得换,如果手下的官员哪个穿得奢华,他使看不顺眼。
有两位用钱捐的候补道,因两人都是富家子,穿着奢华。被巡抚看见顿生反感。他们经人指点,暗中送给巡抚姨太大几千两银子.又穿了极旧的官服遏见,巡抚便认为他们知错就改。从此以后,浙江官场上旧官服十分流行,价格也比新官服高出好多倍。
浙江粮道贾筱芝用六干两银子买得一个密保,升任河南按察使。贸很芝的大少爷贾润孙趁黄河决口,任河工总办,赚了十几万两银子,进京谋职,结识了当朝的许多权贵。
时筏仁与广西提督舒军门、户部王博高、军机徐中堂、江南记名道佘小观等人交往。佘小观到南京候职,结识了牙厘局总办余尽臣、学堂总办孙国英、洋务局总办潘金士、保甲局总务唐六轩、旗人乌额拉布,一行人经常在一起赌博、嫖妓。他们还结识了羊统领羊紫辰。羊好色,家中有八位姨大太。一个名叫冒得官的船哨官,为保官职,逼迫亲生女儿给羊统领做第九个小老婆。
湖广总督是位旗人,名叫湍多欢,原来有十个姨太太,人称“制台衙门十美图”。有个属员为谋官职,又特地给这位制台送去两名绝色女子,从此便成了“十二金钗”。得宠的九姨太与十二姨太,先后插手卖官捞钱。经常惹乱子的唐二乱子,通过制台的十二姨太,一夜之间也变成了银元局总办。
湍制台奉旨进京,署理宜隶总督。湖北巡抚贾世文任湖广制台。此人自称乎生有两桩绝技:一是画梅花,一是写字。其实对此一窍不通。下属为讨好他,每次谈完公事,便向他求画和书法,他竟高兴得不得了。他平时因为画画写字,生活毫无规律,下属拜见,有时要等三天甚至半个月。
候补知县卫瓒,蕲州州宫区奉仁,撤任兴国州官瞿耐庵,蕲州随凤占,府经申守尧、秦梅士,代理脐州吏目钱琼光等人先后前来拜见,他们之间互相牵扯,搅起许多污泥浊水。
户部尚书童子良,奉命清查各省财政。童钦差最讨厌的是洋人。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带一个“洋”字,他绝不肯亲近。听人说鸦片是洋烟,便捧掉烟灯、烟枪;卖宫收钱,专要银子不要洋钱。出京之后,一路竞捞到一万两。
江南有位制台,名叫文明,见了官级比他小的,态度总是很傲慢。但见了洋人态度却极好。一次,巡捕报告有人来见制台,制台正在吃饭,便打了巡捕一个耳光,责骂他不看时机;巡捕说是一个洋人,制台便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光,责骂他为什么不早来报告。
江宁府六合县知县梅杨仁馅媚洋人,颇得文制台器重。枪炮制造厂总办傅博万,因随温钦差出使过外洋.回国厉,备受文制台赏识,一路升迁至湖南巡抚、山东巡抚为了讨好洋人以求保好官位,使尽浑身解数。
阁学甄守球的长于甄学忠在河工L成绩突出,升了知府,派他太大的远房哥哥黄二麻子到京城接老爷。甄阁学有个胞兄在保定,黄二麻子便同去探望。刚一进门,便听见家人的哭声。甄阁学前去叫,哥哥慢慢醒过来,说自己做了一个梦。于是使向甄阁学陈述了一番,甄阁学后来到了儿子的任上当了名太爷,将哥哥梦中之事敷衍一番,便是《官场现形记》。[1]
2角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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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温:陕西同州府朝邑县秀才,会试落榜后在京城里捐官。
黄道台:升了道台后,因为之前案子被人告发,花钱疏通安然无恙。
何“荷包”:江西代理巡抚何某,爱钱,买官山东胶州知府。
陶子尧:山东候补通判被往上海购买机器,结果被骗去几万两银子,弄得狼狈不堪。
胡统领:领率官兵从水陆两路驶向浙东剿匪,其一路上花天酒地,烧杀抢掠。胡统领为了领赏受爵,把严州一带土匪猖狈夸大一番,结果上下官兵个个立功受赏。
羊紫辰:统领,好色,家中有八位姨大太。
冒得官:船哨官,为保官职,逼迫亲生女儿给羊统领做第九个小老婆。
湍多欢:湖广总督,奉旨进京,署理宜隶总督。
童子良:户部尚书,童钦差最讨厌的是洋人,只要带一个“洋”字,他绝不肯亲近。
梅杨仁:江宁府六合县知县,馅媚洋人,颇得文制台器重。[1]
3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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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记》目录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勖后进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第三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第四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第五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第六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第七回 宴洋官中丞娴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第八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第九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勖孝子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活哨官遭殴打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绔袴得高官 吝小费貂珰发妙谑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诩多才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龌龊堂构相承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第四十九回 焚遣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纡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以上内容参考资料)[2]
4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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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出生于书香门弟之家,由于幼年丧父,无法读书,只好投靠在山东城阳做官的堂伯父李翼青处栖身。李伯元在26岁那年,他参加考试,中了第一名秀才。翌年赴江阴乡试,按成绩,应名列金榜,可是典试官借口李翼青有“叛逆皇法之前科”而株连子侄,结果名落孙山。此后,李伯元到上海另谋出路。
通过与社会广泛接触,加之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李伯元意识到,“欲唤起民众,促使全国上下觉悟到中国将被瓜分之祸”,报刊是一种“发聩振聋、行之有效”的宣传利器。于是,1896年初夏,李伯元第一次进了《指南报》社当了一名编辑。翌年6月,他独立创办起一份《游戏报》。李伯元所办的《游戏报》,别出心裁,独具一格。他不仅事必躬亲,自己既当主编,又任主笔,还时时告诫助手们“新闻必事事核实,言谈必一针见血,不混淆黑白,语涉诙谐,意存惩劝”。《游戏报》问世后,颇受读者的欢迎。为了对官场进一步的暴露和讽刺,他独辟蹊径,另外办了一份《世界繁华报》,连载《庚子国变弹词》和《官场现形记》两部长篇小说。李伯元原计划写120回,但写到50多回就过世了,尤其友人欧阳巨源续成60回。[3]
5点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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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思想

《官场现形记》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极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他们官职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各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鱼肉百姓的吸血鬼。 举人出

身的王仁开馆授徒,为了激发学生读书的积极性,他说读书方可做官,而做官的好处则十分诱人,“点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鸣道。”本书是上不得台面的话,他居然堂而皇之在课堂宣讲。不难想象,这种教育思想熏陶下的门徒,除了祸国殃民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出息?让这种人充斥官场,官场该当是何等的丑态。读书科举而为官原是封建社会取官之“正途”,“正途”尚且如此不堪,其它之途当然是更加等而之下。如捐官,即用钱来买,按官阶定价,只要买方有大把钞票,卖方自可不问钞票来源是否合法,你肯买,出得起价,我则敢卖,放手让你做官。还有一途名曰“军功”,即用官位当奖品颁发打仗立功的人员。而这些军功之士大多是屠杀平民的刽子手,让刽子手做官办事,谁敢指望他会将事情办得公正明白,贪官污吏们虽各有特点,但亦有相同之处,如让他们理财,他们会大饱私囊;让他办案,他们会放纵真凶,污陷良人;让他们修河,他们会使大堤溃裂,水淹良田;让他们督军作战,他们会让自己的部队一溃千里。
官场腐败,自然道德沦丧。居上位者,只知珠玉妖姬,升官发财,所谓政绩,无非是祸国殃民。胡统领严州剿匪,纵兵屠洗村庄以冒功邀赏。在下者则巧于逢迎,吮痈舐痔,奴颜媚骨成为做官第一要诀。湍制台家蓄十美,属员过翘特地到江南买了两个绝色女子进献,凑成“十二金钗”。更为龌龊的是冒得官,竟将亲生女儿报效上司。人心叵测,遍地陷阱。两个红州县周果甫、戴大理斗法,都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时筱仁恩将仇报,对故主落井下石;刁迈彭卖友求荣,断送把兄。书中那一群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刘大侉子、黄三溜子、田小辫子、唐二乱子等,更是晚清官场特产的一宗活宝,捐例大开的必然产物,钱虏市侩,袍笏登场,官场的文化品位也荡然无存了。综观全书,人性的堕落与异化到了怵目惊心的地步,作家直斥为“畜生的世界”(第六十回)。[4]
内容赏析

《官场现形记》是一部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的力作,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总体解剖,上自军机大臣,下至佐杂胥吏,全方位地摄入笔底。书中人物故事多以真人真事为蓝本。
《官场现形记》所写的不是个别的贪官污吏,而是整个政治体制的腐朽,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卖官鬻爵、贪赃纳贿已成为官场的运行机制。通过慈禧太后之口,道出“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第十八回)何藩台与其胞弟三荷包,内外联手,将府州县缺明码标价出售。贾润孙携十万两银进京谒见,立刻被一帮手眼通天的掮客包围,他们专门替朝中大老兜揽生意,进纳苞苴。军机处俨如坐地分赃的议事厅。书中两大参案,都是最肮脏卑鄙的政治交易。如浙省参案,本是朝廷有意照应钦差,“好叫他捞回两个”。书中勾勒出一幅八表同昏的官场群丑图。[4]
表现手法

《官场现形记》表现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其写的多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如周中堂影射翁同等。至于冒得官、区奉人(谐趋奉人)、贾筱芝(谐假孝子)、时筱仁(谐实小人)、刁迈彭(谐刁卖朋)、施步彤(谐实不通)等,其行径一旦形诸笔墨,皆使时人感到似曾相识,默契会心,倍增兴味。它以纪实性而风靡于世。嗣后,模仿之作纷出,一时蔚为大观。[5]
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白话文学史》)。《官场现形记》简直成了惩办贪污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一逮一个着。[5]
结构安排

在结构安排上,《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相仿,采用若干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蝉联而下的结构方式。《官场现形记》作为一个大的语篇结构,其目的是彻底、全面地暴露整个晚清官场的黑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小说继承了《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但又有一定的突破和发展。从表面上看,小说在漫不经心地从此一人写到彼一人,从些一事扯到彼一事,其记事遂与一个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但是小说绝不是漫无标准地随意联缀许多话柄杂凑起来的,而是一个堪称有机的整体结构。其修辞特点是借助时空的转移,由一点推移开去,形成为线,再由线推移开去,形成为面,而在这点、线、面的推移中,隐隐然呈现出一幅幅富于立体感、流动感的官场现形图。具体地说,文本中这种时空的推移,每每以地方为起点,而以北京为终点不断画圈,成地方到北京再地方的轨迹,从而将笔触涉及从地方到中央,从胥吏到大臣,亦即从横的平面上遍及了全国的各个角落,从纵的轴线上遍及了官僚体系的各个等级。同时,又从表层写到深层,从公开写到隐秘,从合法写到非法,将整个官僚体制中形形色色的大官小官、胥使差役的行为心态,一一予以暴露。这种弧圈式的轨迹的推移,把大量散乱的原始素材化为有序的艺术整体,自然混融,不落痕迹,实在是匠心独运,妙不可言。[5]
此外,同一词语在同一语篇反复出现,突出的文章的主题。例如“钱”在作品中出现1723次,作为中心话题,将整个作品连接成一个整体,足以说明整个晚清官场又经变成了一个大卖场,在这个依靠金钱可以买卖官职的结构中,谁有钱谁就可以买官做,当上官之后可以返本,开始卖官获利,如此循环。在这些代表着权钱交易的词语大量出现的同时,小说同样也暴露整个晚清官场的黑暗。[6]
讽刺语言

李伯元作为讽刺文学家出现在世界近代文坛,他那富有东方色彩的讽刺艺术之刻画入微,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可以列入世界优秀讽刺文学之林。也为中国讽刺文学史的扉页抹上了辉煌的亮色。
其语言亦仿效《儒林外史》并有所发展,充分运用了夸张、漫话式的讽刺手法,往往寥寥几笔,就将人物的音容体态勾勒出来,白描传神,是其所长;又善于描写细节,使笔下的人物生动传神,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胡统领严州剿匪数回,布局精巧,错落有致,人物映带成趣。胡统领涎色贪财,昏聩颟顸,而又乔装张致,擅作威福;周老爷阴险势利,工于心计;文七爷纨绔阔少,风流自喜;赵不了寒酸猥琐,人穷志短;庄大老爷老奸巨猾,八面玲珑,都栩栩如生。衬以浙东水乡风光,江山船上的莺莺燕燕,构成相当生动逼真的社会风俗画卷。作家尤擅长于渲染细节,运以颊上添毫之笔,有入木三分之妙。第四十三至四十五回,写佐杂太爷的酸甜苦辣,极尽揶揄之能事。“跌茶碗初次上台盘”是一幕精心设计的人间喜剧,通过跌茶碗这一细节,将小人物受宠若惊的扭曲心态,描摹尽致。小说还充分运用了夸张、漫画化的闹剧手法,尤喜撕破人生的假面。如浙江巡抚博理堂,自命崇尚理学,讲究“慎独”功夫,却偏有“叩辕门荡妇觅情郎”一幕好戏。[6]
艺术缺陷

《官场现形记》艺术上的缺陷是冗长、拖沓,人物情节间有雷同,且书中暴露黑暗有馀,缺乏一丝亮色。另外,此书里没有一个好官,也没有一个好人。作者描写这班人,只存谴责之心,毫没有哀矜之意。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时竟不能使人开口一笑。这种风格在文学上是很低的。[4]
名家点评

鲁迅评价:“相比这两部小说(《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尽管各有所长,多有风骨,但从广度和深度看来,还是李伯元冠其首。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充塞爱国情的反骨。”(鲁迅评)[7]
胡适认为,《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候,捐官最盛行的时期。这部书是从头到尾诅咒官场的话。全书是官的丑史,没有一个奸官,没有一个好人。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趋势”。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8]
陈子展认为,《官场现形记》也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去是这时最下流的上流社会:官场。他所写的官场现象,正是满清亡国现象。[9]
阿英同意陈子展的说法,《官场现形记》一书,虽有许多缺点,然实足使读者能以了晚清的政治以及社会。政治腐败到若何程度,有些怎样的事实反映着,在《官场现形记》有之。外人何以奴视中国,中国官司又是如何的逢迎外人,《官场现形记》亦有之。以着怎样的原因,造成官吏的贪污,人民的受害,《官场现形记》更有之。[10]
郑振铎,《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一样,一方面拥护封建道德,但又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矛盾与黑暗现象,表现了初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人民的生活,描写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以及老百姓如何反抗洋人,说明了真正反抗帝国主义的是老百姓。[11]
6作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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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自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后,这一“嬉笑怒骂之文”一时在上海十分受人欢迎,1906年出版单行本。与李伯元同时代的吴沃尧说:“访贾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说,肖君名以出版,其见重于社会可想矣。”顾赜刚在《(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现形记”一书流行其广,慈涪太后索问是书,按名调查,官交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大广”。毋太后索阅.官吏获咎,是否真实,值得怀疑、但这部书当时十分走红,却是事实。自该书问世后,坊间以“官场”命名的新书多达十多种.如《官场维新纪》(1906)、《新官场现形记》(1907)、《后官场现形记》(1908)、《官场风流案》(1908)、《官场风流案二集》(1908)、《新官场风流案》(1906)、《官场笑话》(1909)、《新官场笑话》(1909)等。[6]
7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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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刺杀

据传,《官场现形记》在社会上的影响,也震惊了衙门和朝廷。摄政王载沣就曾下令两广总督端方派人刺杀作者,取缔连载作品的报社。李伯元也不断收到恐吓信,乃至子弹和砒霜等警告物。由于当时《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署名是“南亭亭长”,因而官府在“檄文”中就扬言:凡抓到“南匪”就格杀勿论!
李伯元遇险不惊,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报社化整为零。他本人迂回于英、法租界中“游击”办公,通过密友的关系,进行地下印刷。李伯元始终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受挫不折,报纸一日未停。为显示大丈夫“站不改名,坐不改姓”的意气,将笔名干脆改为正名,并且以诗言志:“往日醒尘梦,尔今更抖擞;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鸣。”如此,李伯元和他的《官场现形记》终于躲过了劫难。就这一点说,英、法租界也算做了一件好事。[3]
盗版

在李伯元生前,《官场现形记》即有上海传出盗印翻刻之情事,至其逝世后,坊间盗印、翻刻之风尤甚,后经上海会审公堂审理调停,判决版权归属,并由翻印书馆以3000元购买原书版权以为代价。为晚清文学界中,最早透过诉讼来维护版权的实例。[4]
8版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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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记》原发表於报刊,其成书始於光绪29年(1903年)9月,由世界繁华报出版,采线装分册装订。在1903年9月8日《世界繁华报》第892号上刊登有出书预告。光绪30年2月,发行续编,内容为第13-24回;光绪30年下半年接著出版三编,内容为第25-36回;及至光绪32年,全书60回始得付梓完毕。[1]
《官场现形记》有光绪癸卯(1903年)上海《世界繁华报》排印本;光绪甲辰(1904年)粤东书局石印本,有注,六编七十六四。石印本,全名为《增注绘图官场现形记》,书首无作者名氏,亦不署年月,书前有序,序后署“光绪癸卯中秋后五日茂苑惜秋生”。初编卷一至卷十二,续编卷十三至卷二十四,三编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六。故为三十六回本。一函九册,为袖珍本,全书共有插图三十八幅,每页均增有注语,似为惜秋生所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世界繁华报馆铅印本。全名为《增注绘图官场现形记》;宣统元年(1909年)崇本堂石印本。另外,据阿英《晚清小说史》云:“又有日本知新社光绪三十年(1904年)铅排本,惟著者已易名为日本吉田太郎,显系伪作。”
今有:《官场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版;《官场现形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官场现形记》,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5]
9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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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字伯元,号南亭亭长,又号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芋香、北园等,江苏武进人。出身官宦世家,三岁时丧父,由做过山东道台的伯父抚养。少年时代即擅长诗文,中第一名秀才,后来几次考举均落榜。其堂伯父为他捐纳了一个府经略的功名,但李伯元却无意于仕进。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上海办《指南报》,后来又主办《游戏报》、《繁华报》。1903年,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诱像小说》半月刊。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开经济特科,李伯元曾被荐举,旋又遭“文字轻佻,接近优伶”的弹劾。李伯元一笑了之,辞不应召。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伯元卒于寓所,年仅四十岁。李伯元是晚清著名的小说家,除著有《官场现形记》外,还有《文明小史》六十回、《中国现在记》十二回、《活地狱》四十二回、《海天鸿雪记》二十回、《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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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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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海花(曾朴著小说作品)编辑
《孽海花》,长篇谴责小说之一,清朝金松岑、曾朴著。35回,最早见于《江苏》杂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后由曾朴续写而成与1928年前后。小说采用隐喻的手法,以苏州状元金汮和名妓傅彩云的经历为线索,展现了同治初年至甲午战争三十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历史变迁。书中笔墨最为集中也最成功的是对封建知识分子与官僚士大夫的刻画,突出虚伪造作和庸腐无能。
作为近代历史小说的代表,后世评价甚高。作者采用网状的结构推进故事情节,文笔娟好,明丽如画。鲁迅称许《孽海花》:“结构工巧,文采斐然。” 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俄、日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
作品名称孽海花
外文名称Niehai Hua,Flower in a Sea of Sin
创作年代晚清
作品出处《江苏》杂志
文学体裁小说
作 者曾朴、金天翮
目录
1内容梗概
2人物介绍
▪ 金雯青
▪ 傅彩云
3历史背景
4作品目录
5创作历程
▪ 金氏版本
▪ 光绪年版本
▪ 真美善本
▪ 续作
6点评鉴赏
▪ 主题思想
▪ 内容赏析
▪ 人物赏析
▪ 文学鉴赏
▪ 名家点评
7作品影响
8作者简介
▪ 金天翮
▪ 曾朴
1内容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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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主线,生动地描写了从同治至光绪30多年间的历史文化的推移和政治社会的变迁,涉及朝廷宫闱、官僚客厅、名园文场、烟花妓院直至德国的交际场,俄国虚无党革命等,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全书写了200多个人物,从最高统治者慈禧、光绪,到官场文苑的达官名士,到下层社会的妓女、小厮。[1]
2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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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雯青

金汮,字雯青,是同治五年的状元,娶红极一时的名妓傅彩云为妾。故事起源于金雯青途经上海,在一品香宴集上面对那些学贯中西的新潮人物深感触动。此后他任清政府使节,踏上德国萨克森号轮船,在柏林、圣彼得堡,反而由于旧时代知识分子的约束使他的茫然无措,每日杜门谢客,蛰居书室。这位攀上中国科名高峰的状元,最终被其爱妾活活气死。[1]
傅彩云

傅彩云以清末民初红极一时的名妓赛金花为模特。她出身卑微,沦落风尘,成为姑苏城中艳名大噪的花魁。她与雯青一见如故,从此宠擅专房。后随雯青远赴欧西各国,俨然命妇,又兼能操外语,出入宫廷和社交场合,赢得“放诞美人”的芳名。她聪明乖巧,善解人意;又机敏老辣,富有手腕。温顺时,如依人小鸟;刁恶时,如毒螫蛇蝎。她轻薄如浮花浪蕊,终于把雯青活活气死。[2]
3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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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海花》所表现的30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1]
4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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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回 一霎狂潮陆沉奴乐岛 卅年影事托写自由花 第2回 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渎
第3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敦生演说西林春 第4回 光明开夜馆福晋呈身 康了困名场歌郎跪月
第5回 开樽赖有长生库 插架难遮素女图 第6回 献绳技唱黑旗战史 听笛声追白傅遗踪
第7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第8回 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 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
第9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第10回 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第11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胪老鞑文 第12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第13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第14回 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 一声小调显命妇风仪
第15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第16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
第17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脔 第18回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 借花园开设谈瀛会
第19回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 的烁三明珠一笑来筋名士寿 第20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第21回 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 第22回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 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
第23回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 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 第24回 愤舆论学士修文救藩邦名流主战
第25回 疑梦疑真司农访鹤 七擒七纵巡抚吹牛 第26回 主妇索书房中飞赤凤 天家脱辐被底卧乌龙
第27回 秋狩记遗闻白妖转劫 春帆开协议黑眚临头 第28回 棣萼双绝武士道舍生 霹雳一声革命团特起
第29回 龙吟虎啸跳出人豪 燕语莺啼惊逢逋客 第30回 百水滩名伶掷帽 青阳港好鸟离笼
第31回 抟云搓雨弄神女阴符 瞒凤栖鸾惹英雌决斗 第32回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第33回
保残疆血战台南府 谋革命举义广东城 第34回 双门底是烈女殉身处 万木堂作素王改制谈
第35回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辽天跃马老英雄仗义送孤臣    
5创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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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氏版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江苏》本。1903年金松岑应东京的江苏留日学生办的《江苏》杂志之约,写了《孽海花》前六回,其中第一、第二回刊登于《江苏》第八期上,作者署联所,即金的笔名。
1904年3月, 金氏在《爱自由者撰译书广告中》中,将《孽海花》标以“政治小说”,并说明小说从中俄交涉开始,经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等,到俄国复据东三省(1903年)为止。但金著《孽海花》并未成书出版。[3]
光绪年版本

1904年8月, 曾朴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书社。他与金松岑商定《孽海花》新版共六十回目,前者还拟了一份《孽海花》人物名单,计一百一十名,分六个阶段计划全面反映晚清社会。随即曾朴对前六回进行了修改,并续写下去,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完成二十回,分成两编(每编五卷十回),于光绪十一年即乙巳(1905年)正月和八月由日本东京翔鸾社印刷、小说林社发行。
1907年《小说林》杂志创刊后,曾朴又续写了五回,连载于该刊第一期(21回,22回)、第二期(23回、24回)、第四期(25回),以后中辍。1916年强作解人曾将二十一回至二十四回编为三编,并与佚名的《孽海花人名索隐表》、强作解人的《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证》八则及《续考》十一则合刊,由上海拥百书局排印,上海望云山房发行。
曾朴此时创作的二十五回,至今未见有合刊的单行本行世。阿英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二卷》中仅收了一至九回(中华书局1960年版)、魏绍昌在《孽海花资料》(增订本)中仅收了第一至六回及第二十五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均非完全版本。[3]
真美善本

1927年曾朴由政坛重返文坛,在上海创办了真美善书店和《真美善》杂志。同年曾朴对《孽海花》前二十五回进行了修订,特别对其中的一至六回和二十五回作了较大的变动,如添进了龚自珍与太清西林春、龚孝琪与褚爱林、曹公坊与李霞芬、刘永福与花哥艳情故事等。
1928年1 月真美善书店出版了修订本第一、二编二十回。此书每编一册,每册各五卷十回,封面有自由女神像,中间竖写书名,题署“东亚病夫著”,第一编卷首有作者《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一文作为代序,两编每回均有辰伯所作插图一至三幅不等。
曾朴修订、续写的二十一回至三十五回,先连载于《真美善》杂志上,由一卷一期至五卷六期,断断续续刊登了三年多(1927年11月-1930年4月)。1935年1月真美善书店将二十一回至三十回作为第三编出版, 同时又将一至三编十五卷三十回合为一册印行,这就是通行的三十回本初制本。
此后1941年上海真美善书店重刻本、1944年上海真美善书店三刻本、1940年成都孙次舟叙录本、1955年北京宝文堂本、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本、1957年台北世界书局本,都是根据真美善初刊本三十回重印的。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行了《孽海花》增订本,除真美善本三十回外,并附录了三十一回至三十五回及《孽海花人物索隐表》(刘文昭增订)。中华书局1962年版,此为增订本,将1927年《真美善》杂志陆续发表的第31至35回作为附录;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又重印了增订本三十五回。此外,还有《孽海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孽海花》南海出版社2002年版;《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3]
续作

《孽海花》的续作有两种,一是陆士谔的《新孽海花》。此书衔接小说林本《孽海花》一至二十回,自二十一回“背履历库丁蒙廷辱,通苞苴妃子受官笞”起,至六十二回“专制国终撄专制祸,自由神还放自由花”止,回目完全袭用曾朴、金松岑所订的六十回回目,1912年9月由上海大声图书局出版,共四册, 后因涉讼毁版。此书与原作殊不称。二是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张鸿系曾朴同乡挚友,受曾朴之托而作续书。此书衔接真美善本《孽海花》一至三十回,由三十一回续写至六十回,仍以赛金花为线索,主要描绘了清末戊戌变法和庚于事变两大历史事件,文字生动,是一部较好的续作。此书于1943年由真美善书店出版,翌年再版过一次,198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的校订本。[3]
6点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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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思想

《孽海花》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昏聩无能、封建士大夫的醉生梦死以及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和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另外,小说着重表现了晚清高级知识分子在“由旧到新”这一历史“大转关”时期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心态,反映了同光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的冲突与嬗变,反映了它的文化意义。
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岌岌,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然而,时代变化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通达之士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2回叙及金雯青在上海小住。洋务派冯桂芬来访,为主人公阐明时代变迁以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一番话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想道:“我虽中个状元。。。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此外作者也刻画了一批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不过是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第29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29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
《孽海花》成书于资产阶级革命走向高涨的年代,其昂扬的爱国精神和激进的革命倾向,发聋振聩。首回“恶风潮陆沉奴隶国”,体现了作家深切的危机意识,“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的疾呼,在20世纪初叶敲起了警钟。作家的批判笔锋集中指向封建专制政体,甚至借书中人物之口,阐扬了石破天惊的革命主张:“从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第四回)书中还勾勒了英气勃勃的革命党人孙汶、陈千秋、史坚如等的形象,其思想之激进,实出于晚清一般谴责小说之上。[4]
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廷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1]
内容赏析

《孽海花》是一部历史小说。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它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它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它把故事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
作家着眼于19世纪后半中国的“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首先,它具有历史小说的厚重内涵,从中法、中日之战,清流党的锋锐,公羊学的勃起,到帝、后的失和,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活跃,还有柏林、圣彼得堡的风云,历史洪波巨流都留下了投影。其次,《孽海花》的讽刺笔墨亦擅胜场。作家多撷取一些有趣的琐闻轶事,举凡宫闱秘闻,科场闹剧,官吏贪墨,士林麻木等,初无过甚贬词,却能挖掘出其中荒唐、古怪、畸形的喜剧因素。再次,小说着重表现的则是中国文化心态的冲突与嬗替,从沉湎过去的自我封闭转为迎受欧风美雨这一冰泮流澌的巨变。
同时小说着重表现的则是中国文化心态的冲突与嬗替,从沉湎过去的自我封闭转为迎受欧风美雨这一冰泮流澌的巨变。故事开篇苏州雅聚园茶话,显示了咸、同年间人们对于科名的沉醉,留下了文化封闭心态的印迹。而在繁华总汇的上海,冯桂芬对新科状元金雯青的一席话,却透露了物换星移的信息。小说着力渲染上海味莼园的谈瀛胜会,通过风发泉涌的席间议论,几乎囊括了晚清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所提出的各种主张,表现了中国一代先哲奋进自强的追求。小说尤其突出地表现了旧式封建士大夫的必然没落。他们颇有文化素养,论金石,谈考据,一派高雅斯文气象,却大都不堪承当大事。如中法、中日战争数回中,那两位徒托空言、终无大用的书生庄仑樵与何珏斋。云卧园名流雅集中的翰墨场中怪杰李纯客,自鸣清高,疏狂傲世,其实却还是十里软红尘中的名利客。揭露这过渡时代中持守旧文明的“士”完全无助于挽救天朝上国的沦落,是此书的重要底蕴之一。[1]
人物赏析

金雯青
金雯青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他以状元的身分在小说中出场,作者借状元所负载的文化积淀意义暗示中国古代文人学子的普遍经历。在他身上, 具备一般旧文人的优点和劣习,诗词文赋无所不通,也有“蕊宫榜首”的艳遇。然而金雯青使他一出场便面临尴尬处境:置身于充斥着西洋文化的上海,金雯青作为旧时文人茫然无措。冯桂芬的引导及自身的窘迫经历使金雯青真意识到需要改变自己适应时代的变化。然而金雯青只是随波逐流者, 他并没有救国危亡的自觉意识,他的接受新学多少带有几分投机的性质, 更多地出于明哲保身的意味,所以难逃悲剧收场面的结局。作家选择金雯青作为主人公不是偶然的,他恰是中国旧文化的代表,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他们无法走出传统的怪圈, 不过是在外学潮涌逼迫下试探性地把一只脚伸出门槛之外,但其改适的思想动机却体现出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指向中国社会背负沉重的文化传统, 在西学冲击下痛苦而缓慢地行进。
金雯青的自相矛盾性格是晚清文人和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时期心理裂变的结果。他在两性关系上的态度和际遇充分表现了其在新旧观念冲突下的矛盾。他既向往不同于旧观念的两情相悦、彼此相惜的爱情,又抵挡不了情色的诱惑。他既视女子为玩物,又心甘情愿被女子戏弄欺骗,并因此走向万劫不复。金雯青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情场上,都成败北者。他的凋零,意味着一个历史时代的沉沦。[5]
傅彩云
状元郎金雯青对地位卑贱的傅彩云可谓一见钟情。而在傅彩云不停给金雯青带绿帽子,还给气急攻心的金雯青一顿抢白之后,金雯青竟然无言以对“心里热一阵冷一阵,面上红一回白一回”(第21 回)。
当金雯青对受对新旧思想困扰的时候,傅彩云却能毫无拘谨地展示和放纵自己,发挥自己潜能,表现了胆识和自信。傅彩云对金雯青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金雯青即使被傅彩云玩弄于股掌之中,仍将后者视为精神的支柱,不肯放弃,甚至枉送了自己的性命。傅彩云对于金雯青的死虽也因哀生悔,觉得对不起金雯青,但“日月一天天的走,悲痛也一点一点的减”,终觉“不守节,去自由,在她是天经地义的办法,不必迟疑的”(第30回)
在短暂的伤痛之后,又恢复“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对比金雯青的迂腐和无能,在仍然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末期,傅彩云这个形象的意义并不全在“谴责”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人”的意识的觉醒。[5]
威毅伯
《孽海花》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5]
文学鉴赏

结构视角
《孽海花》的艺术结构的脉络是网状的,而非如传统历史小说采用顺序链条式的。鲁迅称许《孽海花》:“结构工巧,文采斐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作家于小说结构尤为惨淡经营。
从叙事角度看,它吸取了近代小说的结构技巧,采用多个叙事角度。首先,小说的主线从表面上看的主线就是状元金沟和名妓傅彩云之间的悲欢离合故事。实际上,这对男女主人公都只是线索人物,充当“参与情节叙事者”的角色。同时以金沟和傅彩云作为主要视角,仍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作为参与者所见所知不免有局限性。因此,《孽海花》作者采用了多视角的叙事结构。如第一回楔子中“爱自由者”是故事述说者, “东亚病夫”是记者。在小说中次采用了故叙说人(说书人)的直接介入。如此一方面理清线索,另一方面调整故事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感到其实,小说能容纳更多的史实和较闻,间断也造成情节的波澜起伏,前伏后应,显出结构的紧密。[6]
人物勾勒
《孽海花》的篇幅并不长,全部三十五回,二十多万字,写了二百七八十个人物,涉及犯清社会各个阶层。《孽海花》在人物描写上,长于写上层社会,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清流、名士。除了金沟、傅彩云两个主角有自己的性格史之外,其他人物大多是侧影或剪影。但笔墨虽简,大多是白描,稍带些夸张,却能酷肖其人。在笔法上,很明显地借鉴古典小说的传统按法,许多地方可见《三国演义》、 《红楼梦》、 《儒林外史》的影响。同时也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如第27回谈端敏等与李鸿章的助手马荣获、乌赤云在江苏会馆聚会,议论中日战事,大有《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的韵味。[6]
写作特点
《孽海花》是一部瑰玮缛丽的作品,文笔娟好,词采华披,写景状物,明丽如画。同时,它也是一部写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书,同时是针对看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兴趣写的,因此文字典雅含蓄,征引繁博,具有很浓厚的文人风味。这种文体风格,一方面,使小说很耐读,意味隽永,读的越多,推敲愈深,愈有趣味。另一方面,因为典故大多,征引的史实太繁多,如果没有对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就不易理解文字的言外之意,甚至难以卒读。尽管如此, 《孽梅花》仍然是晚清时代的—部小说杰作,它成为沟通古典小说与近代小说的桥梁。[6]
名家点评

鲁迅称许《孽海花》:“结构工巧,文采斐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孽海花》是一部瑰玮缛丽的作品,文笔娟好,词采华披,写景状物,明丽如画。作家于小说结构尤为惨淡经营,提出“珠花”式的结构艺术。从苏州阊门外彩灯船上雯青与彩云邂逅,至于水逝云飞的最后结局,围绕男女主人公命运这一中心主干,把许多本是散漫的故事结成枝叶扶疏的整体布局,并以蟠曲回旋之笔,精心设计了几次高潮。当然,《孽海花》中也有一些杂芜枝蔓的笔墨,失之纵逸。[4] [7]
《负暄絮语》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因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5]
胡乱对此书评价不高,以为:“《孽海花》一书但可居第二流”。[8]
7作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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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海花》与《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的出版,曾于20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10余次,“行销10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孽海花侧记》)。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
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一部小说不仅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兴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来诸多文化名人评头品足,这确乎是一件极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放开自己的眼光去鉴赏,去评判。
《孽海花》作品在国外也很多译文。唐纳德·威利斯翻译了该书的第24-26回(英译本),1951年发表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原苏联学者谢马诺夫译了《孽海花》,该长1960年于莫斯科出版。国外研究这部作品的论文和著作相多。日本的有目加田诚的《孽海花》,鸟居久靖的《孽海花版本札记》.相浦皋的《孽海花札记》,安生登美江的《关于孽海花的创作思想–20回本及30回本的比较》、《孽海花的文体–美的追求》和《金松岑与曾朴的孽海花》等。原苏联有谢马诺夫的《曾朴作品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结构》与《中国长篇小说的演变: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等。西方国家有亨利·麦卡列维的《曾朴与孽海花》,李培德的《孽海花戏剧性的结构》与《曾扑》,克拉拉孙的《曾朴孽海花的文学技巧解析》等。[9]
8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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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天翮

原著“爱自由者起发,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即金天翮(1874—1947年),原名懋基,字松岑,号壮游,又名金一,后名天翮、天羽,号鹤望,笔名麒麟、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人。1903年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并应《江苏》杂志约请,写了《孽海花》前六回,后交曾朴修改和续写。他翻译的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以及《女界钟》《三十三年之落花梦》等,在清朝末年都很有影响。著有《天放楼诗文集》。[10]
曾朴

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等。江苏常熟人。生于1872年,19岁即考中秀才,次年中举。转年赴京应试却因试卷墨污而名落孙山,随即捐官留京供职。到1896年曾朴因保举不得而离京另谋出路。
次年,至上海创办实业结识了谭嗣同等维新人士。1898年,曾朴因故未能参与戊戌变法,谭、林诸君殉难后曾朴闻讯立即返乡,之后从事新式教育推广。1903年再赴上海从商,次年创办“小说林社”,1907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次年出版社因资金周转不灵被迫关闭。
到1909年,曾朴开始从政,先后任两江总督衙门幕僚、江苏省财政厅厅长等职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为止。1927年重操旧业,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还创作了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鲁男子》。至1931年,复以资金不能流转而歇业。随即由泸返乡程。1935年病逝于常熟。
曾朴终其一生,始终热衷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著述达数10种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声中外,还有诗词、戏剧、日记、译述等。[10]
参考资料
1. 王祖献 .王祖献 :黄山书社 ,1990年06月 :1 .
2. 张袁月:论《孽海花》结构安排中的文化反思 .明清小说研究 [引用日期2012-12-17] .
3.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五):通俗小说集 .国学网 .2011-05-30 [引用日期2014-12-6] .
4. 资料来源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四卷,第509-513页 .
5. 张中行 .负暄絮语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年 :205 .
6. 傅隆基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讲话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1年06月第1版 :322 .
7.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商务印书馆 ,2011-12 :380 .
8. 夏志清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联合文学 ,2013-3-1 :294 .
9. 施建业 .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黄河出版社 ,1993年04月 :62 .
10. 时荫 .曾朴及虞山作家群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8-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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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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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编辑[lǎo cán yóu jì]
《老残游记》,清末中篇小说,是刘鹗 (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的代表作,流传甚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一个世纪以来,《老残游记》印行的各种中文版本有186种之多,此外又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朝鲜文等8种文字。中外各国欣赏和研究者对这部体现了作者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美学理想和深妙哲理意味,并在艺术上又有创新的近代小说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引起如此强烈反响的中国近代小说,《老残游记》独占鳌头。《老残游记》应是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上乘的“文化小说”,而且是一部古往今来诞生于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范围上具有超一流精神、文化、文学和艺术境界的巅峰之作。
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对社会矛盾开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误国,清官害民,独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贪官更甚。同时,小说在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提炼、生活哲学及艺术、女性审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乐景物描写等多方面皆达到了极其高超的境界。
书 名老残游记
作 者刘鹗
译 者钟夫人 注解
ISBN9787532559145[1]
页 数195
定 价12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8
装 帧精
开 本32
目录
1主要内容
2作品目录
3创作历程
4点评鉴赏
▪ 作品主题
▪ 作品构思
5主要版本
▪ 续集
▪ 外编
6作者简介
7发展状况
8社会评价
9成就影响
1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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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20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原署鸿都百炼生著。作者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小说写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
在这块风光如画、景色迷人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封建官吏大逞淫威,肆意虐害百姓,造起一座活地狱。小说的突出处是揭露了过去文学作品中很少揭露的“清官”暴政。作者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第16回原评)。刘鹗笔下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玉贤是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的。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于朝栋一家,因和强盗结冤被栽赃,玉贤不加调查,一口咬定是强盗,父子三人就断送在站笼里。董家口一个杂货铺的掌柜的年轻儿

子,由于酒后随口批评了玉贤几句,就被他抓进站笼站死。东平府书铺里的人,一针见血地说出了玉贤的真相,“无论你有理没理,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就上了站笼了”。玉贤的逻辑是:“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为了飞黄腾达,他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屠刀。老残题诗说,“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本质。刚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他审讯贾家十三条人命的巨案,主观臆断,定魏氏父女是凶手,严刑逼供,铸成骇人听闻的冤狱。小说还揭露了貌似贤良的昏官。山东巡抚张宫保,“爱才若渴”,搜罗奇才异能之士。表面上是个“礼贤下士”方面的大员,但事实上却很昏庸。他不辨属吏的善恶贤愚

,也判断不出谋议的正确与错误。他的爱才美德,却给山东百姓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办盗能吏”玉贤是他赏识的,刚弼也是他倚重的,更为严重的是他竟错误地采用史钧甫的治河建议,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致使两岸十几万生灵遭受涂炭。在小说中楔入的桃花山一段插话中,着重写了隐居在荒山中的两个奇人□姑和黄龙子。通过两人的言行宣扬了作者所信奉的太谷学说,同时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即所谓“北拳南革”,即北方的义和团和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恶毒的诋毁和诅咒,攻击他们都是“乱党”。义和团来势猛,他说“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革命党起势缓慢,他认为“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告诫人们不要“搅入他的党里去”,表现出对事物发展趋势悲观的一面。小说的第一回,就是作者对于当时政治的象征性图解。他把当时腐败的中国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将被风浪所吞没的破旧帆船。船上有几种人:一种是以船主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指当时上层的封建统治集团。作者认为他们“并未曾错”,只是因为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不意遇上了风浪,所以毛了手脚,加上未曾预备方针,遇了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就没有依傍。再一种人是乘客中鼓动造反的人,比喻当时的革命派,污蔑他们都是些“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宣扬如果依了他们,“这船覆得更快了”。还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则是指那些不顾封建王朝大局、恣意为非作恶的统治阶级爪牙。作者对他们也很反感,视为罪人。
究竟怎样才能挽救这只行将覆灭的大船呢?作者认为:唯一的办法是给它送去一个“最准的”外国方向盘,即采取一些西方文明而修补残破的国家。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有些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如玉贤指毓贤,刚弼指刚毅,张宫保(有时写作庄宫保)为张曜,姚云松为姚松云,王子谨为王子展,申东造为杜秉国,柳小惠为杨少和,史钧甫为施少卿等,或载其事而更其姓名,又或存姓改名、存名更姓。黑妞、白妞为当时实有之伎人,白妞一名王小玉,于明湖居奏伎,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称。废济阳以下民埝,乃光绪十五年(1889)实事,当时作者正在山东测量黄河,亲见其惨状。正如作者所自言:“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第13回原评)《老残游记》的艺术成就在晚清小说里是比较突出的。特别在语言运用方面更有其独特成就。如在写景方面能做到自然逼真,有鲜明的色彩。书中济南千佛山的景致,桃花山的月夜,都明净、清新。在写王小玉唱大鼓时,作者更运用烘托手法和一连串生动而贴切的比喻,绘声绘色的描摹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鲁迅称赞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中国小说史略》)。
2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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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第二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第三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
  第四回 宫保爱才求贤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
  第五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
  第六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
  第七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
  第八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
  第九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第十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箜篌
  第十一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痴犬流灾化毒龙
  第十二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
  第十三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
  环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2]
注:现行《老残游记》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新版本,老版本为中华民国上海书局繁体字竖排版、章回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曾经出版繁体字竖排版章回体,比较接近原著内容。
3创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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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会撰写《老残游记》一书,原本是为了帮助朋友.在义和团乱后没几年,京曹中有沈虞希与连梦青二人,因素与天津日日新闻的方药雨为友。一日,沈虞希偶将朝中事告知方药雨,方氏将其揭露於报端,清廷获悉后大为震怒,严办泄密之人,且株连甚广,沈氏被逮杖毙,连梦青仓皇遁走上海,连氏到上海后,家财尽失,无以为生,只依赖卖文糊口.刘鹗知其人孤介,不愿受人资助,因此动笔写小说送他,以增加其稿费收入。
刘鹗的写作动机本为助人,但他生当乱世,目睹国事糜烂,再加上自己一生事业上的失败以及政治理想的幻灭,《老残游记》事实上也是他个人情感的寄托.他曾在书中自叙:「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国家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由此可知,《老残游记》为当时中国社会之缩影,更是作者一部以文字代替哭泣的著作。
4点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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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主题

小说《自叙》中云:“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刘鹗是在事业屡挫、饱尝忧患之馀而撰此说部,是他的崩城染竹之哭。首回那在洪波巨浪之中行将沉没的大船,便是中国的象征。横亘在作家心头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困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刘鹗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官僚政治及其文化心态,作了相当深刻的透视和反思。小说以一个摇串铃的走方郎中老残为主人公,记叙他在北中国大地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书中触及的社会生活面并不甚广,但开掘甚深。《老残游记》的一大特色,是首揭“清官”之恶。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清廉得格登登的”酷吏典型——玉贤、刚弼。他们的“清官”、“能吏”之誉,是以残酷虐政换来的。玉贤做曹州知府,号称“路不拾遗”,揭开这一“美誉”的背面,则是滥杀无辜,冤案累累。于朝栋一家四口死于强盗栽赃,小杂货店王掌柜之子因直言而贾祸,马村集车店掌柜的妹夫惨遭捕快陷害,真是所谓“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作家深刻地揭示出这些酷吏的可怕的精神世界,掩盖在清廉之下的是无比冷酷残忍与比贪黩更大的贪欲。玉贤点数站笼簿册,如数家珍;刚弼刑讯魏家父女,如猫戏鼠。他们已然沦为嗜血的肆虐狂。他们刚愎自用、任性妄为,愚顽而又专横。自以为不要钱,不问青红皂白,放手做去,其实灵魂深处是无限膨胀的野心和权欲。老残一语道破:“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第六回)他们的飞黄腾达,说明中国封建政体不只卵育贪官,也是孳生酷吏的土壤。庄宫保是又一种类型的官吏,他是所谓宽仁温厚的“好官”,然而颟顸昏谬、平庸无能而坏事。作家以洞察中国历史的慧眼卓识指出:“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第十四回)[3]
作品构思

从小说的总体构思来看,对官僚政治的批判与对文化心态的反思形成互补结构。酷吏的立身根柢便是宋儒理学。书中写了两个带有反理学、反禁欲色彩的女性,即《初集》中的玙姑和《二集》中的逸云。她们属于哲理型或曰思辨型的女性,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罕见的新形象,堪称空谷幽兰。桃花山一夕夜话,作家让自己笔下的理想女性娓娓道出宋儒的虚伪和矫情,表现了对于压抑个性、遏制情欲的伦理道德的深刻憎恶。此外,刘鹗显然试图使作品涵纳自己的政治思想以至哲学思想。首回危船一梦,以象征的手法,将晚清国势的危殆、各派政治力量对时局的立场和态度,做了寓言式的图解。刘鹗无疑反对“北拳南革”,他所开出的治世药方是:补残。所谓“三元甲子之说”,虽蒙上神秘预言色彩,实质也蕴涵着循序渐进的社会变革意识。书中桃花山夜话数回,则显然是在弘扬太谷学派的教义,表现了对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小说同时也是作家心灵历程的自白。从“送他一个罗盘”至于“众怒难犯”,概括了刘鹗一生奋斗的失败史以及痛苦的心灵历程:由补残、哭世至于出世,《二集》和《外编》弥漫着佛老悲天悯人的宗教氛围。[3]
5主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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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集

刘鹗还曾写有《老残游记》续集,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之间。据刘大绅说,共有14回,今残存9回。1934年在《人间世》半月刊上发表4回,次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6回的单行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老残游记资料》收录了后3回。续集前6回,虽然也有对官僚子弟肆意蹂躏妇女恶行的揭露,但主要的是通过泰山斗姥宫尼姑逸云的恋爱故事及其内心深入细微的思想活动,以及赤龙子的言谈行径,宣传了体真悟道的妙理。后3回则是描写老残游地狱,以寓其惩恶劝善之旨。
外编

此外还残存《外编》4700余字,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以后。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歌创作《铁云诗存》。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铁云诗存》,其诗清新俊逸,功力颇深,反映了他的一些行踪和思想感情。
6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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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è),原名梦鹏,又名孟鹏,谱名振远,字云抟、公约,又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祖籍江苏丹徒,185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六合;1909年8月23日去世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他涉猎众多领域,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所著《老残游记》备受世人赞誉,是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又是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刘鹗本人也是富有学识又得不到抱负的人。

刘鹗
刘鹗精於算学、医学、水利,并留心西洋科学。个性放旷不拘,所见不同於流俗,观察时事尤其犀利。早年曾於扬州行医,后改行经商(刘鹗28岁曾在江苏淮安开过菸草店,31岁又在上海开过书店,但都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光绪14年(西元1888)黄河决口於郑州,便投效河督吴大澄,山东巡府张曜,协助治河,后因治河有功,声誉大起,被保荐以知府任用。曾上书建议修筑铁路,利用外资开采山西煤矿,兴办实业(指工商企业),以利民生,时人不解其用心,交相指责,视为汉奸。光绪26年(西元1900)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仓粟(京师官方谷仓里的粮食)为俄兵所据,他向联军以低价购得太仓粟,赈济饥民,全活甚众,却因被控私购太仓粟,流放新疆,住在乌鲁木齐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靠为人治病度日,最后病死於迪化(今乌鲁木齐)。著有《老残游记》、《铁云藏龟》、《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书。
7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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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在国外
论到中国近代小说在国外的影响当首推刘鹗的《老残游记》。自鲁迅先生把它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之后,胡适也给予它很高的评价(《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个世纪(1903—2003)以来,《老残游记》印行的各种中文版本有186种之多(据樽本照雄:《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年齐鲁书社出版),此外,《老残游记》又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朝鲜文等8种文字,在海外广为流传。
  西方人接触中国近代小说,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触摸的近代小说就是刘鹗的《老残游记》。早在1929年《老残游记》的片断译文《歌女》(The Singing Girl,小说第二回黑妞白妞说书)即在《亚洲》(Asia)杂志(11月号)上发表,译者是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此书虽是一个选译本,但西方人却是由它开始认知了刘鹗的艺术才能。1936年,林语堂又将《老残游记》二集六回,译成英文,题名《泰山的尼姑》(A Nun of Taishan),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在西方亦颇流传。1951年,林译本又在美国约翰·戴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改名为《寡妇、尼姑和名妓》,1971年西点格林伍德出版社再版。
  1939年,英文全译本出现,首先是林疑今、葛德顺的译本,题名《行医见闻》(Tramp Doctor’s Travelogue),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接着又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老残游记》译本(1947年南京独立出版公司出版)问世,1948年,这个译本又由伦敦的阿兰及岸温有限公司出版。80年代,外文局出版“熊猫丛书”介绍中国文学,《老残游记》用的就是杨译本。杨译本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此后,又有多种全译本出现,比较重要的还有哈罗德·沙迪克(Harold Shadick)的英译本,1952年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沙迪克出生于美国,后移居加拿大,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上世纪30年代曾在燕京大学任西语系主任、教授,精通中文并熟悉中国文化,故他译的《老残游记》较忠实于原著,特别是书中的许多注释对了解小说很有帮助。译本中还有若干插图,是小说文化内涵的形象化,颇受西方读者欢迎,故这个译本在西方比较流行,曾多次再版。在英译本中,还有H·Y·扬德、G·M·泰勒合译的《老残先生》(Mr. Derelict),系节译本,1948年乔治·爱伦和恩文有限公司出版。
  此外,还有捷克文译本,译者为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Javoslav Prú□ek,1906—1980),该书1946年出版,有长篇序言:《刘鹗及其小说〈老残游记〉》,对在东欧传播《老残游记》颇有贡献。盛成的法译本于1984年由伽利玛七星文库推出。盛成(1899—1996),中国人,早年留学法国。上世纪80年代回国前曾一直在法国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其译本在法国颇有影响。俄译本《老残游记》(莫斯科,1958)的译者为谢马诺夫(B.Семанов),他还是近代另一部著名小说《孽海花》的译者,对近代小说的译介颇感兴趣。谢马诺夫是前苏联著名的汉学家,上世纪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进修过一年,他是苏联少有的研究近代小说的专家,有《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外国文学在中国》(载《十九世纪文学交流史论丛》,莫斯科,1962)和《鲁迅与他的前辈作家》(莫斯科,1967)等论著。
  《老残游记》的日译本有10多种,但多是选译和节译。第一个全译本出现在20世纪的40年代,译者是冈崎俊夫,1941年由生活社出版。1960年又将此译本收入东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28卷,1965年又收入《东洋文库》第51卷,1969年平凡社又以《老残游记·续集》(初集20回、二集6回)的书名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51卷。《老残游记》初集20回仍为冈崎俊夫的译本,二集6回由饭朗教授翻译。这是《老残游记》日译本中最全的本子。译者冈琦俊夫(1909—1959),系日本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科,后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1934年,他与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致力近现代文学的翻译,译过巴金、丁玲、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他的《老残游记》译本,质量很高,在日本视为权威译本。二集的译者饭朗(1907—),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编纂《中国文学》,除翻译《老残游记》二集外,还译有《红楼梦》、《家》和《骆驼祥子》等。
  《老残游记》还有德文译本(德国汉斯·屈柏纳Hans Kuhner译,1989年出版)、匈牙利文译本(鲍罗尼译)、韩文译本等,据目前所知,《老残游记》一书有8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在国外出版传播。
  关于《老残游记》的研究论著也很多,其中较早有代表性的是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的《刘鹗及其小说〈老残游记〉》,此文很有影响,一是作为他译本的长篇序言,又同时发表于《东方文库》(1946),后收入他编著的《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集》(1970)。此文对刘鹗的生平及其小说思想内涵作了较全面的诠释,指出《老残游记》是一部寓意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称赞“这本书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其衰落之前的最后一篇伟大的赞歌。”另一方面,普实克又指出《老残游记》的创新性。他说:在20世纪初的所有作品(指近代小说)中,“《老残游记》可能最接近于现代文学,它也可能因此备受西方读者欢迎,并不断被译为多种文字”。(《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普实克的评论在国际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美籍华人夏志清的评论也颇引人注目。他写有《老残游记:艺术及意义剖析》(台湾《清华学报·中国研究》,1969年第2号),后来又改为《〈老残游记〉新论》。夏氏对《老残游记》评价甚高。他针对过去一般文学史家多认为《老残游记》结构松散、艺术不完整的看法进行评论。他说:从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所表现出的艺术才能来看,他“不是不会撰述面面俱圆的故事”,而是他“不满前人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又有野心包揽更高更繁杂的完整性,以与他个人对国计民生的看法互相呼应”。他说:“《老残游记》文如其题,是主人翁所视、所思、所言、所行的第三人称的游记”,“这游记对布局或多或少是漫不经心的,又钟意貌属枝节或有始无终的事情,使它大类于现代的抒情小说,而不似任何型态的传统中国小说。”夏氏认为刘鹗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近乎革命式的成就”。夏氏所谓“近乎革命式的成就”,主要指《老残游记》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古典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就这一意义上来讲,夏氏的话并不过分。夏氏还称赞小说第十二回老残在黄河大堤上面对雪月交辉的自然景象那一段心理独白(由眼前景象想起谢灵运的诗,又想到《诗经》中的话,再联想到现在的国家)写得很好,显示了刘鹗“抒情小说家的真正本领”,因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向来对主角的主观心境不肯着力描写”,而刘鹗却“摸索(着)以意识流技巧表现这种情景,不但这里如此,好几处亦如此,且同样精采,这确是戛戛独造的。”夏氏是美籍华人中研究近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的评论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毫无疑问,他的评论提高了《老残游记》的文学地位。
  在国外研究《老残游记》的学者中,樽本照雄也是一位非常值得注意的学者,他是日本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尤其是小说)著名专家,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教授。樽本氏对于《老残游记》情有独钟,写有关于《老残游记》的文章30余篇,多数收入他的三个文集:《清末小说闲谈》(1982)、《清末小说论集》(1992)和《清末小说探索》(1998)中,他近三年来有关《老残游记》的文章多见于《清末小说》年刊和《清末小说から》等杂志,在日本及海外学术界均有影响。其中有对小说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如《试论〈老残游记〉》等),但更多是樽本氏对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的发掘与考证,其中尤以对《老残游记》的版本、文字的异同、刘鹗生平的考证用力最多、成绩最大。其他如美国学者马幼垣的《刘鹗》和《读刘鹗〈老残游记·二编〉存疑》、加拿大特兰德·赫利奇的《〈老残游记〉:讽喻叙事》、德国汉斯·屈柏纳的《刘鹗的政治思想》、英国约翰·D·科尔曼的《有和没有向盘:〈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和清代儒家传统的消亡》、日本的小野忍和中野美代子关于刘鹗及《老残游记》的评论、韩国吴淳邦的《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艺术》等,都是研究《老残游记》的代表作。一个世纪以来,各国汉学家对体现了作者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美学理想和富有哲理意味而在艺术上又有创新的这部近代小说表现了巨大的热情。
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引起如此强烈反响的中国近代小说,《老残游记》独占鳌头。《老残游记》多种文字译本的出现和对其思想意蕴、艺术技巧的研究,无疑提升了这部近代小说在全球的知名度。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把它列为世界名著之一,可以预料,《老残游记》将会受到全球更多汉学家的关注和更多不同肤色读者的喜爱。今年是《老残游记》(1903)发表一百周年,特写此文以为纪念。
  中华读书报 2003年5月21日
8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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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残游记》自1903年诞生于刊报连载,随即在清末八股举士制度被废弃后的小说大潮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从民间到一流学者两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赞誉。除广为人知的胡适、林语堂在1925和1933年分别为新版《老残游记》写序推介之外,根据近年发现的、刊登于1905年9月22日《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则海报,另有当时“中国文界最上乘”之三君子,也对《老残游记》表示推崇备至:“严几道(复——笔者注,下同)先生云:‘中国近一百年内无此小说’。梁任公(启超)出重价购其全稿,拟编入《新小说》印行。王君晋庵(国维)深通英文,曾译心理、伦理、物理等学科教科书,能读英国最深文理之书。读《老残游记》叹曰:‘不意中国亦有此人!可与英国最高小说平行。’此三君子者,皆中国文界最上乘也。其推崇如此,则此书之价值可想矣。”(转引自《清末小说》2010年33期P.136,郭长海文)
鲁迅在评论《老残游记》时写道:“摘发所谓清官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美籍华人夏志清认为“从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所表现出的艺术才能来看”,“不是不会撰述面面俱圆的故事”,而是他“不满前人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又有野心包揽更高更繁杂的完整性,以与他个人对国计民生的看法互相呼应”;又说:“《老残游记》文如其题,是主人翁所视、所思、所言、所行的第三人称的游记”,“这游记对布局或多或少是漫不经心的,又钟意貌属枝节或有始无终的事情,使它大类于现代的抒情小说,而不似任何型态的传统中国小说。”,结论《老残游记》是“近乎革命式的成就”。
红学权威、国学大师周汝昌曾专们写论文纪念《老残游记》发表90周年(“‘游方郎中’的足迹与心迹”,《文艺报》1993某期刊载),以极具说服力的举例分析、引文比较,将《老残游记》取得的多方面文学成就置于同期《儿女英雄传》、《啼笑姻缘》、《镜花缘》、《海上花列传》等多部名著之上,并首次高屋建瓴地将《老残游记》划出“晚晴四大谴责小说”定论,明确指出:“晚清以来,小说出版的多得不可胜数,除很少数几部尚为人知人读之外,皆归湮灭,而独《老残》一记,光焰不磨,魅力长驻…。《老残游记》绝不同于晚清出现的那种“谴责”、“暴露”的小说,它是一部内涵丰厚的综合性作品。他从雪芹那里接受的领悟的东西,是使《老残游记》成为名著的重要因素之一端。在若干点上,刘氏又能有所发展… 他于国计民生的主题中,却夹写了几个异样的不凡的女子。他写的女子,是前人没写过也写不出的,是一种“崭新的类型”…是一种伟大民族的精神境界的射影反光,是一种高层次的民族文化修养造诣的文学气质。”
在2010年10月11日周汝昌与刘德隆先生(《刘鹗集》主编、刘鹗和《老残游记》研究专家)的谈话中(此录音曾在2009年12月淮安《纪念刘鹗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部分播放),周老更加明确了他对刘鹗和《老残游记》的推崇:“ 我和铁云先生,好像冥冥之中前世有文化因缘,不用这样的话来解释,我就不会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喜欢《老残游记》,以及铁云先生的一切文化成就,和他的生平事迹…… 大道无名,大师无界!…他属于哪一界,他擅长的道理是哪一方面,你就没法给他定界了。还是文艺界呀?文史界呀?学术界呀?还是什么界呀!你那么一说界,就把大师给框住了,他就不是他那个伟大的全面… 此刻呢,为了方便我只好说,我认为这是,不仅是有清一代的一位奇才…而是一位奇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才、学、识、性灵、天赋、智慧,我无以名他的哪个精神境界的高度,学识的广度、深度,我都没有、找不着合适的、现成的词语,来形容他…… 至于说通才、思想家、文艺的多方面的,那个远远超出普通人品格、等级,我从这个坐标来说,我平生所阅,我孤陋寡闻但是我好大胆说话:我平生所见、有清一代的奇才、异人,你们没法框他的人,我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前有曹雪芹,后有刘铁云!”
9成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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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刘鹗创作的《老残游记》,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内容丰富,意蕴深邃,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影响巨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
《老残游记》的艺术品位甚高,留下蜕旧变新的明显印记。首先是叙事模式的转变,由说书人叙事转为作家叙事。小说具有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弘扬。小说视角也由传统的全知叙事转为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其次是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二集》中写斗姥宫姑子逸云讲述她与任三爷热恋的长篇自白,就是一种大胆尝试。作家的笔锋触及人的潜意识中最隐秘的心弦震颤,将一个青春少女对于情欲、物欲的强烈渴求和盘托出,颇有现代心理分析的意味。而《老残游记》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体现了中国小说由叙事型向描写型的转变。掺入诗和散文的笔法,开拓审美空间,其文笔之清丽潇洒,意境之深邃高远,都达到很高境界。白描自然景色,尤见艺术功力。如写大明湖秋色,于梵宇僧楼、苍松翠柏间点染一株半株浓艳的丹枫,顿觉秋意盎然。写黄河冰封棱怒,则苍莽遒劲。书中关于音乐的两段描写:明湖居白妞说书,精彩绝伦,妙譬连珠,极形清音浏亮,悠扬云表之妙。第十回“骊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则天机清妙,不同凡响,毋宁说是作家在倾诉心声。[3]
世人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幅刘鹗信手绘出的、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晚清历史画卷上,天才大手笔仍然可以长歌当哭,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春风化雨、无处不在、随遇而安,出污泥而不染,化腐朽为神奇。鲜明精彩的民族文化元素,经刘鹗这位中国顶级国学家、收藏家、鉴赏家的天才挥洒,无不呈现着中国文化的灿烂,无不折射出东方文明的睿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不似西方,胜似西方,至少应该是18世纪末至现代的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精神文明所能达到的最上乘境界之一。
举例来说,玙姑行云流水般的议论娓娓道来,轻而易举地弘扬了儒家文化精华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发乎情,止乎礼”、及“和而不同”三大精义。用民乐演奏巧妙阐释的“和而不同”理念,更是中华文化最高层次精华,甚至点化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西方世界可以早点领会这个精义,不知会化解多少历史上不同文明、宗教和种族间的对抗与战争。要知道,直到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才以其《文明的冲突》震动西方世界,提出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相似理念,这比孔子晚了两千多年,比玙姑和刘鹗也晚了整整90年。在这个意义上讲,面对玙姑发出“今日幸见姑娘,如对名师”肺腑之言的,又何止于那个名叫申子平的中国文人?
可以仿照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卷头总论”中定义《红楼梦》的句式,来向全世界推介一下《老残游记》: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味又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去读《老残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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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老残游记 .豆瓣 [引用日期2014-09-25] .
2. 原文阅读:《老残游记》 .
3. 资料来源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四卷,第506-50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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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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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剧以正末主唱的剧本。如《元曲选》中的《王粲登楼》、《扬州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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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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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诗编辑[yóu xiān shī]
游仙诗是道教诗词的一种体式。就其本义而言,这指的是歌咏仙人漫游之情的诗。其体裁多为五言,句数或十句,或十二句,或十六句不等。关于游仙诗的类型,前人曾做过种种划分:或从作者思想倾向出发,以富贵者而游仙,为游仙诗之正体,以坎坷者而游仙,为游仙诗之变体;或从表现形式出发,以作者同神仙共游为古体,作者不在内,仅神仙自游为近体。
作品名称游仙诗
创作年代汉代以前
作品出处道教诗词的一种体式
文学体裁五言
目录
1起源
2兴起成型
3流行
4主题
5情节
6艺术特色
7素材
8情怀
9发展
▪ 战国至东汉
▪ 魏晋
▪ 南北朝至中唐
▪ 晚唐及以后
10局限
11翻译
12名人有关
13山中游仙
1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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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诗源于汉代以前的歌赋,早在《楚辞》中已有抒写仙人轻举登霞

的篇章。如《远游》篇,将古老仙话传说诗歌化,通过”游”的描写以表现逍遥世界,抒发内心的忧思情绪,初具游仙诗的雏形。到了秦朝,始皇帝好神仙,曾”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仙真人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求仙氛围的浓厚。继此之後,汉乐府之中,亦有反映神仙思想的作品,如十九首郊庙歌中的《日出入》、《天马》都表达了畅游太空的理想。
2兴起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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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是游仙诗兴起和成型的阶段,它为后代奠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式。
就类型而言,后代的游仙诗就总不出游仙(狭义)、咏仙和慕仙三大类,只不过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已。特别表现在大量组诗的出现,较突出的例子如曹唐《大游仙》十八首、《小游仙》九十八首等。
就结构而言,游仙诗可能出现的基本板块在六朝均已具备。但后代并不是简单因袭,而是进行了变化和重组。主要表现在板块的省略上,也就是说在六朝游仙诗中通常会出现的板块,在后代常常有一些会被简化掉。
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是因为体例关系。例如吴筠《游仙二十四首》,由于它是组诗,游仙诗的缘起、过程和终结三大板块被分散到各首诗中。第一、二首交待了缘起“启册观往载,摇怀考今情。终古已寂寂,举世何营营。悟彼众仙妙,超然含至精”,“吾方遗喧嚣,立节慕高举。解兹区中恋,结彼霄外侣”。此后的几篇开始叙述游仙的过程,如“纵身太霞上,眇眇虚中浮。八威先启行,五老同我游”(其二十三)。最后,第二十四首归结为“返视太初先,与道冥至一”、“玄栖忘玄深,无得固无失”,回归永恒。因此,单就其中的某一章而言,结构是“残缺”的,但通篇来看,却依然是完整的。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时代风尚的不同造成的。六朝诗歌受玄言诗的影响,好作申发,后代诗歌讲究含蓄,叙述者的主观色彩往往含而不露,潜藏于字里行间。例如曹唐的大、小游仙诗,咏怀仙人,重在客观展现,少有主观点评,但慕仙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当然在结构上完全沿袭六朝游仙诗的也不在少数。例如卢照邻《怀仙引》是很典型的游仙诗三段式结构,先说明缘起:“若有人兮山之曲,驾青虬兮乘白鹿,往从之游愿心足”,恍惚看见仙人,而生同游之心,然后叙述过程:“怀飞阁,度飞梁。休余马于幽谷,挂余冠于夕阳。曲复曲兮烟庄邃,行复行兮天路长”,最后终结为获得永恒:“天长地久时相忆,千龄万代一来游”。此外,反游仙诗在后代同样存在,例如白居易《梦仙》叙述一个求仙失败的“梦仙者”的故事,最后归结为神仙不可求:“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营。苟无金骨相,不列丹台名。徒传辟谷法,虚受烧丹经。只自取勤苦,百年终不成。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
游仙诗至汉魏六朝而基本成型,后世可以超越,却无法脱开。深入剖析其类型特征和结构模式,对探明游仙诗萌发与演化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3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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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一种成熟的体裁,游仙诗的流行则是汉代以後的事。魏晋阶段,不仅道人创作游仙诗,文人亦相继创作游仙诗,蔚然成一代诗风,故我国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梁朝萧统所编《文选》列”游仙”为文学体裁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游仙诗有专门的评说,至于钟嵘的《诗品》就更加细致地品评郭璞等人的作品风格。魏晋南北朝以後,尽管游仙诗不像此前那样兴盛,但作此等诗歌者依然大有人在。像白居易、李贺等人仍颇具游仙之遗风。
4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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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诗的主题大致有五种:[1]
慕仙:道家诗人真正相信神仙,幻想仙境,描写异象,如曹操、张华、张协、曹植、郭璞、李白、曹唐等;李白〈天台晓望〉、〈古风〉其五、其七几首,都表达了追求成仙的愿望;[1]
寄托:作者大多身当乱世,有志难伸,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向往神仙之说抒发不满和忧愁,如屈原、嵇康、阮籍等;[1]
拟古:文人欣赏游仙诗的幽美意境,模仿前人的艺术成就,凭想像加以虚构,如宋玉、傅玄、鲍照、庾信等;[1]
祝颂:向帝王祝颂长生不老,如西晋成公绥〈晋四箱歌〉、陆机〈前缓声歌〉。[1]
狎邪:以仙女比喻妓女,仙境比喻妓院,自命风流的诗人以仙郎仙夫自居,这类世俗化的游仙诗是一种娼妓文学。[1]
5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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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游仙诗的典型情节,有以下两类:[1]
诗中人登山遇仙,得到仙丹,自己服下,或将丹药带回凡间,献给帝王。例如曹植〈飞龙篇〉,写诗人登上泰山,得遇仙翁,获授仙丹,由此长生不老。[1]
诗中人修练得道,飞升仙境,拜会仙人,如西王母、赤松子,或在天庭盛宴,或得仙丹秘术,得以长生不老。例如曹操〈陌上桑〉,写诗人自九嶷山经玉门关到昆仑山,见西王母,遇见赤松子,获授秘术和灵芝,升天遨游,最后长生不老。曹植〈五游咏〉先写离世升天,车马鼎盛,然后写天路历程与仙境,以及在仙境的乐趣,也是游仙诗的典型结构。[1]
6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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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诗在思想上往往表现出超越世俗社会局限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游仙诗想象奇特,善于运用夸张、拟人、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而道家神仙典故的运用,则使游仙诗更具备浪漫的色调。
游仙诗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游仙诗内容向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纯写求仙长生之意。另一种则是愤世嫉俗之言。
郭璞的游仙诗兼具上述两种内容。一类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虽有游仙之名,实则是借遗世之志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郭璞的游仙诗现仅存14首,是中国游仙诗体的鼻祖。[2]
另一类内容,则是在承继传统上求仙长生之主题,以高蹈轻举、服食采药为主旨。郭璞的游仙诗感情真实,坎壈咏怀,与东晋辞意夷泰的诗风殊非同道。另外,郭诗情采斐然,描写形象生动,色泽丰富,也与平典似道德论之玄言诗风大异其趣。
7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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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时的游仙诗,仙境集中于太华、泰山等名山,诗中人可由昆仑上升天庭,仙人以王乔、赤松为主,其次为西王母与东王公,所用典故较为固定,成为套语,意象缺乏新意。东晋开始,诗人取材较广,如郭璞的〈游仙诗〉有取于《山海经》,庾阐的游仙诗取材自刘向《列仙传》,庾信则有取于葛洪《神仙传》。南北朝的游仙诗受道教影响较深,加入了道教词汇,甚或述说学道过程。[1]
8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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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游仙诗抒发苦闷之情,在冲突中挣扎,但没有找到出路或归宿,如阮籍〈咏怀诗〉,即使写到神仙境界,也难以摆脱俗世的羁绊。诗人往往愤世嫉俗,想逃到另一世界,但理智上,他们大多并不真正相信仙界,幻想醒觉以后,只有更空虚和更苦闷的心情。游仙诗的情怀往往没有归宿,虽然不满现世而希冀另一世界,却不能产生庄严灿烂的意像。[1]
9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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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诗历史可分三期:[1]
《楚辞》时期,由战国至东汉,以屈原为中心,主要体裁是赋;[1]
五言诗时期,由魏晋到盛唐,以曹植、阮籍、郭璞为中心,主要体裁是七言古诗;当中魏晋是历史上游仙诗的鼎盛期,到南北朝渐趋衰歇;[1]
七言诗时期,由中唐到明清,以曹唐为中心,主要体裁是七绝,间中用七律或七古,当中曹唐创出游仙诗的新格局。[1]
战国至东汉

屈原的《离骚》和《远游》是游仙诗的开山鼻祖,前无古人,后来的摹拟作品也有所不及。《离骚》设想自己上天下地,上叩帝阍,但天门不开;屈原陈志无路,于是有去国远逝之想,又望见自己的故乡,最后决定以身殉国;《远游》有道家神仙思想,描写赤松、王乔、韩终等仙人。汉赋中,贾谊〈惜誓〉、严忌〈哀时命〉、张衡〈思玄赋〉等游仙作品,都模仿《楚辞》;后来曹操和曹植的游仙诗,也都受到辞赋的影响。[1]
秦朝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是游仙诗最古的例子。〈仙真人诗〉的主题,学者有二说:一为长生不老,一为巫师的神游体验。汉代朝廷祭祀所用的〈郊祀歌〉,也表达登仙或飞升天界的愿望。汉代乐府诗中的游仙诗,有〈王子乔〉、〈董逃行〉及〈善哉行〉等,都是源自民间歌谣,部份游仙诗以淮南八公为主题,则源自民间祠庙祭祀所用的乐曲。[1]
魏晋

游仙诗最具代表性的名篇,大部份完成于魏晋时期。三曹父子开始大量写游仙诗,曹操现存有〈气出吐〉、〈精列〉等4篇,曹丕有〈折杨柳行〉1篇,曹植则有〈升天行〉、〈仙人篇〉、〈五游咏〉等10多篇。曹植在理智上怀疑神仙,却假托神仙以抒发不满,其诗有模仿屈原之处。朱光潜批评曹植的游仙诗“没有真正的生命,既无深情,也无逸致”。[1]
阮籍的游仙诗寄托怀抱,成就较高,其〈咏怀诗〉82章中有接近40章涉及游仙,往往抒发对人生的不满,表明其退隐自处,不与当权者合作的政治态度。陆机的〈东武吟行〉则以辞藻华美,对偶工整见称。[1]
东晋游仙诗文字较华丽,讲究对偶。郭璞向往神仙之说,所写仙景新鲜而具体,但气象规模较狭小,诗中主角多是栖于山林的隐士,多用对偶,诗风华丽,多作自叙及慷慨之辞。郭璞受阮籍影响,把游仙诗当作咏怀诗来写,抒发苦闷与不满,诗中部份素材来自《山海经》。郭璞作品是中国游仙诗的代表作,刘勰赞赏郭璞“仙诗亦飘飘而凌云”、“挺拔而为俊”,影响唐代与道教有关的诗人,如李白、李商隐、曹唐等。[1]
南北朝至中唐

南北朝游仙诗创作较少,或因山水诗的兴起,游仙诗相对减少,游仙诗自楚辞变为五古,到郭璞发展可说告一段落,其后鲍照、庾信、李白等都写过游仙诗,但大体上只是继承阮籍和郭璞,没有很大的发展。唐代许多游仙诗写梦游仙境,当中王勃〈忽梦游仙〉为最早例子,中晚唐诗人如白居易、李沇、沈彬等,亦写入梦后游历仙境。然而,与魏晋名篇相比,唐代游仙诗较少达致“新鲜而有力”。[1]
唐代的游仙诗,有狎妓的新意思,其意源自张鷟的唐传奇〈游仙窟〉。唐代妓院中人常以仙、真为艺名,游仙诗的“仙家”,实为妓院,仙家玉女,实为妓女。这种游仙诗强调人仙恋,特别喜欢运用六朝志怪小说中刘郎、阮郎与仙女结为夫妻的典故,表现文人的风流自赏,如徐铉的〈梦游〉,就是流连妓院之作。这类游仙诗可说是娼妓文学。[1]
晚唐及以后

晚唐道士曹唐为游仙诗开一新方向,不再用五古的体裁,改用七律和七绝,是写下最多游仙诗的唐代诗人,著有七律〈大游仙诗〉50篇,七绝〈小游仙诗〉近百篇,现存诗两卷,大半是游仙诗。曹唐虽然还俗,仍倾慕神仙,熟读道教经书,采用葛洪《神仙传》、陶弘景《登真隐诀》、《汉武帝内传》以及其他道经中的传说,素材之丰富多样,前所未有。[1]
曹唐游仙诗常以神仙传说为题材,如刘晨、阮肇上天台、汉武帝与西王母、张硕与杜兰香等故事,往往涉及男女感情。诗风方面,遣词鲜明亮丽,〈大游仙诗〉叙事精简,善于改造神话情节,表现神话中人的心境,〈小游仙诗〉则寄寓作者对神仙传说的感慨,如以下一例:[1]
长房自贵解飞翔,五色云中独闭门。看却桑田欲成海,不知还往几人存。[1]
此诗引用《神仙传》中费长房的故事,表现沧海桑田、人事全非的感慨。曹唐也把仙女当作妓女的隐喻,部份作品有浓厚的性爱色彩,写宫嫔服饰之盛,逍遥行乐的痛快,与当时盛行的宫体诗相似。[1]
从曹唐起,游仙诗与宫体诗合流,其后用七绝写游仙诗,数目最多的是清代的厉鹗,共有300多首,声称学习郭璞与曹唐,风格亦与曹唐相似。[1]
10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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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诗对仙境的理想往往并不高,有浓厚的物质主义色彩,仙境的极乐,大多就肉体需要而言,都是精致化的肉体感受。如曹操的游仙诗,大部份都是描述神仙欢宴的可喜可乐。不少游仙诗一味歌颂仙境,表现对世外的憧憬,缺少寄托;仙人没有追求什么哲学思想,不求智慧的追求或道德的奋勉,没有引导精神向上的激励,精神价值“太尘俗,太鄙陋,不能产生很伟大的艺术作品”。[1]
游仙诗一般对仙境的描绘过于薄弱,没有首尾贯串的故事,对仙人的描写亦太简略,相对于西方的史诗,游仙诗缺少了想像力和宏伟的架构。[1]
11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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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Edward Schafer译注曹唐〈小游仙诗〉33首,写成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一书,1985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
12名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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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谪仙,因此他游于仙境犹如旧地重游,与仙人相遇犹如故人重逢,甚至如游子还家,一切是那么熟悉亲切,又充满了理想色彩:“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怀仙歌》④)“我思仙人乃在海之东隅,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天倒蓬壶。长鲸奔浪不同涉,抚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借一书谢麻姑。”(《古有所思》)双方都殷切地思念着对方。一旦李白回到仙乡,神仙们都格外热情:明星玉女“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赤松子“借余一白鹿”(《古风》),紫皇“乃赐白兔所捣之药方(《飞龙引》⑤)”,玉女“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游泰山》),真人“粲然启玉齿,授以炼药说(《古风》)”,“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登太白峰》⑥)”。而诗人对仙人的邀请则是“含笑凌倒影,欣然愿相从。”(《古风》)“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酬崔五郎中》)他在仙境中的行动更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完全摆脱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和社会秩序对心灵的约束:“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挥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云卧游八极,玉颜已千霜。”(《古风》)“扪天摘匏瓜,恍惚不忆归。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游泰山》)“羽化骑日月,云行翼鸳鸾。”(《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薄》⑦)。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送杨山人归嵩山》“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长留一片月,持在东溪松。尔去掇仙草,菖蒲花茸茸。岁晚或相访,青天骑白龙”更是径直以成仙得道者自居,请朋友一起游仙,那种天真、亲切而傲俗的气概,确实是一般游仙诗人难以比拟的。
在曹操现存的诗中,游仙诗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分量。学术界对这些游仙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曹操信不信神仙及其游仙诗是否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且目前没有得出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本文重点在于对曹操游仙诗价值的分析。首先曹操的游仙诗在游仙诗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其次从思想价值上讲这些游仙诗表现了曹操渴望建功立业、完成统一的伟大志向和他清醒理智的生死观;再次从艺术价值上讲,曹操游仙诗描写了独特的意象和奇异的意境,语言强劲有力却又质朴自然,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诗本身气势宏大,意境奇特优美。[3]
13山中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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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临诗多为观山水之景,抒发诗人情感的诗。李白的登临诗,十之

七八都会或多或少掺入游仙的成分。从字源学看,“仙”字在其造字之初就是住在山中之人的意思。但在李白之前,仙山大多局限于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及蓬莱三岛,只在曹操、曹植的游仙诗中才出现了华山、泰山等极少数尘世山名。而盛唐其它山水诗人咏山,也只是就山咏山,与仙少有瓜葛。只有到了李白,游仙诗和山水诗才如两股溪流交汇在一起。李白的足迹几遍中国,几乎所有的名山都曾出现在他的诗里:天姥山、莲花山、华山、太白山、嵩山、庐山、泰山、峨眉山、敬亭山、王屋山等等,而且大多都被美化为仙山。其中的名篇,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写景与游仙浑然融为一体,山因仙而愈显巍峨而神秘,仙因山而愈显真切而可亲。如果去除其中的游仙成分,不仅诗的艺术感染力会大大下降,李白诗中那种特有的酣畅淋漓、神采飞扬的风格也会减色不少。
参考资料
1. 游仙诗 .维基百科 [引用日期2014-05-26] .
2. 道学术数大师郭璞 .通南京网 .2012-08-05 [引用日期2013-04-16] .
3. 浅谈曹操游仙诗的价值 .知网空间 [引用日期2013-09-8] .
词条标签:
文学家 , 古诗 , 文学 , 文学作品 , 文学书籍

7
Q

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

A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人数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
③614中国古代文学史
④806中国古代文学阅读与写作
⑤F007古代文学专题 ⑥古汉语基础
⑦文学理论基础 34
初试参考书目 614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修订本),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郁贤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06 中国古代文学阅读与写作:
《中国文学史》(修订本),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郁贤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复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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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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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小史》长篇小说。清代李伯元作。六十回。以1900年庚子事变后处于动荡、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广泛深入地描写了西方文明引进中国后被接纳、抵制、扭曲的过程,揭露了清廷官吏的守旧、昏庸,以及假借维新之名图谋升官发财的社会风气。
书 名文明小史
作 者(清)李伯元
ISBN9787550000179
类 别文学
页 数361 页
定 价35.00元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1
装 帧平装
开 本16开
目录
1作品概述
2作者概况
3作品目录
1作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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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没有固定的主人公,而是以流动的、不断变换的许多人物的故事做干线,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维新运动期间的特定时代面貌,表现了大变革前夜的中国社会现实。地域背景亦相当广阔:除中国各地外,还有日本、美洲;所涉问题广泛:从维新派到守旧党,从官宦到百姓,从内政到外交诸多人物和事件纷至沓来,集中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假维新派的投机把戏。
光绪癸卯(1903)五月初一《绣像小说》创刊号开始连载,至第五十六期刊毕。署“南亭亭长新著”,有自在山民评,每一回前配有绣像图画两幅(有一回无图),六十回共配有一百十八幅图。丙午年(1906),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成单行本,但未署作者姓名,原《绣像小说》插图也一概删去。1955年7月由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前有阿英《叙引》,1959年1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根据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初版本的纸型,出版了新一版。1955年版的《文明小史》,已非连载时《文明小史》之原貌。第一,删去了一百十八幅插图。第二,删去了自在山民的评语。第三,对李伯元的原本中诬蔑义和团和革命党的内容,作为糟粕加以删削。
2作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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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元,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
三岁丧父,随母住堂伯父李翼清家。光绪十八年(1892年)翼清辞官,宝嘉随之由山东返回常州。少有才名,精于书画篆刻、金石音韵,又从传教士学习英文,第一名考取秀才,但是终生未能中举。三十岁在上海先后创办《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担任过《绣像小说》半月刊主编,人称为“小报界鼻祖”。
1903年,著《官场现形记》连载于《世界繁华报》,两年后,因肺病病故上海,《官场现形记》部份故事内容由朋友欧阳巨源(茂苑惜秋生)补缀而成。《活地狱》写至第39回,因病重停笔,第40至42回为吴趼人所续。《海天鸿雪记》亦未写完。《中国现在记》写12回,未完。
1906年,李伯元因肺病在上海逝世,身后孑然,无子息,由上海名伶孙菊仙为他料理后事。著有《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在记》、《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海天鸿雪记》等十多种著作。
3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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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第一回 校士馆家奴谈历史 高升店太守谒洋人
第二回 识大体刺史讲外交 惑流言童生肇事端
第三回 矿师窬墙逃性命 举人系狱议罪名
第四回 仓猝逃生灾星未退 中西交谪贤守为难
第五回 通贿赂猾吏赠川资 听撺拨矿师索赔款
第六回 新太守下马立威 弱书生会文被捕
第七回 捕会党雷厉风行 设捐局痴心妄想
第八回 改洋装书生落难 竭民膏暴吏横征
第九回 毁捐局商民罢市 救会党教士索人
第十回纵虎归山旁观灼见 为鱼设饵当道苦心
第十一回 却礼物教士见机 毁生祠太尊受窘
第十二回 助资斧努力前途 质嫁衣伤心廉吏
第十三回 不亢不卑难求中礼 近朱近墨洞识先机
第十四回 解牙牌数难祛迷信 读新闻纸渐悟文明
第十五回 违慈训背井离乡 夸壮游乘风破浪
第十六回 妖姬纤竖婚姻自由 草帽皮靴装束殊异
第十七回 老副贡论世发雄谈 洋学生著书夸秘本
第十八回 一灯呼吸竞说维新 半价招徕谬称克己
第十九回 婚姻进化桑濮成风 女界改良须眉失色
第二十回 演说坛忽生争竞 热闹场且赋归来
第二十一回 还遗财商业起家 办学堂仕途借径
第二十二回 巧夤缘果离学界 齐着力丕振新图
第二十三回 为游学枉道干时 阻翻台正言劝友
第二十四回 太史维新喜膺总教 中丞课吏妙选真才
第二十五回 学华文师生沆瀣 听演说中外纠缠
第二十六回 入会党慈母心惊 议避祸书生胆怯
第二十七回 湖上风光足娱片晌 官场交际略见一斑
第二十八回 戕教士大令急辞官 惧洋兵乡绅偷进府
第二十九回 修法律钦使回京 裁书吏县官升座
第三十回 办刑钱师门可靠 论新旧翰苑称雄
第三十一回 名士清谈西城挟妓 幕僚筹策北海留宾
第三十二回 请客捐赀刁商后到 趁风纵火恶棍逞凶
第三十三回 查闭市委员讹索 助罚款新令通融
第三十四回 下乡场腐儒矜秘本 开学堂志士表同心
第三十五回 谒抚院书生受气 遇贵人会党行凶
第三十六回 适异国有心向学 谒公使无故遭殃
第三十七回 出警署满腔热血 入洋教一线生机
第三十八回 脱罪名只凭词组 办交涉还仗多财
第三十九回 捐绅富聊充贪吏囊 论婚姻竟拂慈闱意
第四十回 河畔寻芳盈盈一水 塘边遇美脉脉两情
第四十一回 北阙承恩一官还我 西河抱痛多士从公
第四十二回 阻新学警察闹书坊 惩异服书生下牢狱
第四十三回 夸华族中丞开学校 建酒馆革牧创公司
第四十四回 办官报聊筹抵制方 聘洋员隐寓羁縻意
第四十五回 柔色怡声待游历客 卑礼厚币聘顾问官
第四十六回 谒志士如入黑狱 送行人齐展白巾
第四十七回 黄金易尽故主寒心 华发重添美人回意
第四十八回 改华装巧语饰行藏 论圜法救时抒抱负
第四十九回 该晦气无端赔贵物 显才能乘醉读西函
第五十回 用专门两回碰钉子 打戏馆千里整归装
第五十一回 公司船菜单冒行家 跳舞会花翎惊贵女
第五十二回 闻禁约半途破胆 出捐款五字惊心
第五十三回 风光在眼著书记游 利欲熏心当筵受骗
第五十四回 改禀帖佐杂虚心 购机器观察快意
第五十五回 险世界联党觅锱铢 恶社会无心落圈套
第五十六回 阅大操耀武天津卫 读绝句订交莫愁湖
第五十七回 声东击西傻哥甘上当 树援结党贱仆巧谋差
第五十八回 善钻营深信老奴言 假按摩巧献美人计
第五十九回 论革命幕府纵清谈 救月食官衙循旧例
第六十回 一分礼耸动骨董名家 半席谈结束文明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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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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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思编辑
王季思(1906-1996),学名王起,字季思,以字行。笔名小米、之操、梦甘、在陈、齐人,室名玉轮轩,祖籍龙湾区永中街道永昌堡。浙江永嘉人,生于南戏的发源地温州,从小就热爱戏曲。作为著名的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季思戏曲研究著作颇丰。他重新整理《西厢记校注》,还带领弟子苏寰中等校注《桃花扇传奇》。他先后主编过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与《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很多作品被译成日文与印尼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有重大影响,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文化灵魂”。
中文名王季思
国 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永嘉
出生日期1906年
逝世日期1996年
职 业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
毕业院校中山大学
代表作品《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
性 别男
目录
1人物简介
2背景资料
3人物简介
4学术贡献
▪ 戏剧、戏曲研究
▪ 教学贡献
5著作年表
▪ 戏曲
▪ 主编
6学人轶事
7人物评价
1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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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思(1906—1996),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戏曲专家之一,原名王起,字季思,笔名小米、之操、梦甘、在陈、齐人,祖籍浙江温州龙湾区永中街道永昌堡。1906年1月7日生于永嘉梧埏上田村(今属瓯海区)一书香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子集,爱看戏曲、小说。小学未毕业即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以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被退学。后转入瑞安中学。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曾参加词曲大师吴梅的潜社,开始词与散曲的创作;并与外文系陈楚淮等组织春泥社,在闻一多老师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创作。
1929年大学毕业后,初在浙江省立十中,后在江苏松江女中执教;在松江6年中,积累了研究元曲大批资料。抗战爆发,淞沪沦陷,仓皇南归,在永嘉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农村、山区宣传,并支持妹静香与外甥陈桂芳赴太行山参加八路军。后去处州中学任教,写下大量抗战诗文。1941年,在金华出版诗集《越风》。
40年代初,任教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教学、读书、吟唱。抗战胜利后,在浙大、之江文学院任教,并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史及元人杂剧,先后完成《西厢五剧注》、《集评校注西厢记》。
建国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历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并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分编委副主任等,被选为民盟广州市主委、广东省副主委等。
从教70年,桃李满天下。在教学、研究中,尤其注意对后起之秀的培养,勤于治学,著作等身。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戏曲专家之一。遗著除上述《西厢五剧注》、《集评校注西厢记》外,还有《桃花扇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元杂剧选》、《元散曲选》、《中国戏曲选》、《全元曲选》、《王轮轩戏曲新论》、《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等。
1996年4月6日于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病世。[1]
2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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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思,著名戏曲学家。生于1906年1月7日,浙江温州人。温州是中国戏剧史上南戏的发源地,王季思从

王季思
小就喜欢曲,常私自跑去看社戏。他小学没毕业就考上浙江第十中学,当时借住在孙诒让先生家里。孙诒让是清末著名学者,家中藏书十分丰富。王季思后来严谨的治学态度,可以说是在孙诒让等前辈学者的熏陶下养成的。
1924年8月,王季思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曲学大师吴梅这时正在该校开设词曲课,使王季思深受教益。王季思还出入吴梅的“百嘉宝”书斋,这里藏有明代传奇刻本百种以上。王季思在这里读了许多古剧本。“治曲当从元人入手”,吴梅的教诲,决定了王季思终生治学的目标。在大学期间,王季思参加了吴梅组织的文学社团潜社,从事诗词曲的写作。他和同学唐圭璋、常任侠交往密切。王季思还与外文系同学陈楚淮、方玮德等组织青泥社,并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的创作。
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文学系,受业于吴梅,从事戏曲研究。1941年后相继任浙江大学、之江文理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62年应教育部之聘,与游国恩等三教授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著有《桃花扇校注》、《王季思诗词录》、《玉轮轩曲论》、《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等,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中国戏曲选》、《元明清散曲选》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戏曲专家之一。
3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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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出生于永嘉梧埏上田村(今属瓯海区)一书香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子集,爱看戏曲、小说。

王季思
后转入瑞安中学,与同村戴家祥一起借住孙诒让家,得览玉海楼藏书,受前辈治学严谨的熏陶。
1922年到1924年,王季思在永嘉梧埏小学任教。
1925年王先生19岁时,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开始在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古代戏曲。同时参加吴梅组织的“潜社”,从事诗词和散曲的创作,与唐圭璋、常任侠等交往密切。还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的创作。
1927年春,曾在温州瓯海中学任教;因宣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遭逮捕。后经亲友保释,重返南京读书。
1929年,王季思24岁,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苏几所中学任教,其中在江苏松江女中任教时间最长。在松江教书五年,王季思节衣缩食,购置图书,买了不少戏曲方面的书籍。他一面教学,一面钻研戏曲,或摘录元曲的方言俗语,或考证剧本的来龙去脉,有的制成卡片,有的移录书眉。
1941年,在金华出版诗集《越风》。
20世纪80年代末,王季思在广州中山大学
20世纪40年代开始,王季思先后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浙江大学本部及杭州之江大学任教,并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史与元杂剧。
1944年,《西厢五剧注》由浙江龙吟书屋出版,这是王季思的成名作。
1948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继续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古代戏曲研究。

王季思
1948年夏,王季思从杭州之江文理学院调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与戏曲。
1961年,王季思应当时国家教育部之聘,与北京大学游国恩教授等联合主编《中国文学史》,前后达三年之久。
1965年因溃疡,胃被切去五分之四。
文化大革命中,王季思被打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后来下放干校,有一段时间每餐仅有两块腐乳送饭,但他甘之如饴。
1980年春,教育部委托王季思主持“中国戏曲史”教师进修班,当得知进修班学员、兰州大学教师宁希元在写《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书稿时,便将自己积累多年的有关《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资料提供给宁希元参考。
八十高龄之后,王季思依然勤奋笔耕,亲自指导博士研究生,还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元戏曲》。
1987年,王先生去北京参加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6年4月6日辞世。
4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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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戏曲研究

王季思学术成就斐然。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分析我国古代的作家作品,其代

王季思
表著作有《从到》、《关汉卿杂剧的战斗精神》、《桃花扇校注前言》等。他关于《西厢记》的研究更是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1944年,王季思著作的《西厢五剧注》一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多次再版,印数达20多万册。该书在国内引起“西厢旋风”的同时,也在日本引起反响,日本曾专门把“校注”集结成册,作为学习教材。
文革后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高校中青年教师古代戏曲研讨班,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朝着探讨民族戏剧的审美特色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王先生指出,中国古典悲剧的特点是:第一,与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将相相比,中国古代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普通劳动妇女;第二,中国悲剧的道德倾向比西方悲剧明显,美感教育作用比较强烈;第三,西方悲剧多以主人公的不幸收场,而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则往往是“圆满”的;第四,中国古典戏曲以曲词作为主要抒情手段,因而悲剧中常有西方悲剧所缺乏的“悲壮动人的曲词”。
王先生将中国古典悲剧分为“悲壮型”与“悲苦型”两大类,指出:“悲壮型”以岳飞、周顺昌等历史人物为主人公,接近西方的英雄悲剧;而“悲苦型”在古代占大多数,与西方悲剧截然有别。他又将中国古代喜剧分为讽刺性喜剧与歌颂性喜剧两大类,并且指出:歌颂性喜剧在中国占大多数,这不能用高乃依所说的“喜剧则满足于对主要人物的惊慌和烦恼的摹拟”来概括。
在《悲喜相乘——中国古典悲、喜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一文中,王先生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挖掘了中西悲、喜剧不同特征的产生根源,并且进一步指出:喜剧中有悲剧意蕴,悲剧中有喜剧情趣,不仅丰富了戏曲的表现手法而且也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悲喜相乘、阴阳碰撞,可以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晚年主编《全元戏曲》。王先生主编和其他所谓“主编”的不同。在首发式上学术权威的发言,中华书局顾青的约稿。 他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主张。
文学史研究
新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尤其是探索母题演变方面,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王季思
1962年,和游国恩先生等一起主编《中国文学史》。
教学贡献

王先生本着爱学术、爱人生、爱学生的基本准则,以他的认真、严谨、谦虚、豁达的为人为学态度,播下了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戏曲研究的种子,培养出一个学术梯队,至今成为中国大学中硕果仅存的古代戏曲研究队伍。
王起先生是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中大也因此成为中国首批古代文学的博士点和最早的全国重点学科之一。他还是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副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顾问等。在社会兼职方面,他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民盟广东省副主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2]
5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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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

《元杂剧选注》(与他人合作,1980)

王季思
《元代散曲选》(与他人合作,1981)
《西厢五剧注》(1944)
《集评校注西厢记》(1949)
《西厢记校注》(1954)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1955)
《桃花扇校注》 (与他人合作,1958)
《新红集》(1960)
《玉轮轩曲论》(1980)
文学
《越风》诗集 (1941年)
《王安石诗文选》 (与他人合作,1975)
《评注聊斋志异选》 (与他人合作,1977)
《王季思诗词录》
主编

《中国文学史》主编(与游国恩等一起)(1961)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 副主编(1983)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主编(1985)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 主编(1985)
《全元戏曲》 主编(1990)
6学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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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
抗战爆发,王季思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在一次学校欢送部分高年级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大会上,

王季思
王季思跳上讲台,当场用刀割破手指,让血一滴滴往下流,他慷慨陈词:“我虽然未能和大家一起上前线打日本,但我的血和你们流在一起!”突显了一位热血青年教师抗敌卫国的决心与勇气。
写错字
有一次,一位刚上讲台不久的青年教师写板书时出现几个错别字,学生很有意见,“告状”告到教研室,身为教研室主任的王季思在教研室全体会议上就此事发表意见:“我可以写错别字,你们就不行。”听了这两句,大家都瞪大眼睛十分惊讶,心想:“老师您怎么就可以写错别字呀?”只见王老师笑着说下去:“我写错别字,学生会说王起老糊涂了,连字都写错;但你们写错别字,学生就不会原谅,因为你们还没老嘛!”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无论当事人与否,大家都如沐春风,都在心里默默谨记着季思师的谆谆教导。
给国学大师王国维纠错
国学大师王国维是研究戏剧的一代宗师,很多人都把他的研究当作标准。但是,有一次王季思却“大胆”纠正了王国维的一个错误。 原来,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引用关汉卿的《窦娥冤》一剧时,有些唱词中的标点有误。“该书出来后,学界一直没有异议,而且所有涉及到这些唱词的书也都是用这样的标点去标。”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季思的第一届研究生吴国钦说,标点符号不是小事,如果弄错了标点,意思就会完全不一样。王季思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刻就此发表文章,指出标点应该怎样标。“经过这件事之后,所有的涉及那段唱词的书都把标点按王季思的说法改了。”

王季思
研究资料毫无保留送人
在纪念王季思从教70周年时,在中山大学工作的王先生的学生送给老师的匾额上写着这样八个字:“经师可求,人师难得。”这句话真实地表达了学生对他的尊敬之情以及他对学生的爱护之心。“老师一直对后辈很提携。”吴国钦说,当时他刚在中大读了一年书,就直接把自己写的《马致远杂剧四问》送给还没有谋面的王季思看。没想到,王季思认真给他提了修改意见,还推荐其在中大学报上发表。“当时,本科生能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没几个。”正因如此,坚定了吴国钦对戏曲研究的一生追求。 王季思是位爱才、惜才之人,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对其他有才之人,他也倾其之力帮助。1980年春,兰州大学教师宁希元在写《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书稿时,就把自己积累多年的有关《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几抽屉的卡片资料提供给宁希元参考。
聪明人要下笨功夫
王季思在治学方面认真严谨,他的一句名言在学生中流传甚广,那就是:聪明人要下笨功夫。为了完成《西厢记》的校注,他将所有全元杂剧中涉及到的方言、俗语、俚语等生僻词语都制成卡片,一一对比、参照,最终把其意思找出,以便更好地注解《西厢记》。 “先生的这种严谨治学作风一直持续到晚年。”吴国钦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80多岁高龄的王季思主持600万字的《全元戏曲》也是一字一句审读。一次吴国钦到王季思家中,时值盛夏,但令吴国钦感到吃惊的是,王季思正戴着口罩看稿纸。天气那么热,为何戴口罩?王季思解释说是口涎失禁,怕流到书稿上玷污稿子,所以戴上口罩。一个下午,换了好几个口罩。有了风扇就不用买空调。王季思一生简朴,也要求别人节约。他身居广州多年,许多人家都买了空调,但他却不希望自己家买空调。
7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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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的自我批评精神,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王冠亚先生指出: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权威性的论述来一个“自我批判”,“在古典文学领域”中王先生是“第一位”。(1992年11月23日给王季思的信)宁宗一教授在收到王季思先生关于元杂剧《谢天香》的信,看到王先生的自我批判时,说:“我从老人家身上真切了解到一位前辈学者的心胸、眼光、为人、学识,觉得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这些后学的心息息相通的。”(《戏曲艺术》,1988年2期) 宁宗一教授一语中的,的确,与其说是为学之道,倒不如说是为人之道。在纪念王先生从教七十周年时,在中大工作的王先生的及门弟子送给老师的匾额上写着这样八个字:“经师可得,人师难求。”
王兆凯(王季思长子):父亲一生追求进步
在王兆凯心目中,父亲王季思不仅是位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有个性的人,一位一生追求进步的人。“他亲身参加抗日,也鼓励自己的学生抗日。”王兆凯说。抗战初期,王兆凯进入抗日前线,深入敌后,写出多篇杂文。随着抗日持久战的来临,王季思的家乡萧山沦陷,其所在学校也转到山区。“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抗日,学校的学生每天都有去抗日的。”那时还小的王兆凯回忆起当时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说,在一次欢送部分高年级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大会上,父亲一边喝酒,一边用摔破的酒瓶划破自己手指,让血一滴滴往下流,并慷慨陈词,他虽然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抗日,但是愿和大家的血流在一起。 1948年,王季思到中山大学后,曾参与营救进步学生、地下党员。王兆凯说,当时一名学生被国民党逮捕,王季思曾以知名学者的身份出面担保,把该名学生营救出来。
黄天骥(王季思学生):先生心胸非常宽广 “王季思先生在治学、为人上,都抱有非常宽广的胸怀。”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天骥作为王季思的学生,对王季思的宽广胸怀印象颇深。黄天骥说,在治学上,王季思和学生之间一直很平等。“我们可以互相讨论,有些我们认为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当面给他指出。”王季思也乐于和年轻人讨论,他觉得,年轻人的思想更敏锐,看得更新奇。“他是权威,但从不认为自己是动不得的权威。”这一点也可以在他多次修改的《西厢记五剧注》上看出来。黄天骥说,20世纪40年代,《西厢记五剧注》已经刊发。但是,只要王季思发现错误,他就赶快推翻原来自己的著述,立刻改过。治学如此,为人也是如此。文革时,王季思肋骨被打断,身体、精神严重受创。但是文革后,他对那些曾经对他施暴的人并没有打击报复,认为大家都是受害者。
邓绍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先生对我启迪很大
邓绍基第一次见到王季思是在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 《琵琶记》讨论会”上。当时,上海有些媒体正在针对多个《西厢记》的改编版本进行讨论。邓绍基也参加了讨论,其老师建议,要想拿出更好的立论文章,就要读读王季思所著的《西厢五剧注》。“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王季思。”而1954年,王季思关于《西厢记》改编的一篇文章,更是让邓绍基“印象深刻”。“在那篇文章里,王先生的‘只有充分认识历史,才能做好改编工作’的论点对我启迪很大。”后来,在国学大师启功的一位博士生答辩会上,两人又再次相逢。邓绍基一直对王季思在戏曲方面的研究表示钦佩。他说,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戏剧是没有悲剧的,1912年,王国维提出元杂剧中有悲剧,而后来,王季思与萧善因、焦文彬等合写了《十大悲剧集前言》,可以说,是王国维之后对中国戏剧界有“悲剧”的一个最全面、有界定的文章。 邓绍基更是认为,《西厢记五剧注》、《全元戏曲》是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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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网易 .
2. 国学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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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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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编辑
林庚(1910年2月22日-2006年10月4日)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福建省福州市所辖的县,位于闽江下游,人口61万,面积2136平方千米),生于北京。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
中文名林庚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期1910.02.22
逝世日期2006.10.04
职 业诗人,文学史家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
祖 籍福建闽侯
目录
1生平简介
2活动年表
3个人成就
4人物评价
5主要著作
6生平轶事
1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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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林庚
林庚(1910-2006),字静希。林志钧之子。诗人,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1910年2月22日生于北京。
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参与创办《文学月刊》。1933年毕业后留校,同时担任《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起在北京大学等校兼课,讲授中国文学史。1933年秋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1934年以后,他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新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先后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七七”事变后到厦门大学任教。1947年返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院系大调整,改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春野与窗》、《问路集》、《空间的驰想》等六部诗集及《中国文学史》、《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诗人李白》、《唐诗综论》、《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等十一部文集。2006年10月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7岁。
林庚父亲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宰平,沈从文称其在文学、法政、哲学、佛学、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具造诣。金岳霖、张中行、吴小如均为其弟子。[1-2]
2活动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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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林庚95华诞
1、1910年2月22日生于北京。
2、1928年毕业于北师大附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3、1930年转到中文系,参与创办《文学月刊》。
4、1933年毕业留校,为朱自清的助教,出版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闻一多设计封面,俞平伯写序,获得较高评价。
5、1934年辞职去上海,想靠写诗生活。当年秋返北平,先后任教于北平国民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大。
6、1935年始改写格律诗,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它》两本格律诗集。
7、抗战爆发后,赴厦门大学

林庚
任教授。
8、1947年任燕京大学教授。
9、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0、1954年《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创刊至1963年终刊,任编委。曾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及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1、1956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至1986年退休,仍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12、2004年,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主任。
13、2006年10月4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7岁。[3-4]
3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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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的一生充满诗意。当年读清华大学中文系时的毕业论文就是他的第一本新诗集《夜》由闻一多先生设计封面、俞平伯先生写序。此后,他创作出《春野的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诗集,被誉为给诗坛带来“一份晚唐的美丽”。现代诗人废名曾说,“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都要重些……”他笔耕不辍,90岁高龄时还新出了一本诗集。2004年,他还牵头组建了北大诗歌中心,并担任主任。
由诗人而学者,林庚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独树一帜,其中楚辞和唐诗研究是他的“双璧”。他对唐诗作出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经典概括,被学界广为接受。贺知章的名诗《咏柳》,是因为他的挖掘,才入选小学课本,最终家喻户晓。“当唐诗上升到它的高潮,一切就都表现为开朗的、解放的,唐人的生活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它的骨干。”林庚说,“少年没有苦闷吗?春天没有悲伤吗?然而那到底是少年的,春天的。”

青年林庚
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曾三度撰写中国文学史,其中《中国文学简史》作为高校教材流传至今。在研究中,他非常注重创造性,着力寻找那些能说明创造的资料。他说,“文学要是没有创造性,严格地说,就不是文学,就没有价值了。”“在有创造性的地方多讲,没创造性的地方少讲,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史起伏的地方,看出它发展的脉络。”
他说自己是“教书为业,心在创作”,先是诗人,后是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至今,他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对于学生来说,他是出色的诗歌启蒙者和文学引路人,常常在讲坛上忘情地长吟诗词,写下一黑板一黑板的漂亮书法。任继愈、吴小如、傅璇琮、袁行霈、谢冕等学者无不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
在唐诗研究方面其成果汇集在《唐诗综论》里。《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是他多年研究楚辞的一部论文集,其中大多数是关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中文字、地理等问题方面的考释,也有一些论述屈原的人格、艺术成就和作品特色的文章。林庚教授对明清小说也很关注,并提出了颇多精辟的创见。林庚先生历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春野与窗》、《问路集》等六部新诗集及古典文学专著《诗人李白》、《中国文学简史》等。所著文学史为公认名作。 附文:林庚与现代汉语诗歌 ——王光明
现代汉语诗歌自胡适“尝试”白话诗开始,一直在寻找用新的语言和形式,

1945年林庚一家在厦门大学
接纳与整合复杂变动的现代经验。这是一种至今尚未完成的、在诸多矛盾中展开的艰难求索,始终具有实践性、试验性品格。它体现在许多诗人身上,关心的重点却各不相同。面对经验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主流诗歌注重内容的创新,努力在主题和题材上追随时代,或在诗意和情趣上更换中国诗歌的血液。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就有目共睹:无论是现实主义诗歌对中国现实的执着关怀,还是现代主义诗人对现代诗质的反复探寻,都在20世纪中诗歌史上写下了动人的篇章。
但是光强调内容而忽视形式,只看重“诗意”而轻慢凝聚,只考虑求新求异而不思规律,也会给诗歌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以后,诗歌形式秩序探索的不断被边缘化,现在看来,不是加强了诗歌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增加了诗人的磨难;不是让诗亲近了读者,而是疏远了读者;不是变得更加自觉,而是显得有点盲目。
只有少数诗人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诗意与诗形的共同要求保持着高度自觉,而林庚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诗人之一。

林庚诗文集
像20世纪许多诗人一样,林庚也是从写自由诗开始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他曾在30年代前期出版过《春野与窗》的自由诗集,其中《破晓》等诗篇,可以认为是20世纪中国诗歌的优秀文本。这些诗,因为给诗坛带来“一份晚唐的美丽”而得到好评,废名(冯文炳)甚至在《谈新诗》中认为:“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但林庚与诸多新诗人不同之处在于:虽然他也珍惜自由诗“追求到了从前所不易亲切抓到的一些感觉与情调”,却也认为它是尖锐的、偏激的方式,“若一直走下去必有陷于‘狭’的趋势”(《诗的韵律》)。因此,他提出了新诗的“再解放”问题:“新诗的语言既已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获得了自由,是否还需要再解放呢?诗不同于散文,它总要有个与散文不同的形式,自由诗必须分行,这也就是起码区别于散文的形式;但是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诗歌语言利于摆脱散文中与生俱来的逻辑习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找到自己更完美的形式。”
林庚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学者诗人,认识到自由诗的问题之后,从1934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诗歌的节奏与形式的试验。他1936年出版的《北平情歌》,曾得到很高的评价,有人认为:“这是万水千程后的归真返朴。在这里,新诗的音律第一次脱离平仄的拘律,而且降伏了字组法,

林庚
使它成为音律的侍婢;后一点,我私意认为,不但是新诗音律的胜利,而且也是诗的胜利。”(周煦良:《新诗音律的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他从节奏、形式的观察与试验中发现了诗歌建构诗行的两条规律:一是“五字组”(“凡是念得上口的诗行,其中多含有五个字为基础的节奏单位。”);二是“半逗律”(“每个诗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个近于‘逗’的作用,我们姑且称这个为‘半逗律’,这样自然就把每一个诗行分为近于均匀的两半;不论诗行长短如何,这上下两半相差总不出一字,或者完全相等。” 无论从创作还是从理论上看,林庚都是20世纪中国最自觉的诗人,他为中国诗歌提供的独特借鉴意义表现在:一、始终坚持诗之为诗的基本前提(他认为“‘诗’原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诗如果没有形式,就是散文、哲学、论说,或其他什么,反正不是诗”。),并对诗与诗意的界限作了清明的划分(“诗意”代表了一切“艺术的意境”,并不等于诗)。二、他的新诗理论来源于他对表现媒介深刻认识,提出了形式不是由“内容”来决定,而是由语言来决定的著名观点,从而启示人们:一方面,汉语诗歌必须根据汉语的特点建构自己的诗歌形式;另一方面,语言在发展变化,必须面对这种变化探寻新的形式建构的规律。
我们有理由相信,时间将彰显林庚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特殊贡献。[5-7]
4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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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送别春天的心(缅怀诗人林庚) 燕园,少了一位良师

林庚在家中
;天堂,多了一位诗人。――载自北京大学校园网
我承认在我的所有习作中,写得最好的,还是我学习林庚先生的那些诗。林先生也许并不知道,在我心中,他始终是我的诗歌启蒙者和引路人。 ——谢冕
皎如白雪,煦若阳春。六十年来,实钦此心。——吴组缃
手抛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履中。——吴小如
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袁行霈
凡是见过林庚先生的人,都说他仙风道骨,从里到外透出一股清气。他的确是远离尘嚣。他的超然似乎是因为无须介入世俗的纷争……尽管本世纪不乏兼备诗才和学力的通人,但像林先生这样诗性和理性交互渗透在创作和学问之中,并形成鲜明特色的大家却很罕见。 ——葛晓音。[8]
5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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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
《夜》 (

林庚《西游记漫话》
1933)
《春野与窗》 (1934)
《北平情歌》 (1936)
《冬眠曲及其他》 (1936)
《林庚诗选》 (1985)
学术著作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上海棠棣1953,中华书局1962)
《诗人李白》 (上海文艺联合1954;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中国文学简史》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中国历代诗歌选》 (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天问论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

《中国历代诗歌选》
83)
《唐诗综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深深的爱》 ([美]斯蒂尔著,林庚译,华夏出版社1989)
《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9]
6生平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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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

埋头工作的林庚
常言说“做人”,而高境界的人不是“做”出来的。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中文系办一份学生刊物时,学生主编去找林老题字,林老爽快应允,还对当时这位才上大二的学生说:“看您什么时候方便。下午行吗?”当他按约定时间赶到林庚寓所,林老已立在初春的寒风中等候,拿出写好题词的精美卡片,还抱歉地问学生:“年纪大了,不能写毛笔大字了,只能写几个钢笔小字。不知道适不适合刊物用?”
通过这件事看来,林庚是一位真正的长者:“一流的学问,背后是一流的人品;没有一流的人品,做不出一流的学问来。”
《西游记漫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庚无以排遣心中的困惑,就经常夜读《西游记》。就这样,白天被批判的林庚,晚上在书斋里摊开书卷,从文学中得到宽慰和愉悦。最终他将《西游记》烂熟于心。难得的是,他将自己人生感悟融进了对小说的理解,在80岁高龄出版了《漫话》这样一部“极具个性的充满诗人气质和潇洒笔意的快意之作”。古代文学研究大家程千帆教授在给先生写的信中说,他是在病中收到了林庚先生的著作,看了书竟爱不释手,自己看不完,就让自己的学生给他念,“一口气花了三天,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书是‘盖自有《西游记》以来之第一篇文章也’”。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杜晓勤说:林庚先生到晚年都童心未泯,“成为大教授了,都还看小人书。”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以诗人的眼光,在著述《〈西游记〉漫话》里提出:“《西游记》是神话和童话的结合。”
最后一课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平素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清华四剑客”

林庚与季羡林
1930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完二年级的林庚自愿转到了中文系。至于转系,竟是丰子恺的漫画惹的“祸”:
“到清华后,我常在图书馆乱翻乱看,看到了《子恺漫画》,像‘无言独上高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几人相忆在江楼’等等。看了他的画,我就找诗词看去了,结果一看就入了迷。”
加上读了郑振铎为《子恺漫画》写的序,他感觉到了文学的巨大力量,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林庚觉得艺术“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从而“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就这样,他走上了漫长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之路。
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林庚成了清华园“四剑客”之一。他与另外的“剑客”——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三位先生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四个人“方言高论、无话不谈,‘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神来之笔。”他们一起听过当时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冰心的课和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先生的课,结果被冰心板着面孔赶了出来,却和郑振铎先生成了朋友。林庚的作品,得到了教词选课和诗选课的俞平伯与朱自清的赏识。1933年,林庚毕业留校,担任时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并为闻一多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
晚年的林庚先生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
林庚与季羡林互赠“相期以茶”
长寿秘诀
在北大中文系老一辈的学者中,林先生是享寿最高的一位。在为先生九十华诞祝寿的时候,有人曾向先生请教过他的长寿之道,先生回答说:“有两条,一条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条就是多吃胡萝卜。”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当然首先是指的淡泊名利,先生的淡泊名利是人所共知的,可以说是保有陶渊明之风,承继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洁品格。但据我的体会,其含义又还不止于此,其间还包含了在《西游记》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童真童趣和乐观精神。先生被称为“喧闹时代的隐退者”。
当然,另一条养生之道就是喜欢体育活动。林庚先生很喜欢打乒乓。[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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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诗人林庚图片来源 .
2. 生平简介资料来源 .
3. 2004年林庚95华诞图片来源 .
4. 活动年表资料来源 .
5. 青年林庚图片、1945年林庚一家在厦门大学图片来源 .
6. 林庚《中国文学史》资料来源 .
7. 林庚诗文集资料来源 .
8. 人物评论资料来源 .
9. 主要著作资料来源 .
10. 林庚与季羡林图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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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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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编辑
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卒于2008年。祖籍江陵。王元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物关系

纠错

中文名王元化
别 名方典
国 籍中国
出生地中国湖北武昌
出生日期1920年11月30日
逝世日期2008年5月9日
职 业著名文学评论家
毕业院校上海大夏大学
目录
1生平简介
2往事略集
▪ 清华情结
▪ 基督教精神
▪ “新启蒙”和“学林”
3人物交往
▪ 北钱南王
▪ 北李南王
4文学生涯
5学术领域
▪ 《文心雕龙》研究及中国文艺思想研究
▪ 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美学与哲学研究
▪ 思想史、学术史和当代文化研究
6京剧理解
7教育思想
8反思五四
9王氏书目
▪ 著作书目
▪ 翻译书目
▪ 代表文章
10王氏语录
▪ 名言
▪ 评价
11作品摘录
▪ 《宦术》
▪ 《京师乐籍说》
1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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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照片
王元化先生照片(17张)
(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

王元化
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1920年11月30日生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曾用笔名洛蚀文、方典、函雨等。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後,辗转天津、青岛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曾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后在上海《文艺通讯》负责组织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参加编辑《奔流》和《奔流新辑》。1942年任上海地下党文委。1945年负责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热风》。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负责编辑《联合晚报》副刊《夕拾》。此后在北京铁道学院任中文讲师,在上海负责编辑《展望》杂志。1949年初《展望》被反动派查封,后又负责编辑《地下文萃》。
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海学术界也进行了相应的批判活动。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上海的王元化、贾植芳和彭柏山等人受到株连。至1981年乎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分会会员。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筹备组)领导小组成员,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兼职教授。生前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2001年,法国的大师级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时,王元化作为大师级学者,受邀与德里达进行了精彩的哲学对话。2004年12月14日上海美术馆展出了王元化的51幅书法作品。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王元化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8岁。钱钟书与王元化两位学界泰斗素有“北钱南王”的称号。
2往事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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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情结

王元化1920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一岁时母亲带着他来到父亲任职的清华大学团聚。童年都在清华南院度过,住在南院12号。1920年代清华国学四导师除梁启超外均居此处,其中1号为赵元任,2号为陈寅恪,17号为王国维。1997年,王元化曾应央视《读书时间》节目邀请,重返清华园。在此前,其“清华情结”已经颇为彰显,他在上海的书房名就是“清园”,著作多以“清园”为题,从1993年第一次以《清园夜读》为题的文集,到2007年《清园谈戏录》,延续十数年之久。 清华园所倡导并为诸多学人先辈所躬行实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为王元化推崇,他对清华建校时从美国引进的政治与学术分开的教育原则也十分肯定,并认为在当代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

王元化
地位,必须使它依随学术以外的目的。后来更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把立场和态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胡晓明说,王晚年经常回忆儿时在清华园度过的美好时光,“可能年龄越大,旧时的记忆越清晰”,这与一般学者只能通过经典文献感悟大师不同,他是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就是那个每天在他放学回家路上经常看到的——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在南园散步的王国维,清华园对他的影响已经浸入血肉,在积淀数年后,独特的治学精神和气质更为凸显。
1997年,王元化参加杭州大学百年校庆,他被介绍为“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非“思想史的学者”,他由此感叹“与过去相比,今日大学已成官场,大学不再以学者为荣,举行校庆时,竞以官阶相炫”。此时,他拿来与过去相比的参照是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主政时自比唱王帽的老生,在戏台上名为皇帝,实为配角。他称赞梅虽自然科学出身,却中西文理兼通,治校自然有大学之谓大师之相。
他的1990年代日记及诸多文章中,多有提及清华,1999年,为了发表一篇有关反思五四的文章,他向报社一位负责人据理力争时,又提到了立在清华大学校门内的那块碑铭,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基督教精神

1999年1月接受学者李辉采访时,王元化谈及基督教家庭对其影响时说:“如果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到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
他与夫人张可皆为莎剧研究专家。黑格尔的《小逻辑》,他精读过四遍,莎翁与黑格尔的经典名著,使1955年王氏在受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后得以度过痛苦的精神危机。
王元化的大家庭深受西方教会教育影响: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15年在清华任教;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外祖父则为一名传教士,曾为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
张可出身于苏州书香世家,毕业于暨南大学外文系。1948年,王张二人的婚礼在上海以基督教仪式举行,1986年与2006年,王元化先后在同一个地方——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为母亲、妻子送别。 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1953年,王元化赴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首次见到毛泽东,在记述心怀时,他提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在原地站着,内心不免有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

王元化和妻子张可
其实这种人性平等的观念反映在他的很多行为中,不是为了做秀,而是服从自己的内心。1990年,他作为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赴京参加会议,即将结束时的某天,突然有工作人员通知他们等候赴人民大会堂,但不告知原因,王元化预料是受领导接见拍照,当即提出自己患有腰疾,不能随行,还得到许多人以请假做为响应。
“新启蒙”和“学林”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王元化编辑和出版了《新启蒙》和《学术集林》,前者代表了他在80年代倡导的新启蒙的学术与反思,后者体现了他的“学术的思想与思想的学术”的治学实践。
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册《时代与选择》出版。
原计划是每月出一册,但是由于出版发行方面的种种障碍,实际上每两个月出一册,其他三册分别是《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
《新启蒙》第三册发行后,王元化在1989年4月一次答记者问中,把办刊宗旨作了说明:“丛刊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人人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他更愿意说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丁东说,“1990年代,知识界恢复公共性话语,王元化影响非常大。在邓小平南巡以前,知识界公共领域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当时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主旋律的,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已经没有话语空间了,如何恢复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王元化起到的作用很独特。”
1994年6月,李泽厚发表了一篇《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月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就公开表示不同意“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后来他谈到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
《学术集林》持续到1998年11月,前后共十五卷,王元化对每一卷都写了卷后记,可以发现诸多他记述反思的思考路径、读书心得、对学术思想界重大问题的观点等。余英时批评郭沫若的文章就是在《学术集林》发表的。

王元化
1990年代是公众熟知的王元化反思年代,为此曾著《九十年代反思录》,称其为他奉献给读者最成熟的反思成果,这段反思尤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最有突破,王元化对所谓知识分子阵营保守、自由、激进三派划分的否定,重新反思卢梭的国家学说等,可以说这段时期正与其思想史的反思同步。 主持《学术集林》并不是为了把持一个学术山头,在《九十年代日记》里,王曾对钱文忠戏言,“现在学术界有拉帮结派之风,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
3人物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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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钱南王

“北钱南王”与“北李南王”这两种称谓,大约在1990年代后期流传于学界及传媒,意指彼时学术版图中的地标性人物。前者具指“北有钱锺书,南有王元化”,其学术坐标为中国古代文论——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同获中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荣誉奖(最高奖);后者中的“李”指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先生,概指二人的晚年反思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皆为泰斗级人物。
1981年,钱钟书、王元化与王力、王瑶、朱东润、吕叔湘等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元化时年61岁,比钱小整整10岁,是其中最年轻者,后来又连任一届。图书获奖后,钱对王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
经钱介绍,王元化还在1980年代初结识了马悦然。王在《1991年的回忆》中记载,“当

年轻时的王元化
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钟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钟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
1991年,他们偶然在香港相遇,马悦然携带了录音机请王向他介绍大陆文学界现状。王元化在文章中对后来马于大陆遭受的责难表示不平,比如1986年的上海金山国际汉学会议上,马悦然向与会者解释,中国作家之所以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语作品的翻译质量会影响评委的理解,结果被当众指责:“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
“我看到他那发窘的样子,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同情。”王元化说,“我相信马悦然的说法,中国作品能不能获奖,翻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每逢争论到情急的时候,就会出现以意气代替理性的慷慨陈词,所以他的多少含有善意的发言,被表示激愤的抗议声所淹没,最后只落得一个马悦然对中国有成见的坏名声。”
据王元化弟子胡晓明透露,钱王二人经常有往来,后者每出新书,往往寄赠予钱,有一次王元化拿着一封信对胡晓明说,“这是钱先生的来信,他用‘博雅’二字评价我的《思辨随笔》。”而“博雅”正是以吴宓等人为代表的清华学派的一种重要风格,主张治学的中西参证,博学通达,自然深为王元化所喜。
王元化对钱钟书的学术贡献评价甚高,称其“是一个博闻强记的学者,没有人可以代替”,“钱先生去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同时,王也有保留意见,他并没有将钱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提并论。 至于“北钱南王”的说法,王在同年7月通过媒体进行了谦虚回应:“钱钟书是前辈,我各方面的学识都比不上他。社会上有种种说法,事前我并不知道,我没办法。每个人对自己都应有恰当的评价。我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但不能过分夸张。”
北李南王

李慎之与王元化之间有误会,也有思想分歧,这在1990年代后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此相对而言,不如王钱关系融洽,这不能不说是学界一大憾事。两位学者均为党内高干,一个被打成大右派,一个是胡风分子;在发现和推动评价顾准的思想贡献方面皆不遗余力,特别是自1990年代始的反思卓有成就。
知情者透露,最初的误会来自李慎之于外界所闻对王元化“官方学者”身份的不认可,对此前者在参加1994年于山东曲阜举行的“文学与儒学”研讨会上,还曾专门向胡晓明问及,胡做了澄清,回沪后向王元化做了沟通,“消除了误解”。此后二人还相互赠书。
但1990年代对于五四及激进主义的反思,李慎之与王元化存在不同观点。2001年1月6日、13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连载发表了王元化的《1991年的回忆》,全文两万余字,其中提到,“主持朱学勤(时为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先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指朱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1999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契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

王元化印
小结。但是完全出我意料的是,就在我进行反思不久,朱学勤却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反思的文章。(事实上,早在1995年6月5日的日记中,王元化即提到“最近慎之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不宜对五四激进主义进行批评云云”,后来的日记中他又对自己被莫名归入“传统派”不满,因为王素来厌恶学界拉帮结派风气。)他认为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启蒙的倒退,其标志就在于反对激进主义。”文章说,几年后朱的观点起了变化,“在一篇文字中,声称他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不过,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对这问题的态度,也没有提到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反对过激进主义。”
1月14日,朱学勤通过网络发表了近万言的回应文章《敬答元化先生书》,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一方面为师生之谊破裂深感痛心,另一方面为王李二人的分歧公开化感到遗憾:“先生在网上发表的这篇长文,几乎是在向世人公布您和慎之划清界限!”
王元化在1990年代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反思五四,作为标准的五四一代,他曾经长期坚信,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但在写《杜亚泉文集序》时,经过半年的阅读及思考,他认识到五四精神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等观点是不应继承的。
王于朱有知遇之恩,因为后者的论文当时被批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史观”,王在此关头出任其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方得通过。而恰是该论文引起了王元化“剧烈的思想碰撞”,通过思考阅读,促使他“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
朱回应说,十年来,他并未放弃反对激进主义,只是在同时也需反对犬儒主义,“因为第一种反思,是在反思激进主义中坚持对现实的批判,而且因为有反思,这种批判才能掘进深化;第二种反思则不然,是在反思中往后退,放弃对现实的批判,可能导致犬儒主义。”而后者导致王元化误解。 朱文发表后,王元化未予公开回应。
王元化先生著作
王元化先生著作(12张)
1997年4月15日,王元化看到《报刊文摘》转载的李慎之回忆《胡乔木与钱锺书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字佳话》的文章,在当日日记中称,“慎之有此文此论,殊觉意外。”文中说“乔公与钱先生两位大家历来以改人文章点铁成金著称”,王元化对钱表示认可,对“胡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胡的笔墨生涯不是与学术连在一起,而是与政治连在一起。他一度宣称他批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可以讨论,但不同意见却始终无法发表,只能在港刊上找出路。
2003年4月,李慎之在北京去世,王元化发唁电:“我和慎之虽然相识较晚,但从朋友那里听到他的为人和过去的遭遇,我对他是深感同情和尊重的。虽然我们在一些观点上(如对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存在着分歧,但在总的方向和追求自由民主的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两年来,我读过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曾与几位朋友谈过,我感到我们的观点渐渐趋向一致。我怀着期待,希望在更多问题上我们能够增进更深的了解。如今,噩耗传来,使我不禁感到茫然若失。我的年龄比他大,没有想到他竟会先我而去,我没有在他生前把我的一些想法向他倾吐,这是我深深引为遗憾的。关于我与慎之的关系,外界流传着一些不确切的说法,今天趁我对他的逝世表示哀痛的时候,我愿向朋友们作一内心告白。”
4文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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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早年深受进步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生涯。起先从事创作,大部份作品收入小说散文集《脚踪》中。後转向以写作评论文章为主。1939年发表了《鲁迅与尼采》。1941年写了《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遭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在“孤岛”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战

王元化笔迹
。这一时期的论文结集为《文艺漫谈》(1945)等。解放後,於五十年代初,写了一系列短评,提倡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理想,反对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1952年出版论文集,题名《向着真实》,作为从1939到1954这一历史阶段所写论文的选集。此书於1982年重版时,作者在後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一九三七年,我开始文艺理论习作,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按照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去探讨文艺现象。尽管在写作过程中领受了不少甘苦,但我的进展不大。从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我还未能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浸染。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1955年以后,王元化在长期困厄的境遇中,潜心书海,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还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此稿於“文革”中被毁。他同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後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又致力於《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初稿就在此时写成,为郭绍虞所推重。
王元化先生画像
王元化先生画像(2张)
“文革”以后,王元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中仍笔耕不懈,发表了很多论文。;从1979到1990十年内初版和重版的著译有:《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初版,1983年增补版),《向着真实》(1982年重版)、《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年)、《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年),《文学沉思录》(1983年)、《传统与反传统》(1990年)、《思辨短简》(1990年)。其中《文学沉思录》一书收入了他在1979到1982年所写的大部份文字,他旗帜鲜明地抨击文艺理论中以引证代替论证的反科学倾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的高度,对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究,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把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明确指出知性的局限性,解释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真体”即从知性到理性的飞跃(《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又把黑格尔《小逻辑》中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理论应用於文学,从而深化了对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的认识。(《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以为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应区分两种不同的表象:以思想形式出现的表象(科学的)和以感觉形式出现的表象(艺术的),科学家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艺术家则是通过个别去体现一般。在艺术思维中,由个别到一般和由一般到个别这两个认识过程不是并列的,而是互相联结互相渗透的(《形象思维杂记集录》)。这些论文与他的《文心雕龙》研究有着密切联系,许多创见写入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中。
5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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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研究及中国文艺思想研究

《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专著既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同时又第一次将这部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和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对话的层面。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由三篇专论组成,提出刘勰前后期思想有较大变化,汉晋学术思想系统中刘勰的原道观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以及刘勰”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等观点,尤其是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推翻成说,具突破意义,后为学界大多数研究者认同。下篇研讨《文心》创作论内容,作者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采,曾引起长久广泛的讨论。
作者对《文

相关书籍
心雕龙》一书的极富创意的研究方法,第一是古今结合的研究视角。作者强调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原则,站在文艺理论家,而不是古代文论注释者的立场,从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高度着眼,以今衡古,古今互为体用,使古代明而未融的理论光采,得以现代意义上的阐扬。第二是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作者对《文心》中重点的名论,皆以西学理论为参照系,细加审析,一方面凸显出中国文论的精彩创见,另一方面也在本土资源与外来观念之间,创造出一种沟通对话的可能性。这实际上遥承世纪初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材料相互释证”的传统。北京大学王瑶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研究计划、旨在呈显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人物的排列,正是以王国维始,以王元化终。这一计划,恰可表现王元化学术创新的意义所在。
九十年代王元化对中国文艺思想的研究仍有发展,其代表作是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收入《清园近思录》,中国社科,1998)。这篇作品从美学角度对中西方戏剧、西方美学传统进行比较,作者从文化和美学上提出的一些观点,既在艺术经验上有深透的说解,又在文化和理论上有广泛的意义。
《文心雕龙创作》一书,曾获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新一版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1992)。作者又增添四篇新论。
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美学与哲学研究

王元化三十年代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曾发表《文艺漫谈》(1947)、《向着真实》(1952)、《文学沉思录》(1983)等一系列作品,其中《文学沉思录》是新时期最富创发力的重要理论成果。涉及诸如形象思维、真实性、人性问题等,作者显示了长期思考之后,以强大的思辨力量发而为深刻的识见。其中如”文艺学综合研究法”、”风格学”、”知性方法”等,则属于作者开拓的新论域。尤其是其中《论知论分析方法》一文,是作者长期研读黑格尔《小逻辑》,厚积薄发的结晶。作者疏理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一条思想方法线索,清理出一个由三范畴认识论(普遍、特殊、个别)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辨证思维系统。《文学沉思录》被誉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曾获上海市优秀著作一等奖(1985)。
王元化从被隔离时期开始潜心研读黑格尔。认识论方面,如知性、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美学方面,如思想与情感融合的”情志”命题、风格问题、艺术表现的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等,都有独到的阐发与建树,在当代中国的黑格尔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为可贵的是,他九十年代后从反思黑格尔到反思思想史、反思对逻辑的人为权力和对规律性的迷信,更是当代中国黑格尔研究中独树一帜的。
思想史、学术史和当代文化研究

早在”万马齐喑”的年代,王元化就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龚自珍思想笔谈》、

《莎剧解读》
《韩非论稿》等长篇史论,以犀利的分析和透辟的史识见长。90年代后他更为关注文艺学、哲学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传统与反传统》(1990)、《清园夜读》(1993)、《清园近思录》(1998)等一系列论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后》、《无梦楼随笔序》等文,是反思现代思想的最早文章,作者十分敏锐地抉发知识人思想与命运的痛苦根源,引发了当代思想界的反思活动。《谈社约论三书》是晚年长期沉潜读书思考、系统探究问题的典范之作,所思考的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命题:卢梭的”契约论”及其实践意义。作者指出”卢梭的公意正如黑格尔的总念的普遍性一样,是用普遍性将特殊性与个性体统摄于自身之内,从而消融了特殊性和个性的存在。”此文在当代学界重新疏理民主化理念的讨论中,有很大影响。《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是重新发现思想史遗产的名篇。作者不仅对现代思想史补缺纠偏,而且直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大症结即意图伦理、功利主义等。《关于近年代反思答问》和《王元化对五四的思考》、《清园近思录后记》等,则是将他关于中西文化比较,关于现代思想人物、关于哲学与学术等思考,一齐融注于一个焦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化心启蒙心态。作者认为五四有四种流行观念,即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对后来的思想建设有不良影响。五四值得大力表彰的思想遗产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作者的这一思考是长期观察反思的一个结晶。以上各篇被海外学者译成英、日两种文字。近来日本学者以冈村繁为首,准备在日本翻译出版《王元化文集》(约一百余万字,日本汲古阁出版社)。
除上述几个领域之外,王元化在翻译上亦有作品如《文学风格论》(198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96,与父亲王维舟合译),《莎剧解读》(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曾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瑞典、芬兰、墨西哥等国访问讲学、参加会议,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也曾多次在上海图书馆等邀请海外学者作学术报告,举办座谈会;在国内多次主持、举办学术会议;组织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古文字诂林》和主编《学术集林》丛刊等,是当代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媒介人物和组织人物。
6京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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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对京剧,爱自幼年,正式研究却在晚年。1980年代中期,老束(按:《新民晚报》总编辑束纫秋,我的老领导)把我带到他家,对地下党时期的战友说:“元化,我让思再来陪你。”那时,元化先生刚从市委宣传部长的任上退下来不久。听说我会京剧,便问道:“你学的是哪一路?”我说:“余派。”当晚,张可师母留饭,宾主尽欢而散。回家路上老束说,如果能够引发元化对京剧的理论兴趣,那就是京剧的福音。从此,我常在下午三四点钟,元化先生午睡之后,到吴兴路府上去陪伴他。在一道散步的时段,他往往要点戏。我唱得最多的是伍子胥系列,如《战樊城》、《文昭关》、《鱼肠剑》等,有时他也开口哼唱以呼应。我还陆续找来一些京剧录音带和书籍,慰他寂寥。后来他提议:“我俩来做一个对话如何?”这就是后来以多种版本问世的《关于京剧和传统文化答问》,也即上述《京剧丛谈百年录》的绪论。
初版《京剧丛谈百年录》有遗珠之憾,近年元化师一再嘱我整理增订。此番病榻指示增补伍子胥文,使我忆及他爱听爱唱伍子胥的往事,是兴之所至,还是另有深意?于是认真研读他嘱编的原文。 伍子胥本是楚国阀阅世家。父亲被害,满门抄斩,子胥一人得逃,奔吴国借兵报却冤仇,赢得后人称颂。封建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核心在于忠孝二字。伍子胥报父仇,说孝可也,而他诛杀君主,忠在何处?这不是大逆不道吗?可是不然。王元化发现,孔孟之道里的忠是双向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进一步说: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雠。孟子甚至认为,杀掉昏君的行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据此王元化认为,有人以孔孟之道为愚忠愚孝,并为“孔老二”戴上“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的帽子,乃是冤哉枉也;相反,早期的儒家倒是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古人尊奉伍子胥为合于儒家理想的伟大人物这件事,说明了这一点。
王元化指出,君主本位主义和君主专制主义的的倡导人不是儒家而是法家。“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者可为天下主”,这是韩非《外储说右上》所引他所崇拜的申不害的话。先秦法家里,申子和韩非子重“术”而商鞅重“法”,故而太史公将申韩合传,以区别于商鞅,是有眼光的。韩非在《忠孝篇》里批评孔子“未知孝悌忠顺之道”,意谓任何君王的权力,哪怕是昏主暴君,也绝对不容动摇和更易,而孔子赞美尧舜,称颂汤武,不合韩非子所谓的“臣事君”之道。尧舜禅让,是君臣地位颠倒;汤武鼎革,更为大逆不道。这使我悟出,若要在先秦诸子里找“封建专制主义代表”,则应把眼光投向法家韩非子。
王元化以晚年反思著称于学界。他说:“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他还说:“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伍子胥反对平王并不被认为大逆不道即是一例。”“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以说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番重要言论,是先生在听唱《文昭关》之余,借着评论伍子胥而生发出来的。不亦见微知著乎?先生还说:“伍子胥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种重然诺轻生死的侠义气概,正如莎士比亚剧中常常提及的罗马人有一种壮烈精神一样。”不亦自身写照乎?
7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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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曾深刻指出,1952年院系调整是教育界的一次大折腾,“当时砍掉了许多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使所有大学向专业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以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丧失殆尽,至今无法恢复。……我引为深忧的是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某门课程在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折腾?”王先生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前后两次的政治安排,使中国大学经受了两次耻辱,我们现在远不是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时候,当务之急是重建大学精神。
王元化连续两届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1990年先生出席第二届学科评议会议,感觉每况愈下。不仅参加成员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作风也非常不正派。种种说情请托徇私现象发生,结果博士生导师人选劣进优退,品学优异者往往落选,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我们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学术生态圈,学术共同体还有待建立,包容学术激励机制、学术约束机制的学术竞争机制还无从谈起。关键是依自不依它的学术理念远未成为学者的共识,学术根本没有摆脱对政治、经济的依附,思想的

《文心雕龙创作论》
闪电还没有照耀这片大地,中国的学者没有解放成为人。一句话,中国需要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
中国五十年来的教育制度培养了畸形的“专业研究人员”,这些人员古今不贯通、中西不搭界,更不要说文理会通了。王元化先生其实在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后,开始进行学术积累的。先生经过异常艰难的探求才取得杰出的学术成就的,当代学术研究者视野之狭窄,先生是有很深的感触的。思想家的视野总是较常人宽广的,先生认为造成这一怪状的是教育制度,并把眼光投向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
2001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王元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像现在这样,许多人知道古代的不知道现代的,知道中国的不知道海外的,知道文学的,对历史、哲学也都不清楚,研究不仅狭窄,而且很难发展。这种情况的形成与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遵循苏联的大学制度,完全向专业化发展。……我常讲,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做分工的奴隶。分工必须在整体、综合、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畸形发展,牛角尖越钻越细,其实是不应该有的。”全能主义政治制度中,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范式是三位一体的,懂得古代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三科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挤在现代文学史、现代史、现代哲学史的小路上。还有历史文化资源流失的问题,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也不是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正是“鄙弃既往、迷信将来”(张奚若先生语)的斗争哲学,妄图使我们丧失中国文化的血脉,它成功的使中国学人失去了中国文化的身份证。我们可以观察苏联,斯大林推行野蛮的文化专制主义,但斯大林并没有消灭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的伟大先驱,俄罗斯文化是不存在断裂的。
8反思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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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王元化先生先后在南京大学、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郑州三联越秀讲坛,作了有关五四方面的演讲,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评价。
第一,他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个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
第二,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但是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对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比较深入地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甚至至今还需补课。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渊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从近代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我们都缺乏

《清园近思录》
切实研究。
第三,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向轻个性。五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上大书特书的。
第四,他认为,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念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庸俗的进化观点,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书过程中,观点流为毫无例外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喜走极端,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以后学术为政冶服务的先声;四是意图伦理,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的考虑放在首位。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这四种观点,在互相对立学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它们的踪迹。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们对于我国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影响。
第五,他认为,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五四时期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没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领城,但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六,他认为,五四时期在国学研究方面成就值得重现。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融化西学做得较有成就的是在中国通史、哲学史、小说史等几个方面。
王元化认为,在回顾对二十世纪文化思潮发生巨大作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对它们作出清醒的再认识、再评价的时候了。
9王氏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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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书目

《抗战文艺》(论文集)1939,文线出版社
《文艺漫谈》(论文集)1945,通惠出版社;1985再版,上海书店
《向着真实》(论文集)1953,新文艺;1982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创作论》(论文集)1979,古籍出版社;增订版,1983
《脚踪》(小说集)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学沉思录》(论文集)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再版
《文化发展八议》(论文集)1988,湖南文艺出版社
《传统与反传统》1990,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讲疏》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园夜读》1993,海天出版社
《思辨随笔》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
《清园论学集》1994,上海古籍出版社
《读黑格尔》1997,百花洲出版社
《清园近思录》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谈文短简》1998,辽宁教育出版社
《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2000年版)
翻译书目

《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译文出版社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96,与父亲王维舟合译)
《莎剧解读》 (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
代表文章

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1941年)[1]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
人性札记(《上海文学》1980年第3期)
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上海文学》1980年第12期)
模仿·作风·风格——《文学风格论》译本跋(《上海文学》1982年第2期)
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上海文学》1982年第9期)
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
关于文艺学问题的一封信(《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
简论尚同思想的一个侧面(《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文心雕龙》的若干范畴(《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五四启蒙运动断因新说(《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2期)
《文心雕龙》新解三题——在《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闭幕词(《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2期)
“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中国文化》1992年第1期)
“子见南子”与前人注疏(《学术月刊》1992年第9期)
玛雅访古志(《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读书》1993年第9期)
记绍虞先生──纪念郭绍虞先生百年冥诞(《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
《文心雕龙学综览》序(《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
文论随笔(六则)(《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莎剧艺术杂谈(《上海戏剧》1994年第6期)
简论道德继承(《学术月刊》1996年第9期)
漫话《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1期)
京剧四说(《上海戏剧》1997年第3期)
读黑格尔《小逻辑》笔记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 第1期)
大传统与小传统及其他(《民族艺术》1998年第4期)
谈社约论书(《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
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5月1日)
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6期)
现代精神与传统思维方式(《人民论坛》1999年第12期)
江陵小记 (《寻根》2000年第4期)
一九九一年回忆录(《学术界》2001年第2期)
近思札记(《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
九十年代随想杂记(《天涯》2001年第4期)
沉潜往复 从容含玩——王元化访谈录(王元化 倪立秋,《语文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4期)
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文史哲》2002年第2期)
知识人与21世纪(王元化 胡晓明,《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京师乐籍说(《散文百家》2004年第18期)
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王元化 胡晓明,《文汇报》2004年7月18日)
王元化谈《论语》八篇(《文汇报》2007年8月10日)
10王氏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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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

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
评价

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鲁迅)
他谈民主,对民主的复杂性不了解,只是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胡适)
他对学术以外的东西,往往分辨不清。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好的,看人则有时难免有误。(季羡林)
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作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张中晓)
11作品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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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术》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
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危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政治政策,只要读了龚自珍《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
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
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
《水窗春呓》记湘军与太平军战:
……势危急。时李肃毅(鸿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这里所用擒纵之术与“挺经”契,虽柔实刚,较之那种缚而饲之的用人之法确要高明多了。
《京师乐籍说》

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寓意深远的文章。它犀利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钳塞天下游士之术:“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
于是乃有乐籍之设,以钳塞天下游士,“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瑕以读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但是,这种约束羁縻的阴鸷之术能不能收到效果呢?他的回答是:“曰:如是则唐宋明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这是一篇声讨封建统治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
清统治者为了扑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在文章中提到反满固然绝对不可,就是涉及金元也在严禁之列。所以这篇文章只举唐宋明,而把元剔除在外。清雍正朝虽有罢教坊乐户之谕,但只是装点门面,事实上娼妓仍存在。《平均篇》中就提到当时有“女子鬻容之肆”。后来,曾国藩在破除太平天国后,即下令盛奖勾栏,秦淮河上,笙歌彻旦,便是采取这种手法。
了解了当时背景,再来读这篇文章,就不难领会它的迂回曲折笔法所隐寓的深意:说的虽是唐宋明的封建统治者,但也针对了清统治者在内;说的虽仅限于乐籍一事,但也使人一隅反三,由此推断封建统治者是怎样既阴鸷又卑怯地采取禁锢思想的愚民政策。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篇寓言。
读了这篇寓言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他那主张更法的经世致用的文章,什么“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什么“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显得多么迂腐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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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王元化-国学人物 .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2-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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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作家

12
Q

朱东润

A

朱游传》、《梅尧臣传》、《李方舟传》等。而《朱东润自传》既是他对自己在1896年至1976年八十年间人生苦旅的回顾和审视,也是对_二十世纪中国的风风雨雨、世事浮沉、众生百态的描绘和思索。
中文名朱东润
别 名朱世溱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
出生地江苏泰兴
出生日期1896年
逝世日期1988年
职 业文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
毕业院校伦敦西南学院
主要成就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者之一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
代表作品《张居正大传》《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目录
1简介
2人物年表
3伉俪情深
4学人轶事
5主要著作
6人物评价
1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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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1896-1988),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朱世溱,泰兴县城人,明代福建巡抚、督师抗击荷兰侵略者朱一冯之裔孙。
朱东润先生自幼失怙,1907年受族人资助,考入南洋公学附小读书。因成绩优异、刻苦

朱东润
勤奋,1910年得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唐文治资助升入中学。此后却因家境贫困、资助中断而辍学。时值辛亥革命,朱东润先生的三哥因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而被清军杀害。三哥的就义,对朱东润先生触动很大,终其一生,他都抱爱国爱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之旨不移。1913年秋,朱东润先生入留英俭学会,赴英留学,次年进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先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朱东润先生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先生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忍痛抛妻别子,愤然离开沦陷的家园,绕道东南亚,远赴大西南,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1951年春任齐鲁大学教授,同年秋,改任沪江大学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朱东润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解放后,朱东润先生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历经非人磨难,爱妻邹莲舫夫人也因受牵连而不堪凌辱含冤而亡,但朱东润先生却以一身傲骨面对邪恶势力的威压,始终不肯屈服。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5月,朱东润先生以8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东润
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念,以及刚直守正,以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节操,体现了他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的精神。
1981年朱东润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还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中华文史论丛》主编等职。
朱东润先生于1988年逝世,享年93岁。
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是该学科开创时期颇影响的奠基之作。他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2人物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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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一岁) 12月4日(旧历十月三十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城关功家巷旧宅。谱名属“世”字辈,名世溱。父石庵公,母李氏,泰兴县人,是年皆四十一岁。兄三:世淦、世□、世潆。
1899年(四岁) 二哥因肺病夭折。父亲失业,家贫无以为生,赖典当度日。
1900年(五岁) 观《三国演义》绣像,父亲为之讲解,从父识字始。
1901年(六岁) 入私塾。读《龙文鞭影》等蒙学书。
1904年(九岁) 泰兴县创办初等小学,称蒙学堂。初入丙班,旋升乙班。
1905年(十岁) 入官办高等小学(时称东门大学堂,其前身为襟江书院)预备班。
旧历三月二十一日,父亲去世,终年五十一。
朱东润
1906年(十一岁) 入幼幼小学(初等小学)甲班。从汪民甫先生读《左传》,甚得汪先生器重,并蒙字以“东润”。
1907年(十二岁) 年初,三哥世潆应征投军,入清新军第九镇。 春,从幼幼小学毕业。以第一名考入襟江小学。秋,得族人资助,赴上海投考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被录取,编入二年级。
1909年(十四岁) 获南洋公学国文大会小学组第一名,得奖金四元,购《经史百家杂钞》一 部。
1910年(十五岁) 夏,自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毕业,因家贫及族人资助中断,准备辍学。秋,得南洋公学堂长唐文治先生资助,升入南洋公学中学部。
1911年(十六岁) 10月10日,武昌起义。上海光复后,参加南洋公学巡逻队护校。10月(旧历九月十八日),三哥世潆参加江苏第九镇起义,组织监狱暴动,事败,在南京遭清军杀害,披仅

朱东润《左传选》
二十六岁。
1912年(十七岁) 于南洋公学读完中学二年级。秋季辍学,旋入上学文明书局任校对。年底,入商务印书馆任《小学月报》编辑助理,为时两月。
1913年(十八岁) 加入留英俭学。秋,乘日本长崎九号轮船赴英国留学。
1914年(十九岁) 入伦敦私立西南学院就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译稿发表于《申报》等处。
1916年(二十一岁) 3月,为参加国内讨袁战争,放弃转为公费生,搭日本船回国。至新加坡,闻袁世凯已死,遂经上海返泰兴。不久,复往上海,入《中华新报》任地方新闻编辑。
1917年(二十二岁) 秋,应聘赴广西梧州,任广西省立第二中学外语教师。寒假中,与同事陈柱、冯振等同游梧州附近够用,赋诗倡和,印有《寒假倡酬集》。闻南洋公演老师去世,作挽联吊之,因不善书,请人代笔,由此立志钻研书法。
陈尚君与导师朱东润教授合影

陈尚君与导师朱东润教授合影
1918年(二十三岁) 暑期回泰兴,定婚。女方名邹莲舫,十九岁,本县人,县立女子高等小学三年级肆业。
1919年(二十四岁) 夏,辞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教职。转应南通师范聘,并兼任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南通中学)教师。
1920年(二十五岁) 年初(旧历年底),回泰兴完婚。春季开学,携妻同往南通。
1921年(二十六岁) 执教于南通师范。10月,长子君达出世。
1923年(二十八岁) 执教于南通师范。次子君遂出世。
1926年(三十一岁) 执教于南通师范。长女清於出世。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1927年(三十二岁) 6月下旬,应邀往南京,任中央政治会议处秘书。在宁仅八十日,因不满官场腐败与政治黑暗,9月中旬辞职,仍回南通师范任教(时改称张謇中学)。
1929年(三十四岁) 4月,离南通,应聘前往武昌武汉大学,任预科英语教师。文学院长闻一多嘱开英文国学论著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两门课程,并安排一年时间准备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
1930年(三十五岁) 执教于武汉大学。夏,长子君达因患脑膜炎于家乡夭折,年仅十一岁。
1931年(三十六岁) 武汉大学新校舍建成。担任中国文学批评及写作课程,并于武大《文哲季刊》发表有关中国文学批评之研究论文,改任中文系教授。
1933年(三十八岁) 执教于武汉大学。《诗经》研究论文先后于《文史季刊》发表:一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国风出于论质疑》,二、《诗大小雅说臆》,三、《古诗说摭遗》,四、《诗心论发凡》(后加绪言一篇,集为《读诗四论》,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四十二岁) 8月,全民抗战始。秋,武汉大学教学逐步停止。寒假,取道广州、香港,经上海回泰兴。婚后撙节薪入,所建新宅初步完成。
1938年(四十三岁) 居泰兴。于上海沪光中学泰兴分校临时兼课。9月,幼子君迈出生。11月,接武汉大学电报,命往四川乐山报到。12月初,离家赴川,先由上海至香港,绕道越南,再经云贵,间关入蜀。
1939年(四十四岁) 1月14日,抵乐山武汉大学报到。未久,开授《史记》研究课程,并撰《史记考索》。秋,母亲于泰兴去世。
1940年(四十五岁) 执教于乐山武汉大学。开始传记文学研究,撰《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等。
1941年(四十六岁) 执教于乐山武汉大学。撰《八代传记文学叙论》。开始撰写《张居正大传》。
1942年(四十七岁) 8月,辞武汉大学教职,离乐山。往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后汉书考索》写作完成。
1943年(四十八岁) 执教于重庆中央大学。教学以外,用力于传记文学研究与写作。《张居正大传》完成。由开明书店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史记考索》等著

朱东润《杜甫叙论》
作,陆续由开明书店出版。撰写《王守仁大传》(此书迄未出版,手稿后于十年动乱中散失)。
1945年(五十岁) 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泰兴第一次解放。
1946年(五十一岁) 6月,与中大师生集体复员返南京。于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又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课程。泰兴第二次解放。
1947年(五十二岁) 秋,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
1948年(五十三岁) 春,二女秀若死于肺结核,年仅二十二岁。秋,至江南大学兼课。
1949年(五十四岁) 春初,泰兴第三次解放。4月,无锡解放。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秋,脱离无锡国专,于江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1950年(五十五岁) 春,江南大学成立师生员工联席会议,被推为主席,不久,遭校方解聘。秋,撰成《楚辞》研究论文四篇:一、《楚歌及楚辞》,二、《离骚的作者》,三、《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四、《离骚以外的屈赋》。对《楚辞》作者及时代提出与众不同之意见。
1951年(五十六岁) 春,赴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未久,赴济南,作者齐鲁大学历史系。《楚辞》论文四篇,由叶圣陶后推荐,陆续发表于《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受到郭沫若等批评,未予论答。续写《“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疏证》二文(未发表)。秋,脱离齐鲁大学,往上海,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2年(五十七岁)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0月,因院系调整,转至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54年(五十九岁) 撰《左传选》,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就《左传》研究提出两个问题:一、《左传》的性质及书名,二、《左传》的作者及时代。
1955年(六十岁) 妻携孙女邦薇来沪定居。
1958年(六十三岁) 大跃进。撰写《陆游传》、《陆游研究》和《陆游选集》。
1959年(六十四岁) 1月,回泰兴。提议捐献住宅,代地方办图书馆。秋,有关陆游研究三部著作完成(1960-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60年(六十五岁) 2月,参加上海市西北建设职工慰问团,赴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四省,慰问支边职工。8月,参加新《辞海》审定工作。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1961年(六十六岁) 2月,出席全国大学文科教材会议,被指定为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主编。开始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合作编写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1962年(六十七岁) 3月,应邀往苏州江苏师范学院讲学。秋,复旦中文系承担编订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两册出版。
1963年(六十八岁) 转入梅尧臣研究。先编出《宛陵文集分卷编目表》,确定改编《苑陵文集》计划。4-10月,撰成《梅尧臣传》,随后又完成《梅尧臣诗选》,并开始编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朱东润《李方舟传》
》。5月,应邀往合肥安徽大学讲学,并观摩博物馆所藏邓石如书法作品。
1964年(六十九岁) 8月,回泰兴,再与地方洽谈捐屋事宜。应邀往泰兴中学为全县高中语文教师作演讲。12月,《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基本完成。考虑下一步传记写作计划,初拟撰写《苏轼传》,准备近一年后放弃,转而以杜甫、陈子龙为研究对象。
1965年(七十岁) 再次向泰兴县文教局提出捐屋办图书馆的建议。12月初(旧历十月底)七十岁生日,与妻同游南翔古漪园。
1966年(七十一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学校教学逐步停止。靠边,遭批判,取消教授工资待遇。
1967年(七十二岁) 先后被遣往宝山县长兴岛、罗店等农村改造。期间曾计划为一劳动妇女写传,以颂扬中国妇女坚忍刻苦品格。
1968年(七十三岁) 在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批判。11月30日,妻不堪忍受精神与病痛折磨,含冤去世。孙女亦被遣往市郊农村插队落户。独自料理生活,备尝艰辛。
1969年(七十四岁) 又至罗店劳动,曾于半夜与青年学生一同急行军,天黑行痴,气喘几绝,顽强坚持,幸未仆倒。此后心脏病屡犯。
1970年(七十五岁) 在校劳动。恢复工资待遇。
1971年(七十六岁) 参加《二十四史》中《旧唐书》、《旧五代史》校点工作。

朱东润《李方舟传》
1974年(七十九岁) 《旧五代史》等校点结束,又参加《春秋左传》等书校点工作。
1976年(八十一岁) 粉碎“四人帮”。开始《杜甫叙论》写作。
朱东润《杜甫叙论》
1977年(八十二岁) 继续撰写《杜甫叙论》。
1978年(八十三岁) 获平反,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辞。恢复中文系系主任职务,重新主持中文系工作。招收唐宋文学研究生。修订有关梅尧臣研究之三部著作。
1979年(八十四岁) 1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及所在里弄为邹莲舫召开平反昭雪大会。5月,《梅尧臣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八十五岁) 10月,《梅尧臣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1月,《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1年(八十六岁) 辞去中文系系主任职务,任名誉主任。3月,《杜甫叙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1月修订后之《读诗四论》(改称《诗三百篇探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秋,赴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任文科评议组成员,并任首批文科博士生导师。修订历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为《中国文学论集》。准备《陈子龙及其时代》写作。泰兴县政府派员至沪,洽谈接受捐屋事宜。
1982年(八十七岁) 撰写《陈子龙及其时代》。8月1日,泰兴县政府举行捐屋交接仪式。派三子君道、三女惠如为代表前往参加,无偿捐屋二十四羊、书刊四千余册及部分家具。
1983年(八十八岁) 3月,《中国文学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4年(八十九岁) 1月,《陈子龙及其时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5年(九十岁) 开始《元好问传》写作准备。招收传记文学博士研究生。
1986年(九十一岁) 撰写《元好问传》。健康状况渐衰,教学著书,仍不稍懈。12月6月,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协会、泰兴县委及县政府假上学作协礼堂,联合举办“庆祝朱东润教授九十寿辰及执教七十年纪念会”。
1987年(九十二岁) 屡病住院,治疗出院后仍坚持工作,以“教师终于讲座”自励,继续博士生论文指导及传记写作。12月初,《元好问》初步写成。18日,博士生李祥年毕业论文答辩通过。20日因全身黄疸,再入长海医院接受治疗。
1988年(九十三岁) 1月15日,由长海医院肝胆外科施行手术抢救。手术诊断:胃癌、肝门淋巴结转移,并发阻塞性黄疸。弥留之际,仍以工作未完成为念。2月10日下午4时49分,逝世。2月15日,于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3伉俪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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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是中国著名的传记史家,他先后撰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具有影响的传记作品。朱东润不仅通过他的作品描述了一位位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过这些人物故事展现出一段段历史 ,一个个时代的变迁,他被称为真正开拓中国现代传记文学领域的第一人。然而在朱东润为数不多、但部部精良的传记作品中,有一部作品却不是以历史名人为题,它就是《李方舟传》。《李方舟传》是中国传记史上少有的一部为中国普通家庭妇女著书立说的作品,甚至李方舟在历史上也并无其人,她的原型其实是朱东润结发49年的妻子邹莲舫。
1920年,23岁的南通中学英语教员朱东润在家庭的包办下与比他小4岁的邹莲舫成婚了。婚后他对邹莲舫恩爱有加,他们一共生下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朱东润被调到了四川的大学里任教,抗战八年,朱东润便和邹莲舫分离了八年。八年里,邹莲舫一人操持全家事务,日本飞机的炸弹落下,她让全家人躲在房间的床下不准出门,而她自己却仗着胆子大忙前忙后、跑进跑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她就提前购进大量物资,困难时再拿出去以物换物。有人看她太辛苦,劝她把孩子分几个给四川的朱东润带养,她怕路上出事,没有听从。一直到抗战末期,她才让大女儿朱清淤拎了一桶她熬的蟹油去四川看望朱东润,她把自己的浓情蜜意都融进了这一桶蟹油里。
战乱期间人心难免不安,朱东润的朋友、学院的其他老师,因熬不住长期寂寞,纷纷跳出包办婚姻的牢笼,在四川另续琴弦,而朱东润对邹莲舫的感情却始终没有变化。八年间他经常和邹莲舫互通书信以寄相思。后来朱东润在《李方舟传》中用诗表述了当时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宝镜香残秋漏冷,戍楼天远报书迟。但愿他生重觌面,一生长得伺蛾眉。在当时中国的现实中,男性可以重新追求另一份幸福,而女性几乎没有可能,他认为既然一个人要追求幸福,另一个人也有追求幸福的自由,那何不大家拉起手来一块追求幸福呢?
1946年朱东润回到了邹莲舫的身边,一家人终于团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朱东润便被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一家三代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60年代初,朱东润参加慰问团去西北慰问建设职工,他不断写信给邹莲舫,让一生从未出过远门的邹莲舫分享他在大西北的新奇感受。他把他在西北看到的少数民族的服装都画了像,寄给邹莲舫看,不停地告诉她外面有些什么事情。
1965年秋,年近70岁的朱东润携同邹莲舫一起到南翔的古猗园游玩,庆祝古稀之寿,但朱东润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出行竟然成为他有生之年和邹莲舫的最后一次出行。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国,复旦大学也不例外。朱东润首当其冲地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斗争马上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全部。学校的学生来了,让他跪在擦衣板上,拿日本人的大砍刀放在他的脖子上要他承认是牛鬼蛇神。性格倔强的老人决不肯低下他的头,而性格刚烈的妻子更是做出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事,一张出自邹莲舫之手的大字报出现在复旦大学满院批判朱东润的大字报中间。邹莲舫为朱东润鸣不平,为他叫屈,为他斗争。她在大字报里细数朱东润是怎样努力忘我地工作,根本不想自己的事情,他是好人,人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当时的邹莲舫看问题太天真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她的做法无疑是引火上身。邹莲舫在解放后曾经义务帮助政府开办缝纫学习班,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问题,之后又在复旦大学办过教工食堂,兢兢业业。但在“文革”中,她曾经的这些行为马上被定义为剥削,她立即成为了被批斗的重点对象。
个性坚强的邹莲舫在漫长的生活岁月里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1930年长子君达因病夭折她咬牙挺过了丧子之痛;1948年二女儿秀若因病去世她又坚持了过来;抗战八年她一人料理全家事务无所不能、无所畏惧,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朱东润对她始终如一的爱给了她巨大的鼓励和支持,让她知道有爱就有希望,但是这一次朱东润连自己都难以保全,邹莲舫开始感到绝望,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朱东润察觉后百般劝慰她,但是他自己每天必须到学校里去接受整整一天的批斗,没有办法照顾到邹莲舫,儿子白天要上班,孙辈们也已经下乡插队落户了。她一个人在家觉得孤独,又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又很害怕,于是她就选择了那样一条道路。1968年11月30日的下午,邹莲舫一个人在家里悬梁自尽。她留给朱东润的只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东润,我先行一步了,钱留在衣袋里。
晚上6点,72岁的朱东润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远远看见小儿子君迈在路上等他。君迈带着朱东润从邯郸路走到国清路,由四平路绕到国权路,最后回到国年路的宿舍里。君迈对朱东润说“要镇静”,朱东润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邹莲舫永远地走了,而这一年距离她和朱东润50年金婚只差一年。朱东润一下子就瘦得脱形了,喉咙也哑了,说不出话来。失去邹莲舫的打击整整纠缠了他5年,以后才稍微宽解一些。
邹莲舫的遗体被匆匆地火化了,因为她是自杀,骨灰都不允许被保留,而朱东润甚至连去火葬场看邹莲舫最后一眼的权利都没有。邹莲舫火化后第二天,里弄里就开了批斗会,批斗邹莲舫的剥削和畏罪自杀。对此朱东润在他的自传中描述道:50年的夫妻了,我曾因为远别而流泪,因为追忆而流泪,但是在她死后我没有眼泪了,因此我只是淡淡一笑。从那天开始,直到今天我经历过不少的艰辛,但是我始终没有眼泪。朱东润说他的生命春天永远没有了,再也不会有春天了。
妻子生前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眼前。她的纯真与勇敢,朴实与善良,是中国无数普通家庭妇女为爱为家默默奉献一生的高贵品格。于是孤独而倔强的朱东润不顾随时被抄家检查的危险,开始为亡妻立传。迫于形势,他采用托名的方式,《李方舟传》由此诞生。《李方舟传》的结尾并没有落在邹莲舫去世,而是停留在了1965年朱东润70寿辰和邹莲舫出游南翔古猗园,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出游。“ 忆昔与君初觌面,下车三揖都且妍。生则同室死同穴,有如皎日矢云天。自谓身世永相保,岂知一夕摧风烟。呜呼!此身虽在复何补,到老负君泪如泉。”朱东润用他的诗为《李方舟传》结了尾,也给他和邹莲舫的情感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的地方。
半个世纪的爱情依然没能抵挡得住政治风暴的侵袭,然而朱东润却在风暴中留下了一本不同寻常的传记。这本书记录了邹莲舫艰苦辛劳的一生,也寄托了朱东润对爱妻的无限追思。1979年元月,复旦大学为邹莲舫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哀乐声响起大家都哭了,只有朱东润还是肃然,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邹莲舫是听不到也看不见了。
4学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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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有一次中文系召开了“跃进大会”,目的是要大家再一次“鼓足干劲”,力求“多快好省”地搞工作。在学生、教师纷纷登台,决心要这个“提前”那个“提前”之后,大家把朱东润先生“促”上了讲台,要他表态。他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却如箭在弦上,不“跃进”一下便下不了台。踌躇再三,他终于在敦促的口口声声中开了口。看他那神情,真像要他下地狱似的。他说,原定5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三部著作,已提前为4年。现在决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不料,他这痛下决心的姿态依旧引起满堂哄笑。那时指出的指标,大家论月计天,一年尚嫌太长,何况3年!人们催逼着他再“鼓足劲”、再加快一点,他却再也不肯改口,只是无可奈何地叹道:“这已经非常紧张,再也不能提前了!”
3年很快就过去了。“跃进”热潮消退之后,人们也早已忘却当年的豪情。但朱东润先生却如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
他的《诗经》研究,以“国风不出于民间说”最为著名。其《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一文,大抵就《国风》所言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诸端,论证作诗者或自言,或言其关系之人,或言其所歌咏之人,而其所言皆统治阶级之事,故其诗亦为统治阶级之诗。其反驳“国风出于民间论”的理据主要有三点:
1、《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
2、即以持“民歌说”者所认定的“民歌”代表作《关雎》、《葛覃》论之,《关雎》之“君子”、“淑女”,非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非民间之乐器;《葛覃》“师氏”,非民间所能有。
3、后代之文化高于前代,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后世之民歌远不及矣?
他又以下两个证据为补充:
1、“《国语》所谓列士献诗,其义要当于统治阶级而已。”
2、据《毛诗序》,凡作者可考而得其主名者69篇,而其作者皆为统治阶级。又考三家诗说,亦得4篇。其论证最精彩的部分则是就《诗》之本文,由名物章句而确考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凡80篇,从而使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说服力。
他的“国风不出于民间”最为著名《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在当时出版是受到很多人的冷落,能回避就回避了,几乎在当时没造成巨大影响 。
5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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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上海 开明书店民国36 [1947]
《左传选》朱东润选注,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陆游研究》中华书局 1961
《陆游选集》(宋)陆游著,朱东润选注,中华书局1962,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中华文史论丛》朱东润、钱伯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陆游传》上海古籍 1979,海南出版社1993
《梅尧臣传》中华书局 1979
《梅尧臣诗选》(宋)梅尧臣著,朱东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1980
《梅尧臣集年校注》(宋)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张居正大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 1983
《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通用大学语文》复旦大学 1985
《古文鉴赏辞典》吴功正主编,叶圣陶、朱东润撰稿,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
《张居正传》海南出版社 1993
《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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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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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的崇高品格使曾经与之有过接触、受到其教诲的人们永远难以忘怀。早在1913年,他就曾参与国民党机关报《公论报》(由吴稚晖、蔡元培等主持)的工作;1916年,他放弃了在英国的学业,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先生毅然抛下家庭,冒着遍地烽火远走万里,绕道香港、越南,奔赴大后方。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先生受到严重打击,但他始终不肯屈服,不肯“低头认罪”,甚至敢于同按他头的人扭打起来。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中,他的铮铮铁骨闻名于全复旦。朱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波澜,他始终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漫长的教育与学术生涯中,他的意愿始终是尽力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张扬努力奋发的民族精神。而无论遭遇怎样的厄运、面临怎样的艰难,他从不灰心丧志,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相信只要人们坚持奋斗,这个民族总会获得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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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郭绍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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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江苏省苏州市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
中文名郭绍虞
国 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省苏州市
出生日期1893
逝世日期1984
代表作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目录
1人物简介
2家庭背景
3人物年表
4学术贡献
▪ 综述
▪ 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 书法成就
▪ 治学心得
5主要作品
▪ 专著
▪ 主编
▪ 论文
▪ 翻译作品
▪ 诗歌作品
6代表作介绍
▪ 《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
▪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
7人物评价
1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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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江苏省苏州市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音韵学、训诂学、书法

郭绍虞
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郭绍虞先生以照隅室作为斋名。晚年印有《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照隅室杂著》三种。20年代初,与茅盾、叶圣陶等创立文学研究会。建国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辞海》副主编,同济大学文学院前院长,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郭绍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旁及古今语法修辞。书法也有精深造诣,为海内外学者所尊崇。
2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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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先生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他的家庭虽属书香之家,但很清寒。祖父是前清举人。
父亲郭鲁卿没有考上功名,是一介寒士,担任过文书、校对等工作,也当过家庭教师。郭鲁卿19

郭绍虞及夫人张方行
37年抗战逃难时在苏州乡下东山去世。母朱漱芳1947年于故居去世。
郭绍虞和哥哥郭际唐自幼在粗衣淡饭中生活,深深懂得稼穑艰难,懂得学习的重要,感到一定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郭绍虞在家中尊老爱兄,团结和睦。自己节衣缩食,赡养父母却很丰盛。其兄郭济唐是一位有学养的中学教师,他们弟兄俩互通有无,手足情深。
郭绍虞在其父亲的熏陶下,酷爱学习。其后由于家庭清寒,他仅在蒙养义塾读了几年书,在陆尹甫、陆雨庵二位老师指导下,苦读诗书,直至明代遗民著作等。甚至在裱画店、古玩铺、旧书摊上,他也接触了许多名人书画和历代各种文物,以及各类版本古籍,大大地开拓了眼界。因此,这些店铺和地摊都成了他的街头“博物馆”和“图书馆”,使他流连忘返。 后来他又在一所工业中学学习了二年。由于他自幼爱好文学,在中学读书时,连续办了几期《嘤鸣杂志》。后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郭家世居苏州,由于家境贫寒,并无房产,一直租房居住,不仅条件差,而且经常被迫搬迁。1927年,郭绍虞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后,生活较为安定,也略有积蓄,遂在苏州购下大新桥巷一处建于晚清的普通民居,以奉养父母安度晚年,并请当时在家乡任教的兄长郭际唐一家陪伴父母同住,自己则常在假期回苏州看望双亲。
郭绍虞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众所周知,而他在书法、艺术方面功底也很深。
郭绍虞的夫人张方行女士,毕业于早期的上海民立女中,曾先后在福州女子师范等学校任教。在先生逝世之后为他整理了《照隅室杂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3人物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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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
1893年11月21日出生于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
1910年在苏州工业中学求学期间,与同学合办文学刊物《嘤鸣》,写诗作文,抒发爱国热情。
1913年 7月,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小学教员。五四运动中,他的思想深受《新青年》的影响,向《新潮》杂志投稿,成为新潮社社员。在这一期间,他利用商务印书馆的藏书刻苦自学,开始了学术研究活动,先后著有《清诗评注读本》、《战国策评注》(1916),《中国体育史》(1920)。
1919年,郭绍虞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并加入新潮社。1919年12月1日在《晨报副镌》发表了《马克思年表》。
1920年,郭绍虞到五四运动策源地北

故居
京,一方面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特约撰稿员,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
1921年元旦,他与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从事新诗、散文及学术方面活动。这年秋天,又经师友胡适、顾颉刚推荐,到福州任协和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
1921年至1927年,先后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福州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任教。
1921年他由胡适、顾颉刚推荐,任福州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台,时年仅28岁。
1927年7月起,郭绍虞在北京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4年,这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这时期他开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1934年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他始终坚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在完全背瞒本人的情况下,日伪“华北作家协会”竟将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他知道后,不顾安危,愤然去信责问,“华北作家协会”也无可奈何,只能复信道歉。在此处境下,他宁守清贫,拒不与日伪同流合污;有人写文章攻击他,他写《高调歌》来反击,以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为了强迫他任教伪北大,竟将他关押两天。获释后,他在燕京大学

郭绍虞
讲坛上上了“最后一课”,朗读了《诗经·黍离》,满座泣下。接着就携眷南下。为了生计,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夏、光华等大学兼课。当时家中孩子较多,又有老母在堂,生活负担很重,但他安贫若素。
1941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子弟小学任教,有机会去探索那浩瀚的珍贵藏书。随后,茅盾也来到了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两人由于思想相近,遂成挚友。
1942年返上海,在开明书店任编辑。此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建国后任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
1943年秋至1946年春,郭绍虞由北平到上海担任开明书店编辑,同时在一些大学任教。这时,他主要从事语文研究的学术活动,著有《语文通论》(1947)及其续编(1948)。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郭绍虞又积极投入民主运动高潮。
1947年,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

任同济大学教授联谊会分会主任。因此,他的名字被列入了黑名单。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仍伏案著书。
1949年起,郭绍虞到复旦大学任教,先后兼任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室主任等职。还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
1949年上海解放初,陈毅市长接见了一批文化界著名进步人士,郭绍虞也在其中。
1950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同济大学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后,到复旦大学任教,先后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室主任等职。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兼任华东区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文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所所长和《辞海》副主编、《上海文学》编委等职。
1962年他又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
由于他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卓越建树和杰出贡献,1979年3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会长。
1984年6月23日,郭绍虞在上海病逝,终年91岁。
4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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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郭绍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论、汉语语法修辞及文字训沽等学科的建设及理论研究。在语言学方面,著有《语文通论》、《语文通论续编》、《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等书;另有沟通语言实际与文学写作的《学文示例》。但比较而言,他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郭绍虞的研究特色是语言文字研究与文学联系极为密切,因为他本身就是文学家,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这在他的几乎全部语言学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郭绍虞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谚语研究;汉语音节、文字与文学语言的

郭绍虞
关系;汉字字体的演变;方位词、虚词的虚义研究;虚词研究。
1.语法研究
《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复旦》1959年第10、11、12期)是其语法论文的代表作。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商务印书馆,1979年)是他的语法理论代表作。这是一部语法修辞著作。该书的上编包括总论、简说和三个分论的简说,侧重理论;下编是总论及量词篇、虚词篇、词组篇三个分论,侧重语言事实。
2.谚语研究
他在《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1921年第2卷第2、3、4期)一文中,剖析谚语的性质与功能,以说明其在文艺上的价值。
3.汉字字体研究
他对汉字字体也有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学术月刊》1961年第11、12期)中探讨了汉字字体演变的规律,他认为便于认识和书写是文字演变不可动摇的原则,文字演变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减少认识和书写之间的矛盾,并特别强调了尚简的草体在字体演变中的关键作用。
4.其他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中国语词的声音美》(《国文

郭绍虞手稿《秋明长短句序》
月刊》1947年第27期)、《中国文字型和语言型文学之演变》(《学林》1949年第9辑)、《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1947年开明20周年纪念文集》)、《语言型文学之创造能力》(《大公报》1951年8月29日)等一系列论文中,主要研究了汉语音节、文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此外,他还有《语文通论》《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等著作。
他的研究特色是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文学联系极为密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是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的。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郭绍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音韵学、训诂学、书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著作甚丰。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做出了贡献。
1927年7月起,他担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14年,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这时他开始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究,从此数十年如一日埋头钻研,耕耘不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34年,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严密、系统程度

郭绍虞作品
超过当时的同类著作,经胡适审定为当时的大学教学用书。这部著作大规模地收集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并轮廓分明地写出了每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批评发展概况,及其前后的继承和革新关系。它的出版,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因此引起国内一些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课程。
1947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出版。建国以后,这部批评史又出了一种修订本(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和一种改写本(书名改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册)。
1939年,他的《宋诗话辑佚》由燕京大学刊行。他的《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是对《沧浪诗话》研究历史的总结,以其考校的精到和阐释的透辟在古文论研究界享有盛誉。此外他还陆续出版(或重版)了《诗品集解·续诗品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978年)、《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79年、1980年)。
他的单篇论文结为《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与罗根泽共同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为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编选的《中国历代文论选》(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后,使全国更多高等学校得以开设批评史课程。
早期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卓有成就的专家如罗根泽、杨明照等,均出自郭绍虞先生门下。各大学中文系已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列为普遍开设的学科,而这门学科的建立则有绍虞先生的一份心血。
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使人认识到它是一门独特的学问,而不是无根的游谈。郭绍虞先生曾谦逊地说,他这部书只是早出的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跟随者。但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评郭著时所说,“它虽不是同类的第一部,可还得称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
书法成就

郭绍虞在书法、艺术方面功底也很深。书法可谓家学渊源,五世祖根梅公就以书法著称,父亲鲁卿公也写得一手好字;郭绍虞对家传手迹、名家墨宝常常凝神品玩、模拟,深得其精髓。
有一位书法家评论说:“白石老人的书画愈老愈辣,郭老的字则愈晚愈秀。”他不仅善于书法,而且精通书法理论。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郑振铎合编了《北平笺谱》,特请沈尹默题写书名,郭绍虞手书序文,成为书坛一段佳话。后来他又写了《从书体中窥测字体的演变》等十余篇论文。对青少年学书法,他也有

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
一套见解:“以为临习正楷、行书为主。”正楷方面,他觉得“欧体险劲过之,似不宜初学;虞世南、褚遂良的字体既沉厚稳重,又流动顾盼,是临写的范本。行书可学苏(轼)、黄(庭坚)、米(芾),然米点划跳荡,切不可沾染其习气。”他最反对有些人不重基本功,书写怪奇之体,眩人耳目。
他极力主张对青少年要加强书法教育,同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当起孩子们的书法启蒙教师,邻居爱好书法的孩子上门请教,总是悉心指导。后来他体力日衰,双手颤抖,但仍坚持作书;将一根竹竿悬在天花板下,竹竿下再挂一塑料圆圈,将右手伸进圈内以稳定腕力,然后握管作书。
治学心得

对于治学,郭绍虞认为要有两性:一是记性,一是悟性。记性帮助学,悟性帮助思。只学不思,是“死读书”,学而能思,是活读书。“将勤补拙”是他治学的秘诀,正是靠着这种自觉的刻苦和勤奋,通过自学,他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仰羡不止的业绩。
5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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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宋诗话辑佚》(1937)
《宋诗话考》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一册(1959)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1934,商务;》(下册),1947;》(修订全一册),1955,新文艺
《中国体育史》(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小笺》1978,人文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
《战国策评注》(1916年,上海文明书局)
《马克思年表》(1919年12月1日《晨报》副刊)
《近世美学》(日人高山林次郎编)翻译
《陶集考》(1936年12月,燕京大学国文系印)
《国故概论》(甲辑文学理论之部;1938年燕京大学国文系印)
《近代文编》(1939年12月燕京大学国文系印)
《文学示例》(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
《语文通论》(1947年,开明书店)
《语文通论续编》(1948年,开明书店)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1979年)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下册),1983,古籍
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1962)中华书局
《沧浪诗话校释》(1961)
《诗品集解、续诗品注》(1963)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与罗根泽合作)
《清诗话续编》编选
《万首论诗绝句》(与钱仲联、王蘧常合作)
论文

《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1921年第2卷第2、3、4期)
《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学术月刊》1961年第11、12期)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
《中国语词的声音美》(《国文月刊》1947年第27期)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中国文字型和语言型文学之演变》(《学林》1949年第9辑)
《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1947年开明20周年纪念文集》)
《语言型文学之创造能力》(《大公报》1951年8月29日)
《中国文学演化概论》(1926年《文艺》一卷二号)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神气说》(《小说月报》19卷1期)
《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复旦》1959年第10、11、12期)
《谚语的研究》 小说月报 1921年第2卷第2、3、4期[1]
翻译作品

《阿那托尔》(戏剧)奥地利显尼志劳著,1933,商务印书馆
诗歌作品

淘汰
秋风飒飒至了 ,
满林的黄叶辞别了故枝。

郭绍虞书法作品
这是何等严密的淘汰呵!
咒诅
咒诅的诗,
咒诅的歌,
咒诅的文学——
怎能写得尽该咒诅的人生呢?
江边
云在天上,
人在地上,
影在水上,
影在云上。
6代表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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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

《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是其语法论文代表作。其中讨论了助词的问题,不是单纯地从语法的角度对助词进行静态的研究,而是从修辞的角度,从语言演变的过程,以《诗经》中的“言”字为例,辨证地揭示出汉语助词的种种特征,涉及了不少重要的语法理论问题。

郭绍虞书法作品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是他的另一代表作。这是一部近60万字的语法理论著作。该书探讨了语法研究的方法问题,认为过去的语法研究之所以不能指导实践,是因为没有从汉语的特征上来研究语法。因而希望今后的语法研究能够多从汉语特征上加以注意,多为人民大众的实用着想。认为汉语的特点在于:简易性、灵活性和复杂性,并对这三个特点给以详细的解释。认为这三个特征中的后两个使汉语语法与修辞结合甚密,因此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与修辞以及逻辑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汉语语法研究有实用意义。
7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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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的研究特色是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文学联系极为密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

郭绍虞书法作品
是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的。这是他个人的鲜明特点,这在他的几乎全部语言学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郭绍虞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为建立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在古文论领域奠定了其学术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一生,还是追求真理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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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中国文学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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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文学家 , 语言学家 , 教授 ,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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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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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编辑
黄天骥,1935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史馆名誉馆员。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黄天骥教授多年来活跃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第一线,学术研究成就突出,热爱教学事业,治学严谨,为人师表。
中文名黄天骥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广东省广州市
出生日期1935年
职 业教授 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中山大学
主要成就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
目录
1主要成就
2获奖
3项目
4治学思想
1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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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论著及编注书目
《冷暖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深浅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俯仰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戏曲选》(与王季思等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元杂剧选》(与王季思等合作)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李笠翁喜剧选》(与王季思等合作)岳麓书社1986年版;
《元明散曲精华》(与罗锡诗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元明清散曲精选》(与康保成合作)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元明词三百首》(与李恒义合作),岳麓书社1997年版;
《中国文学史》(宋元卷分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版;
《全元戏曲》(参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黄天骥自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8月出版;
《诗词创作发凡》,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出版。
《黄天骥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周易辨原》,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年版
《岭南感旧》,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方圆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古代戏曲与诗词研究方面的主要论文
《从〈全元戏曲〉的编纂看元杂剧整理研究诸问题》,《两岸古籍整理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文学遗产》1998.3
《爨弄辨析》,《文学遗产》2001.1
《论参军戏和傩》,《戏剧艺术》1999.6;
《从 “引戏”到“冲末”》,《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5
《旦末与外来文化》,《文学遗产》1986.5;
《孔尚任与〈桃花扇〉》,《文学评论》1980.1;
《论洪升的〈长生殿〉》,《文学评论》1982.2;
《李渔的思想和剧作》,《文学评论》1983.1;
《〈长生殿〉的意境》,《文学遗产》1993.3;
《“鉴赏学”的前驱——读刘逸生先生》,《学术研究》2003.7 ;
《李白诗歌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82.4;
《吴梅村的诗风与人品》,《文学评论》1985.2;
《朱彝尊、陈维崧词风的比较》,《文学遗产》1991.1;
《元明词平议》,《文学遗产》1994.4;
2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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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戏曲选》1987年获高教部教材一等奖;
 2、《全元戏曲》,2001年获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
 3、《中国文学史》(宋元卷分卷主编),2001年获北京市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4、《纳兰性德和他的词》,1985年获广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2]
3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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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持教育部颁下“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包括25个子项目)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
4治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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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教授多年来活跃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第一线,学术研究成就突出,热爱教学事业,治学严谨,为人师表。
在本科教学工作中,黄天骥教授坚持“以人为本”的创新教育理念,积极推动中文系的教学改革:在教学思想上,提出要“自觉地学习、刻苦地学习、创造地学习”,同时倡导“三文”(作文、古文、英文)和“三头”(笔头、口头、指头)并重的“固本培元”、“开拓创新”的教学理念。在教学方法改革上,注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于八十年代就主持制定“全程导师制”培养模式,强化写作训练,要求一年级的学生每人一年内写作文100篇,二年级学生写评论8篇,三、四年级的学生分别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每人指定教师辅导,把业务教育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经过二十年实践,该项改革已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并获得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在国内产生了良好反响。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配合《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教学主编、撰写了数部教材,其中参与由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宋元卷)教材获得国家图书奖等多种奖项、《中国戏曲选》获全国教材一等奖。在教学手段的应用和改革上,注重理论学习与创作实践、古代与现代充分结合,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包括PPT、网络课程等),运用现代教学手段代替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学生的欢迎。上述教学思想和改革措施较好地促进了学生的思维与能力培养,有效提高了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在培养高水平人才方面,黄天骥教授做出了重大贡献。经他指导的学生许多已成长为行业骨干或重点大学学术带头人。其中,宋俊华博士以《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一文获得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实现了广东省中文学科优秀博士论文评奖中零的突破。
在教学梯队建设上,黄天骥教授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张从科研、教学、为人等多方面对新留校的教师进行综合培养,帮助青年教师制定科研和教学发展计划,使其早日成长为科研与教学的骨干力量,发挥了较好的表率作用。 

参考资料
1. 黄天骥教授 .
2. 黄天骥 .中山大学 [引用日期2013-02-20] .
词条标签:
人物 , 教育 , 教育学家 , 中国文学 , 文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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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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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编辑
莫砺锋,1984年10月在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等职务,著有学术专著五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中文名莫砺锋
外文名LIFENG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日期1949年4月8日
职 业博士生导师
目录
1人物简介
2学术兼职
3人物生平
4背景资料
5百家讲坛说唐诗
▪ 《诗歌唐朝》
▪ 《莫砺锋说唐诗》
6学术成果
7著作简介
8所授课程
9研究课题
10所获荣誉
1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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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教授
1949年4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祖籍江苏省无锡市。1966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后在农村插队务农十年。1984年10月在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学术专著五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莫砺锋所授课程包括:古代文学史专题(硕士课程)、杜诗研究(硕士课程)、唐宋文学专题(博士课程)。
2学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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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教授
莫砺锋 教授(7张)
学术兼职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兼任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南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江苏省政协常委。
3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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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莫砺锋百家讲坛照
莫砺锋百家讲坛照(15张)
1966年毕业于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
1968年下乡插队,在江苏省太仓县和安徽省泗县务农、做零时工。
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
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
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莫砺锋是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获得者。
1984年以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1986年9月至1987年7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任高级访问学者。
1996年9月至1997年7月在韩国全南大学任客座教授。
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在台湾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任客座教授。
2013年4月19日任河南省驻马店市黄淮学院兼职教授,由黄淮学院副校长王冰颁发聘书。
4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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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高中毕业时适逢文革爆发,两年后下乡插队,不断地受到“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教育,加
莫砺锋签售会
莫砺锋签售会(16张)
上莫砺锋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莫砺锋已与大学彻底绝缘,所以莫砺锋只有在务农之余读点书,这是莫砺锋在单调、乏味的农村生活中的唯一乐趣。
每逢雨天的黄昏,莫砺锋手捧书本站在窗前,暮色越来越浓重,莫砺锋把双眼贴近书本才能勉强辨认文字。莫砺锋每月只能凭证购买一斤煤油,总有好多日子是没油点灯的。更难堪的是书籍的来源近于枯竭,有时实在弄不到想读的书,只好把手头原有的几本书翻来覆去地“精读”,或是到手什么就读什么,杂乱无章地“博览群书”。
插队十年,心情忧郁苦闷,总觉得青春黯淡无光,茅檐下的读书便是那段艰苦岁月中唯一的亮点。是读书滋润了莫砺锋的心灵,是读书充实了莫砺锋的生活。回忆起往事,那段经历仍然温馨得难以忘怀。读书,尤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读书,是人生中最愉快的生活内容。
5百家讲坛说唐诗
编辑

《诗歌唐朝》

《诗歌唐朝》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

莫教授作客矿大解读“唐宋诗词与现代人生”
砺锋与百家讲坛合作讲述唐朝诗歌的系列节目。在该系列节目中,莫砺锋将分5讲从盛唐气象、诗抒胸怀等角度解读唐诗,让听众充分浸染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文学作品。《百家讲坛》还有不少热心观众。莫老师已经在北京录制了14讲。
莫砺锋总结,应邀上讲坛录制节目,没有观众提问环节,一点也不好玩。“因为是录制节目,现场观众要绝对保持安静,所以有很多规矩,气氛十分严肃。”录制中途休息15分钟,莫砺锋才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各行各业的诗歌爱好者。这么多课上下来有好几张脸成了熟脸。有的听众甚至会在录制现场泡一整天。来听讲座的大多是中年人,也有孩子,其中也不乏学中文的学生,但竟然还有学生来咨询如何考研,这让莫砺锋哭笑不得。
莫砺锋被许多南大中文系学生奉为“学术偶像”。他给在校研究生开设的唐宋文学研究课场场爆棚,是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但是,要把广受好评的平时上课的内容移植到央视,必须向《百家讲坛》针对中学文化程度人群开讲的节目定位靠拢。“他们一开始就觉得我讲得不够通俗,就要求我通俗些。”莫砺锋说,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他在《百家讲坛》主要还是讲一些有关唐诗的常识性话题,牵涉一些概念问题都要充分解释清楚。对于易中天品三国,王立群讲史记来说,有的是吸引人的有趣故事,但唐诗里多的是韵味和审美,趣事却不好找。“难就难在他们让我多讲诗人生平,多说一些有趣的情节,其实讲唐诗倒没什么有趣的故事可讲,”提起挖掘奇趣,莫砺锋曾拒绝过一些十分无厘头的邀约。曾有出版社邀请莫砺锋写《杜甫大揭秘》,一听意在猎奇的题目,莫砺锋就婉言拒绝了,“杜甫没什么好猎奇的,他的生平很清楚,没有秘密!”
《莫砺锋说唐诗》

《莫砺锋说唐诗》是以作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三百首唐诗,就具备了基本的写诗能力,可见国人对唐诗的推崇。唐诗是一座气象万千的深山,姹紫嫣红,千姿百态,充满活力。要想感受唐诗的魅力,就需要一个热心的导游,带领游客进山赏景,领略其博大精深。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以《诗歌唐朝》的总题目讲解唐诗,前后共十四讲,分别为“诗歌唐朝”、“咏怀述志”、“咏史明志”、“沧海桑田”、“君子之交”、“美丽情歌”、“”天伦之情、“民生疾苦”、“忧国情怀”、“边塞豪情”、“”壮丽河山、“田园情趣”、“离愁别恨”、“时光节候”,其中十讲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陆续播出,广受大众欢迎,成为2008年“百家讲坛”栏目最受欢迎节目之一。其余四讲也录制完成,即将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诗歌唐朝》的全部十四个专题,已由凤凰出版社结集成《莫砺锋说唐诗》一书出版。
6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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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为止莫砺锋学术性著作:
1、《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
2、《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神女之探寻》(编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4、《中国文学史·宋代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5、《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6、《诗歌与道德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7、《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中华书局2005年)
8、《杜甫诗歌讲演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9、《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
到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为止莫砺锋非学术性著作:
1、《浮生琐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2、《莫砺锋诗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到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为止莫砺锋学术论文(1996年以后):
1、评史蒂芬·欧文的初唐诗、盛唐诗,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2、朱熹韩文考异研究,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3、论韩愈诗的平易风格,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4、文学史学献疑,《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5、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
6、回顾、评价与展望–关于本世纪宋诗研究的谈话(莫砺锋、陶文鹏、程杰),《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7、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8、江郎才尽新解,文学评论丛刊第2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9、评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怅望千秋一洒泪,《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5期
11、杜诗伪苏注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
12、南朝山水文初探,《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3、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14、一部引人注目的博士论文,《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1
15、论朱熹对历代散文的批评,《漳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6、论中华文化的诗性特征,《中国韵文学刊》1999年第1期
17、论朱熹的文学理论,《中国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18、论朱熹的文学史观,《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
19、论朱熹对诗序的态度,《文献》2000年第1期
20、论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1、论朱熹对作家人品的态度,《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23、论朱熹的散文创作,《阴山学刊》2000年第1期
24、批评与考证相结合的学术创获,《学术界》2000年第3期
25、论朱熹的清远诗风,《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5辑,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
26、长使英雄泪满襟–论杜甫对诸葛亮的赞颂,《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1期
27、新时期中国大陆宋诗研究述评,莫砺锋、程杰,《阴山学刊》2000年第2期
28、程千帆评传,《学术界》2000年第4期
29、论晚唐的咏史组诗,《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
30、莫信诗人竟平淡,《读书》2000年第9期
31、朱熹的文学活动,《人民政协报》2000年9月15日第4版
32、怎样读杜甫诗,《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5期
33、论朱熹文学家身份的历史性消解,《江汉论坛》2000年第10期
34、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2000年
35、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36、诗以奇趣为宗–论苏诗的艺术个性,人文论丛2000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37、理学家的诗情–论朱熹诗的主题特征,中国文化17、18期(2001)
38、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文学评论2001年2期 / 新华文摘2001年第6期
39、关于汉语大词典书证迟后问题的管见,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40、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41、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求索2001年第4期
42、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43、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44、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
45、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文史2002年第4期
46、陆游读书诗的文学意味,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47、陆游诗中的学者自画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8、陆游诗中的生命意识,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49、陆游诗中的巴蜀情结,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50、再论夺胎换骨说的首创者,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51、台湾的中文系述评,东方文化2003年第4期
52、读剑南诗稿校注献疑,中华文史论丛第7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53、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
54、大家阴影下的焦虑–唐代诗人薛能论,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55、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
56、宋诗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7、论宋人校勘杜诗的成就及影响 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
58、陆游诗中的自画像 文史知识2005年第11期
59、贯通历代弥纶群言,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60、论宋代杜诗注释的特点与成就,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
61、台湾大学的学科评鉴,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
62、论纪批苏诗的特点与得失,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4期
63、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7著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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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
本书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它对江西诗派的产生背景、成员组成、政治态度、诗作内容、诗歌艺术、诗歌理论、影响等方面均提出了较新的见解,是最早对江西诗派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其中有些章节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史》等刊物发表,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本书被《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7)评为“本年宋诗流派研究的最大成果”,并于1988年获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本书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它既把杜甫看作伟大的诗人,论述其文学成就及其创作发展过程,又把杜甫看作伟大的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及美学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它的另一个特点是评传结合而侧重于评,并注重把杜甫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中予以审视,故对杜甫的意义作了较深刻的揭示。本书于1994年获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国文学史·宋代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本书是袁行霈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它既注意充分吸收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又力求教材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在宋代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发展脉络的论述上较有新意。全书于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本书是对朱熹的文学活动与文学业绩首次作全面研究的专著,它对朱熹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及其三部重要文学著作《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均作了较深入的考订和评判。书中有16个部分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文化》、《国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献》等刊物。
《唐宋诗论稿》(辽海出版社2001年)
本书是关于唐宋诗歌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30多篇。它是作者10多年来研究唐宋诗歌的成果总汇,对唐宋诗的一些重要课题提出了较新颖的观点,在方法论上则注重考证与批评相结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8所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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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授课程有:古代文学史专题(硕士课程)、杜诗研究(硕士课程)、唐宋文学专题(博士课程)。
9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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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为止莫砺锋研究的课题有:
1、项目名称为“中国诗学的文化学研究”(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01JB750·11-44012)
2、莫砺锋任2006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首席专家。
10所获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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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991年被中国教委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
《江西诗派研究》本书被《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7)评为“本年宋诗流派研究的最大成果”,并于1988年获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杜甫评传》于1994年获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国文学史·宋代卷》全书于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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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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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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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黄霖
出生地上海嘉定
职 业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
目录
1人物简介
2研究范围
3所开课程
4科研成果
1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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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先生,1942年生于上海嘉定。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取朱东润先生的

研究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古典文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近代文学会会长、中国明代文学会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会长等。
2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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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就文体而言,侧重在小说;就时段而言,侧重在明代与近代。是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获第一届全国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特等奖等)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参加“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主编明代部分。另有编著《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作)、《古小说论概观》、《金瓶梅考论》、《金瓶梅大辞典》(主编)、《近代文学批评史》、《原人论》(合作)、《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主编)等。对开拓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多有贡献,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时有发现和创见,尤以《金瓶梅》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近代文论与古文论体系的研究方面也能独树一帜,受到学界的重视。八、九十年代曾先后两次去日本创价大学、东京大学研究各一年,另去过国外多所学校讲学,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3所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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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讲授过的课程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献学、《金瓶梅》研究、“四大奇书”研究、近代文学思想研究、中国小说研究史等。
4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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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作)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初版,1990.8二版
  《古小说论概观》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6
  《金瓶梅漫话》 学林出版社 1986.12
  《金瓶梅考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10
  《金瓶梅大辞典》(主编) 巴蜀书社 1991.10
  《近代文学批评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2
  《中国历代小说辞典》宋元明卷(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3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小说理论卷(主编)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1993.4
  《中国文论选·近代卷》(选注 合作)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11
  《中国文学史》(主编明代部分)第四卷第1 至232 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8
  《原人论》(合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2
  《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8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
  《黄霖说〈金瓶梅〉》 中华书局 2005.9
  《古代小说鉴赏辞典》(合作)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追求科学与创新》 (合作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主编)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金瓶梅讲演录》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8
  《导读、集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金瓶梅鉴赏辞典》(合作)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与临清》(编集) 齐鲁书社 2008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合作)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金瓶梅研究 》(第九辑)(主编) 齐鲁书社 2009
  《云间文学研究》(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世博梦幻三部曲》(校注)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微澜集——黄霖序跋书评选》凤凰出版社 2011
  《人间词话鉴赏辞典》(合作)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主要文献整理
  《儒林外史选粹》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11
  《金瓶梅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87.3
  《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翻译,合作) 齐鲁书社 1989.10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校点,合作)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8
  《金瓶梅词话注释》(合作) 香港梦梅馆出版社 1993.3
  《水浒传》(校点)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10
  《三国演义》(选评、校点)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4
  《脂研斋评批红楼梦》,齐鲁书社1994.7
主要论文
  《诗话杂谈》 《书林》1979.1
  《原本无秽语说质疑》 《复旦学报》1979.4
  《简论〈文概〉》 《新闻战线》1979.5
  《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 《复旦学报》1980.4
  《谈金圣叹〈沉吟楼诗选〉》 《复旦学报》增刊《古典文学论丛》
  《明清小说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 《学术月刊》1980.11
  《略谈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 《书林》1981.2
  《清末革命小说家琐记》 《复旦学报》1981 5
  《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书林》1981.6
  《略谈魏晋志怪小说》 《书林》1982.1
  《〈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 《江汉论坛》1982.1
  《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 《复旦学报》1982.4
  《〈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 《水浒争鸣》第一辑1982.4
  《姚莹与桐城派》 《江淮论坛》1982.5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 《成都大学学报》1983.1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 《复旦学报》1983.3
  《评〈水浒〉研究中的市民说》 《水浒争鸣》第二辑1983.8
  《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 《三国演义研究集》1983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 《复旦学报》1984.4
  《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论》 《江汉论坛》 1984.6
  《略谈明代的小说理论》 《语文学习》1884.11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 四川《社会科学研究》1985.1
  《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学术月刊》1985.1
  《金圣叹“庠姓张”辨》 《江海学刊》1985.1
  《论姚门四杰》 《江淮论坛》1985.2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 《杭州大学学报》1985.2
  《试论晚清革命派的小说观》 1986.6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
  《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 1985.7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
  《曾朴》 1985.5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家评传》第六卷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 《复旦学报》1985.4
  《〈三国〉与古代历史小说论》1985.11中州古籍出版社《三国演义论文集》
  《卓然一家 光彩照人--读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论集〉的感想》 ,《文汇报》1985.12.10.
  《怎样阅读金瓶梅》 《文艺学习》1986.2
  《吴趼人小说论》 《明清小说研究》第三辑 1986.4
  《李毛两本诸葛亮形象比较论》 《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 1986.8
  《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 人民文学出版社《金瓶梅论集》1986.11
  《〈开卷一笑〉与〈金瓶梅〉作者》 《复旦学报》 1987.4
  《金圣叹》(合作) 中州书社《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
  《〈金瓶梅〉流变零拾》 《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 1987.11
  《关于上海图书馆藏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二号 1988.10
  《金瓶梅续书三种前言》 齐鲁书社《金瓶梅续书三种》卷首 1988.8
  《〈儒林外史〉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儒林外史学刊》第一辑1988.10
  《略论林昌彝的文学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 1988.
  《天下才子必读书序》 《河北师院学报》1989.4
  《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及洪仁玕的文学思想》 《复旦学报》1989.5
  《王国维曲论与梁廷楠曲话》 《学术月刊》1990.5
  《梁启超》 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大散文家》 1990. 7
  《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 《金瓶梅研究》第一辑 1990.9
  《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复旦学报》1990.9
  《三国演义前言》 齐鲁书社《三国演义》卷首 1991.1
  《近代文论史上的桐城派》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 1991.10
  《近代宋诗派的“不俗论”》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 1991.10
  《再论笑笑生是屠隆》 《复旦学报》 1992.2
  《Motes on A Tangle of Emotions (I-PIEN CHING)》
  《THE CEST LIBRARY JOURNAL》1992.2
  《今古奇观前言》 岳麓书社版卷首 1992.11
  《西游记前言》 上海美术出版社版 1993.3
  《再谈“刘金吾”与屠隆及冯梦龙》 《文学遗产》 1993.2
  《试论〈一片情〉》 《社会科学战线》 1993.2
  《水浒传前言》 浙江古籍出版社版 1993.10
  《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 1994.3
  《关于明清的艳情小说》 《文汇读书周报》1994.1.1.
  《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 1994年第3期。
  《说〈二十世纪大舞台〉》 台湾《复兴剧艺学刊》第十一期,1995.1.1
  《〈杜骗新书〉与晚明世风》《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论中国文学批评的近代化》,《首届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7
  《清末戏剧改良运动》 台湾《复兴剧艺学刊》第十二期 1995.4.1
  《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动心论”》 《中西学术》第一辑
  《意象系统论》 《学术月刊》1995年第七期
  《关于〈三国〉钟惺与李渔评本两题》,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一号 1995.6.30出版
  《文学创作心境论--虚静与怨愤》(上),《长沙水电学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6年第一期
  《文学创作心境论--虚静与怨愤》(下) ,《长沙水电学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6年第一期
  《元代戏曲小说史上的双璧》《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二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迹化论》《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关于明清〈三国〉的评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新刊”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4
  《古代小说研究的大势与近观》 春风文艺出版社《稗海新航》 1996.7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 《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三人谈 陈伯海 黄霖 曹旭《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略谈丁耀亢的戏曲观》 中州古籍书社 《丁耀亢研究》1998.10
  《〈文心雕龙〉批本评语汇辑》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第十五卷第132-169页
  《关于古小说〈香螺卮〉》,1999年第3期《明清小说研究》第174-180页(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1999年第5期《古典文学知识》
  《〈文心雕龙〉批本评语汇辑》(下)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第十六卷
  《盐谷温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1999年第6期《复旦学报》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几个问题》,1999.12.10《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创立1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发表会论文集》
  《〈金瓶梅词话〉与杭州》 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5号 1999.12.20日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 2000.8
  《二十世纪起步的是与非——以梁启起的“文界革命”为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卷第三期 2000.9
  《还〈沧浪诗话〉以本来面目》——《沧浪诗话》据“玉屑本”校订献疑》,周兴陆 朴英顺 黄霖 《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追求崇高》 香港《黄世仲与辛亥革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1.8
  《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从消解走向重构——世纪之初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论容与堂本》 《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
  《20世纪起步的是与非》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200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
  《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与风陵文库》,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十七期 2001.12
  《〈焚书〉原本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转载
  《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第3期转载
  《关于明中叶文学“走向近代化变革”的问题》《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转载
  《笑笑生笔下的女性》 张宏生编《明清文学性别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0
  《百余年来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纪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第六辑,2002.2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
  《求是学刊》200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11期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
  《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明清小说研究》总第68期,2003年第2期;
  《“演义”辨略》,《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摘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时调中的清末民初世界》,《文史新澜》,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11月。
  《〈闺艳秦声〉与“易性文学”》,《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7期。
  《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编纂》,《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
  《谈谈“三言”“两拍”》,《上海作家》2004年第2期。
  《二十八宿研斋、蛾术轩与〈文心雕龙〉》,《藏书家》第9辑,2004年8月
  《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4期,2004年3月。
  《晚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动及其悲剧命运——以〈金瓶梅〉为中心》,王瑷玲主编《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出版,2004年12月
  《杂谈红学史的编纂》,《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
  《徐奋鹏及其〈诗经〉与〈西厢记〉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2005年1月
  《谈谈1900年前后的三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古典文学知识》2005年第1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合作),《文史哲》2005年第1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2期
  《近百年来“中国小说史”的编纂》,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五卷第一期,2005年3月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复旦学报》2005年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6摘载,《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金瓶梅〉是姓“金”》,《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2月23日
  《一部有特色的近代文学研究史》,《文艺报》2006年1月3日3版。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5期
  《我看〈金瓶梅〉》,《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
  《中国与日本:〈金瓶梅〉研究三人谈》,《文艺研究》2006.6
  《“人”在〈金瓶梅〉中》,《上海大学学报》2006.7 第13卷第4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万宝全书〉是座宝库》,《文汇读书周报》2006.8.18
  《中国古代小说与当今世界文学》,《文汇报》2006.8.27,《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11期
  《作为文学新起点的经济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由“史”而“论” 由“论”而“史”——黄霖先生文学批评史研究访谈录》,《中文自学指导》2006/9/18
  《辨性质 明角度 趋大流——略谈古代小说的分类》,《明清小说研究》2006/9/30
  《论震川文章的清人评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25
  《汤显祖《四书》评语一百五十则》,《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7/4/30
  《“笑学”可笑吗——关于作者研究问题的看法》,《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6/15
  《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评梅新林新著》,《文学评论》,2007/9/15
  《“中国文学批评近现代转型研究”论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9/27
  《中国古代写人论中的“态”范畴及其现代意义》,《学术月刊》2007/11/20
  《李时珍与》 ,《文史知识》,2008/6/1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要追求“化境”——兼评李桂奎》,《明清小说研究》2008/7/15
  《探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15
  《: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河北学刊》2009/1/20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5
  《序》,《昆明学院学报》2009/3/31
  《大众国学、世代累作及其他——读有感》,《学术研究》2009/5/20
  《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9/7/15
  《清末民初时调研究现状概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7/25
  《另辟蹊径论钟惺——序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9/15
  《百年前的强国梦与世博会——读陆士谔的》,《文史知识》 2010/1/1
  《“中国也有今日么!”——世博会前重读》, 《天津社会科学》 2010/1/23
  《评饶龙隼》,《文学评论》 2010/3/15
  《明道之要,学术之宗——窥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20
  《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文学评论》2010/9/15
  《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学史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5
  《覃思精研,继往开来》,《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2/20
  《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点感想》,《河北学刊》2011/3/1
  《、、汇评述略》,《戏曲研究》 2011/4/30
  《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文艺研究》 2011/7/10
  《中国文学名著汇评本的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5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中国文学研究》2012/7/31
  《“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追念魏子云先生》,《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2/12/31
  《评点与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1/24
获奖情况
  《金瓶梅漫话》 学林出版社 1986.12 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金瓶梅考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10 获第五届北方十五省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作)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上册1982,下册1985.5,54
  1990.8 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
  《金瓶梅大辞典》(主编) 巴蜀书社 1991.10 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三等奖
  《近代文学批评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2 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作为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一,获国家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等。
  《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主编)第四卷第1 — 232 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获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三卷主编,撰写其中第一卷《原人论》复旦出版社2000年5月,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演义”辨略》,获2004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文心雕龙汇评》,获2006年华东地区古籍图书二等奖
[1]
参考资料
1. 官网介绍 .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引用日期2013-0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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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 学者

17
Q

庄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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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编辑[zhuāng zi]
庄周一般指庄子(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
庄子,名周,字子休(亦说子沐),宋国蒙[1] (今河南商丘[2] ,一说安徽蒙城[3] )人。他是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形成了华夏重要的哲学学派庄学,为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4]
庄周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的楚威王之聘,生平只做过宋国地方漆园吏。[4] 史称“漆园傲吏”,被誉为地方官吏之楷模。庄子最早提出“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庄子洞悉易理,深刻指出“《易》以道阴阳”;庄子“三籁”思想与《易经》三才之道相合。他的代表作品为《庄子》,其中的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4]
中文名庄周
外文名Zhuang Zhou
别 名庄子、庄子休
国 籍战国中期宋国[1]
民 族华夏族
出生地宋国蒙[1]
出生日期约公元前369年[2]
逝世日期公元前286年(一说公元前275年)[2]
职 业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辩论家
信 仰道家思想
主要成就与老子并称“老庄”
道教祖师
先秦七子之一
代表作品《庄子》等
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
后世尊称南华真人
目录
1人物生平
2主要思想
▪ 哲学思想
▪ 文学思想
3主要贡献
▪ 道家
▪ 文学
▪ 哲学
4主要作品
▪ 综述
▪ 著作
▪ 书目
5轶事典故
▪ 濠梁之辩
▪ 鸱得腐鼠
▪ 材与非材
▪ 庄周梦蝶
▪ 鼓盆而歌
▪ 庄子陪葬
6写作特点
7后世评价
8后世影响
1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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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姓庄,名周。其祖上系出楚国公族,后因吴起变法致使

庄周像
楚国发生内乱,先人避夷宗之罪迁至宋国蒙地。庄子生平只做过宋国的地方漆园吏,因崇尚自由而不应同宗楚威王之聘。后厌恶仕途,隐居著述,成为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4] 被后世尊称为道教祖师、南华真人、道教四大真人之一。
当时诸侯混战,争霸天下,庄子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便辞官隐居,潜心研究道学。他大大继承和发展了老聃、杨朱学说,与老子并称“道家之祖”。他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3]
2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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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

据《史记》记载庄周“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周喜托寓言以广其意,“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等著名寓言就出自他的著作。他在哲学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学派,他也成为了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3]
他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子
天人合一 周国民书
天人合一 周国民书(4张)
根”、“无所不在”的,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辨证法因素。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他看到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却忽视了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3]
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万物,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辩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3]
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现存的《庄子》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文字雄美,想象丰富,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善于通过寓言故事来说理。《庄子》一书不但反映了庄周的哲学思想,而且显示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
文学思想

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精神还是皈依于老子的哲学。庄子曾做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对于庄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在唐开元二十五年庄子被诏号为“南华真人”,后人即称之为“南华真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为开宗祖师,视其为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庄子》一书也被称为《南华真经》。其文章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后世文学有深远影响。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风格,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想象奇特,形象生动。此外,还善于运用各种譬喻,活泼风趣,睿智深刻。文章随意流出,汪洋恣肆,奇趣横生。总体来说,庄子散文极具浪漫主义风格,在古代散文中罕有其比,赢得无数文人学士的仰慕。[5]
3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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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

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庄学说成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庄子其人并被神化,奉为神灵。唐玄宗天宝元年(七百二十四年)二月封“南华真人”。所著书《庄子》,诏称《南华真经》。宋徽宗时封“微妙元通真君”。
文学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哲学

庄子半身像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
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
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在庄子看来不滞,就是于自然无所违。不凝滞于任何思想、利益等任何事物,从而达到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极端的追求无穷的知识、利益,而忽略身边一切的美好这是滞碍郁滞的。庄子认为只有不滞于不滞,才可乘物以游心,而不被任何思想,利益所奴役,所累,才是全生。对中国后世哲学、艺术、各宗教经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6]
4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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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庄子》约成书于先秦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本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全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继承老子学说而倡导相对主义,蔑视礼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内篇的《齐物论》、《逍遥游》和《大宗师》集中反映了此种哲学思想。行文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
庄子属于道家,从《庄子》中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司马迁评价:“庄子著书十万余言”,而今本《庄子》仅33篇6万5千多字,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可能是在晋代郭象注《庄子》删去了。以前一般认为《庄子》全部为庄子所著。各篇基本为先秦道家所作,秦简亦可证。从宋代起,竟成问题,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是后人托名。总的来说,《庄子》一书其思想还是统一的。庄子写书风格独特,自己称(《杂篇·寓言》)以不拘一格的寓言写作。[7]
著作

庄子的代表作品《庄子》,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
书目

《内篇·逍遥游》、《内篇·齐物论》、《内篇·养生主》、
庄子目录
庄子目录(4张)
《内篇·人间世》、《内篇·德充符》、《内篇·大宗师》、《内篇·应帝王》、《外篇·骈拇》、《外篇·马蹄》、《外篇·胠箧》、《外篇·在宥》、《外篇·天地》、《外篇·天道》、《外篇·天运》、《外篇·刻意》、《外篇·缮性》、《外篇·秋水》、《外篇·至乐》、《外篇·达生》、《外篇·山木》、《外篇·田子方》、《外篇·知北游》、《杂篇·庚桑楚》、《杂篇·徐无鬼》、《杂篇·则阳》、《杂篇·外物》、《杂篇·寓言》、《杂篇·让王》、《杂篇·盗跖》、《杂篇·说剑》、《杂篇·渔父》、《杂篇·列御寇》、《杂篇·天下》
5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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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梁之辩

《庄子· 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tiáo)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鸱得腐鼠

《庄子·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待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邪?”
材与非材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庄周梦蝶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鼓盆而歌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
庄子陪葬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6写作特点
编辑

庄子的文章,想象奇特,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其超常的想象和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构成了庄子特有的奇特的想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者著有《庄子》(被道教奉为《南华经》),道家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分为:外篇、内篇、杂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定为庄子著;外篇杂篇可能掺杂有他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它和《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鲁迅先生说过:“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
司马迁在《史记》用精练的一二百字介绍了庄子的生平,并未提起庄子的字,字子休是由唐人提出的。说他著书十余万言,大抵都是寓言,如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都是用来辨明老子的主张的。《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内篇最集中表现庄子哲学的是《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等。
庄子的文章结构,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
庄子文字的汪洋恣肆,意象的雄浑飞越,想象的奇特丰富,情致的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文章体制已脱离语录体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可以说,《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7后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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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汉):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李白(唐):“万古高风一子休,南华妙道几时修。谁能造入公墙里,如上江边望月楼。”
白居易(唐):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遥中一致,鸾凤终较胜蛇虫。(《读(庄子)》)
王安石(宋):清燕新诗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庭下早知闲木索,坐间遥想御丝桐。飘然一往何时得,俯仰尘沙欲作翁。(《题蒙城清燕堂》)
苏轼(宋):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徐渭(明):庄周轻生死,旷达古无比。何为数论量,死生反大事?乃知无言者,莫得窥其际。身没名不传,此中有高士。(《读(庄子)》)
金圣叹(清):认定为“天下奇书。”
郭沫若:秦汉以来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以思想家而兼文章家的人,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鲁迅与庄子》
鲁迅: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闻一多:“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李泽厚:“中国文人的外表是儒家,但内心永远是庄子。”
胡文英: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庄子独见》)
于丹:如果一定要用一种色彩形容《庄子》的话,我看《庄子》是白色的,如果用一种温度形容庄子的话,《庄子》的温度比论语要低。说得有点玄妙,却没有跳出儒道相争的泥潭。
8后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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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都是在探求真理,即探求世界万物的根据和原则中建立各自的
庄子-逍遥游
庄子-逍遥游(2张)
理想和学说的,但是在儒墨道各家及后学支脉中,庄子明显地不同于其他诸子,甚至于不同于老子。[3]
老子学说中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政治目的。庄子虽然也有自己的社会观、人生观,但他的中心,他的至足之处却是形而上学的、纯粹抽象思辨的哲学本体论。[3]
庄子是以抽象思辨的本体论,而非具体某种政治主张,来实现他对宇宙万物的根据和原则的探求的。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重要贡献,也正是在于他对于抽象思辨的哲学本体论的独到关注。[3]
儒学在孔子之后,尤其是在“罢黜百家”之后,支脉层出,义理更生,孔、孟、荀虽不尽同却能源远流长,而庄子却只有后世对他的不理解,对他的改造。[3]
在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对庄子核心内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予以发明、发展。战国时期的形而上学的庄子是真实的存在的,但庄子的后世继承却是一条虚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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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庄子者,宋国蒙人也,名周。”
2. 志行高洁——庄子 .河南省人民政府网 [引用日期2014-10-30] .
3. 庄子 .中安在线 .2006-09-04 [引用日期2014-11-4] .
4. 国学漫步:从庄子的逍遥观透视道教 .凤凰网 [引用日期2014-11-8] .
5. 生平 .古诗文网 [引用日期2014-10-16] .
6. 庄子 .中国网 [引用日期2014-10-16] .
7. 金圣叹的“天下六才子书” .国学网 .2012-07-22 [引用日期2014-08-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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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学派代表人物 , 宋国 , 商丘 , 中国著名思想家 ,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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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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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编辑
张岱年(1909-2004年),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于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任私立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姓 名张岱年
别 名季同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河北
出生日期1909年5月(己未年)
逝世日期2004年
职 业哲学家
毕业院校北京师范大学
目录
1人物简介
2研究领域
3作品成就
4学术研究
5治学方法
6作品介绍
7主要著作
8主要论文
1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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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生前留影
张岱年生前留影(16张)
张岱年(1909年-2004年),字季同,别号宇同,河北沧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张岱年先生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先生被推为会长。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桃李满天下。2004年4月24日,张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不幸逝世,享年95岁。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

张岱年
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4年至1955年与冯友兰先生共同开讲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1956年至1957年写成《宋元明清哲学中提纲》。1957年以言陷入“反右”扩大化的网罗,五年后才恢复教学工作。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又遭受批判。自1957年至1967年十年间,不能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工作。1979年北大党委宣布1957年张岱年属于错划,恢复了名誉和待遇。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1982年又开始招收中国哲学中博士研究生,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78年末,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被推为会长。1989年改任名誉会长。198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2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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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侧重。
张岱年作品
张岱年作品(14张)
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外,继续讲授中国哲学史。教学之余,先后写出《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两书。粉碎“四人帮”后,先生重执教鞭,并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除了部分旧著再版外,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著作,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是人物,还是专题,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张岱年始终对文化问题感兴趣,尤其是1984年后,他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认为只有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它,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张岱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精神,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精神。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3作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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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的尝试。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在。
1935-1936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的系统条理,其较高的学术品位为学界所公认,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
1942-1944年间,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书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哲学结构。
80年代,将授课讲稿整理成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又出版论文集《中国哲学发微》、《求真集》、《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真与善的探索》、《思想·文化·道德》;又撰写了专著《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及《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刘鄂培、钱耕森等学友建议编印文集,于是编印《张岱年文集》6卷。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建议编印《张岱年全集》,收录1995年以前的论著, 共8卷。
4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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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的学术研究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二是哲学理论问题研究,三是文化问题研究。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张岱年对于先秦诸子、汉魏哲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都进行了研究,比较注意阐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在三十年代,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而张岱年提‘出在程朱、陆王两派之外,还有以张横渠、王浚川、王船山为代表的气一元论,特别注意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概念范围的阐释,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与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有所不同。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有比较深切的理解。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

张岱年
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研究,张岱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阅读了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赞同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同时也阅读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穆尔的哲学著作,对于罗素、穆尔的逻辑分析方法也颇为欣赏。我写了《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论文,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论的观点。四十年代,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用分析方法对于唯物辩证法进行了阐释,认为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相辅相成的。 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方面的主要论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写《谭理》、《论外界的实在》及四十年代所写的《事理论》等。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教学工作的专业化,很少写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文章了。
关于文化问题,张岱年早在三十年代即参加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不赞同传统文化复兴论,主张汲取西方文化的特长同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我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确实落后了,中国没有创建自己的实验科学,又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必须向西方近代学习。但是,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优秀传统,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他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在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就的同时努力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挥创造性思维,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
另外,清代学者论学,将学术分为三种,即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张岱年则比较注意研究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认为宋明哲学中的气一元论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是值得宣扬的,高度评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与辩证思想,试图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张岱年坚持唯物论、赞扬辩证法,老而弥笃;在方法论上,既强调分析,又主张综合,试图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坚持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5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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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之所以在学术上创见频出,建树卓著,是与其秉持科学的治学方法分不开的。张岱年将其治学方法总结如下:
学术有许多门类。简言之,有哲学,有人文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又分许多学科。学术的总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各门学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门学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有三个,一为思与学的统一,二为知与行的统一,三为述与作的统一。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正确的。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

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时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万象是无穷无尽的,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亦尚待提高。因此,思与学都是没有止境的。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讲“知行合一”,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唯心论是错误的,但“知行合一”还是正确的。应该承认,“知行合一”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学问,应该从实际出发,最后更要以实践加以检验。自然科学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依据,社会科学的实验则复杂得多。述与作的统一即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则主张述而且作。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对于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必须加以继承。不了解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也是一种盲目性。学亦称为学问,这个“问”字有重要意义,治学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称为真学问。
如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所创新。创新即是提出新的观点,具有新的发现。宇宙万象复杂繁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穷的,因而常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
以上三个方法是研究学问的基本方法。遵循这三个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违反这三个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这三个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遵循的。
6作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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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文化与价值》
著者:张岱年
定价:26.00元
书号:ISBN-7-5011
-6532-7/B·49
装帧:平
开本:20开

出版日期:2004.4
[书评]
一个耄耋老人,一辈子饱经沦桑,看到了人世间的许多事情,许多变化,他肯定是有许多思想需要总结,有许多话要讲;这本《文化与价值》就是他最想讲的话,是他一辈子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哲学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总结。
张岱年的哲学遗言——读《文化与价值》里程
张岱年先生在本社出版他的哲学论文集《文化与价值》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这本文集视为他的哲学遗言。
“作《易》者,岂有忧患乎?”我们读过这本书后,就能进一步体会张老的用心所在。中国能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创造了许多辉煌,而一直未曾中断过,决不是偶然的,其中中国文化中的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哲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可是中国社会发展到16世纪以后就停滞了,而西方诸国接受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后却突飞猛进,一直到19世纪中叶,列强以坚船利炮来轰开中国的大门,这又是为什么?当然也要到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中去寻找原因。因此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将落后的责任完全归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但否定了传统文化,导致了中国价值观的失落,而新的价值观迟迟建立不起来,这就不可避免造成国人思想上的混乱与空虚,大大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就是张老忧患之所在。在这本书中,张老首先论述了价值的层次。他对价值的传统定义。“需要的满足”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不够的。他认为:价值不仅是“满足需要”的问题,而且包含“衡量需要”的问题。价值的含义有三个层次:(一)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凡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即有价值的。(二)对于需要的评论问题,即衡量需要的价值的高低。(三)既然对于需要有评价问题,对于具有需要的主体,也可以进行评价。主体本身的价值,这是价值的第三层含义。我理解张老的这一分析,是从客体、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三个角度全面界定价值的含义,无疑是充分的,也是正确的。这是张老对价值观哲学的一大贡献。
张老对价值的重新界定,意在强调主体即人的内在价值,而这正是对中国古代哲学重视人的思想的一种彰显。张老说得很清楚:中国古代哲学提出“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命题。近代以来,也流传着一句名言:“在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这所谓贵,不是说人类能满足什么需要,而是说人类具有其他物类所未有的优越性质与能力。
正是在这一点上,张老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梳理,这在本书的多篇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反复出现。大致有(一)、对于天人关系的深切的理解;(二)、对于群已关系的正确认识;(三)、“民之秉彝”的人道观;(四)、以和为贵的价值观;(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等几个方面。意思是其中包含的精义,无疑值得我们继承。
张老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主流——儒家的思想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辨析。他认为我们应对儒家的道德准则——三纲五常予以区别对待。对于三纲,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对于五常八德应加以分析抉择。他认为我们应确立新三纲:①爱国主义,②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③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而应该肯定或加以改造之后应该肯定的道德规范有:①忠(区别于忠君之君,可以称为公忠)②信(诚实)③慈(深切的同情)④孝(爱敬父母)⑤廉(亦可称为廉耻)⑥礼(礼节)⑦勤(勤劳)⑧俭(节俭)⑨勇(勇毅)。
张老的这一辨析无疑是建设性的,是有价值的。但由于他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对西方的价值观吸取得不够充分,例如近代以来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就应该在这里面有所体现,特别是平等观念。当然,不论张老提出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或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其良苦用心都是值得称赞的。
7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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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1943年中国大学印为讲义,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修订再版,1992年台北蓝灯文化事业公司再版。
《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
《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哲学发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玄林评儒》,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真与善的探索》,齐鲁书社,1988年版。
《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文化传统简论(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张岱年文集(第1—第6卷)》,清华大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岱年学术自传》,巴蜀书社,1994年版。
《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华的智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唯物论史(主编)》,1994年。
《孔子大辞典(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文史百科(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宇宙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直道而行》,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张岱年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 。
8主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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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
张横渠的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
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方法
孔子哲学解析
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
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论庄子
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
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道德阶级性与继承性
如何分析人性学说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
孔子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试谈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规律
文化体系及其改造
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学说
人伦与独立人格
论价值的层次
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
文化发展的辩证法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演变
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辨析
试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
论价值和价值观
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
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
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
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
新时代的义理理欲问题
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与改造
生命与道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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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张岱年主要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13-03-12] .
2. 张岱年 .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3-0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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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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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编辑[qū yuán]
屈平一般指屈原(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
屈原(约前342—前278),名正则,字灵均,一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汉族,出生于东周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1] ),他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继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
他创立了“楚辞”,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2]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并在夷陵(今宜昌)焚烧楚先王陵墓。忧国忧民的屈原在汨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2]
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2]
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等。他创造的“楚辞”,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2]
本 名屈原
别 称正则
字 号灵均
所处时代东周战国时期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境内)[1]
出生时间公元前342
去世时间公元前278
主要作品《离骚》、《九章》、《九歌》
主要成就创造了楚辞体
信 仰道家
目录
1人物生平
▪ 人物简介
▪ 出生
▪ 取名
▪ 经历
▪ 流放背景
▪ 第一次流放
▪ 第二次流放
▪ 自尽
2主要功绩
▪ 任职高位
▪ 屈原与宋玉
3人物评价
▪ 前人评价
▪ 今人评价
4否定论
▪ 造神运动
▪ 多变的形象
▪ 结论
5个人作品
▪ 主要作品
▪ 著作
▪ 理想
▪ 作品风格
6家族信息
7纪念场所
▪ 秭归屈原祠
▪ 屈原故里
8史书记载
9相关文化
▪ 习俗
▪ 端午习俗
▪ 史料
10屈原故里
▪ 基本介绍
▪ 屈原故里之争
▪ 墓园
1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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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屈原,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1] )人,芈(mǐ)姓,屈氏(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为芈姓熊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华夏族,名平,字原。
生卒年未见正史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论。据推测生于公元前342年3月6日,卒于公元前278年4月26日。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公元前342年屈原诞生于楚都丹阳,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律法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屈原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律法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与秦国结盟。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秦国假意说要与楚国节亲,让楚怀王去商量,屈原劝其不要去,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屈子问天(张砚钧 作)
楚襄王即位后,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就在同年五月屈原怀恨投汨(mì)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定于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关于端午节其中的一种说法)。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农历五月初五(公历6月6日左右),屈原在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就是因此而来的。
出生

屈原画像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2年。《离骚》中的两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3]
取名

张翔洲作品《屈子投江图》
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关于自己名字的来历,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我的父亲叫伯庸。我降生在寅卯年孟春月的庚寅日,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正则”,字叫做“灵均”。这八句话是自叙身世。从原始祖先说到父亲,说到自己的生日,与父为之命名、又为之起字。”高阳“,是楚人传说中的始祖,又称颛顼,可能是某个图腾的专名。屈原的父亲伯庸很有学识,伯庸为儿子取名“平”,又起名“正则”,正则是平的引申义,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屈原者名平“之说取字“原”又用字“灵均”这一对名和字相结合的含意是“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而高平曰“原”这里正含有了屈原的一对名和字,其中名“正则”与“平”相结合,则意法天,字“灵均”与“原”相结合,则意法地。法天和法地。屈原的生辰名字被解释为符合《史记》中所说“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
经历

屈原的事迹,主要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前342年3月6日诞生于楚国丹阳,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从屈原的作品中看,他作为贵族参与了楚国的巫术活动。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 学者称:“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4]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于丹阳交战。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楚怀王十分愤怒,就动用国内全部兵力又一次袭击秦国。两军在蓝田交战,楚军又大败。韩国、魏国听到楚国受困,就都南下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楚国听到消息后,就率军撤出秦国。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屈原的著作《国殇》即是对这场战争中楚国阵亡将士“封尸”而作的追悼词[5] 。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两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并在宜昌烧楚先王陵墓。这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死日,可能是五月初五,或距这一天很近的一个日子。五月初五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论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
流放背景

战国时代,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

屈原像
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6]
  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名士苏秦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苏秦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因此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此,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疏远,因为齐楚连盟,秦国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秦王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7]
第一次流放

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贿赂楚国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楚怀王听信张仪的

屈原遗像
,就把相印授予 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以为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广袤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汉中郡沦陷。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2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
第二次流放

屈原自尽图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8] 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
自尽

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生于前340,死于前278)。
2主要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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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高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zhi,四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1、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
2、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3、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4、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5、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6、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8、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屈原与宋玉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就像司马迁说的“不容于世”,直到宋玉,他是第一个为屈原写悼词的人。
屈原仕楚为三闾大夫,楚襄王无德,臣靳尚有宠,楚国不治。屈原忧之,谏襄王,请斥靳尚,王不听,原极谏,其徒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今王方眩于口,酣於乱政,楚国之人,皆贪靳尚之贵而响随之。大夫乃孑孑然挈其忠信,而叫其中,言不从、国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贾仇而钓祸也。原曰:吾闻君子处必孝悌、仕必忠信,得其志虽死犹生,不得其志虽生犹死。谏不止。靳尚怨之,谗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滨,歌吟悲伤。宋玉复喻之曰:始大夫孑孑然挈忠信,而叫噪于群之中,玉为大夫危之,而言之旧矣。大夫不能从,今胡悲耶?岂爵禄是思、国坏是念耶?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国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为死孝悌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丑之,丑不能美之,长不能短,短不能长,强壮不能弱之,弱不乱强壮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专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国由我理,大夫之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处世,虚心以应物,无邪无正、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功无罪,虚乎心,虽桀纣跖非罪也;孝乎心,虽尧舜夔契非功也。则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孰分其是非耶?无所分别,则忠信邪一也。有所分则分者,自妄也。而大夫离真以袭妄、恃己以黜人,不待王之弃逐,而大夫自弃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谓兼失其妄心者也。玉闻上达节、中守节、下失节,夫虚其心而远於有为者,达节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节也;得其所分又悲而挠之者,失节也。原不达,竞沈汨罗而死。
3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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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评价

《荀子.不苟篇第三》: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屈原半身像[9]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虽然”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话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
今人评价

屈子行吟图[10]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屈原》创作于1942年1月。面对黑暗如漆的现实,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便以历史剧为投枪,借古喻今,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有意识地“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并说:“我是有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傅抱石先后至少创作了七帧《屈原像》。
[11] 毛泽东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12]
4否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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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神运动

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疑古”思潮下,国内曾经

历史剧《屈原》[10]
有过一场激烈的“屈原真伪论”,从廖平首倡“史无屈原论”开始,何天行、卫聚贤、许笃行等纷纷对这个说法做了响应,胡适更是迈进了一大步,认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代儒生拼凑成的文学和伦理的“箭垛”。建国初,学者朱东润沿袭胡适说法,于1951年3月至5月,作《楚歌及楚辞——楚辞探故之一》等四篇论文探讨屈原问题。奇怪的是,朱氏以后,国内便再也没有人讨论“屈原否定论”这个话题了。
在写《屈原》话剧之前,郭沫若已经定性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
其一,定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其二,把屈原作为孔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形象与主张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写《屈原》一剧的时代需要与革命动力。
多变的形象

中国就一个屈原,却有诸多的不同解读。在屈原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这些后屈原时代,不是以时代的需要,就是以个人的理解,让屈原穿越在千百年的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变幻不定的形象。这是十分有趣的。
1.失意才子孤愤之作以自述
以清代戏曲为例,梳理了清代几位戏剧家的屈原戏曲作品。有尤侗的《读离骚》,有郑瑜的《汨罗江》,有张坚的《怀沙记》,这三出戏均属学子悲愤之作,对屈原悲剧人生的刻画与解读,都深深打上了自己的生活寄寓的烙印。先说尤侗,顺治十三年,他三十九岁。他在自述中说,那年官场不顺,归途不仅遭劫,…焉。既又变为词曲,假托故事,翻弄新声,夺人酒杯,浇己块垒。于是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尽致而后。
那个时代似乎让他接触到了古时屈原的灵魂和情绪,似乎触摸到了屈原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可见,虽然历史没有重演,但后人的情绪总会被前人的情绪点燃,从而演化出一个当代的屈原。
2.抗战形势需要借屈原以呐喊
如前所述,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为依据。因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其历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他写《屈原》话剧之前,他已经解决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
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说法,《屈原》写于1942年1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屈原》,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说:“全中国进步人民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专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认为,政治斗争采取了人格污蔑的方式,保民兴楚的大业毁于顷刻之间,伟大高尚的灵魂被卑污的小人践踏,智慧和忠诚在昏庸面前失去了作用,这正是屈原一生悲剧的戏剧化的表现,遭此巨变时,从屈原那可与日月争光的心胸中喊出的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郭沫若借屈原的呐喊,喊出了抗战军民的心声。《屈原》在当时的重庆演出,震撼了所有的观众,起到了鼓舞抗战士气的巨大作用。
3.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
从孤愤的屈原,到幻化的屈原,再到抗战需要的屈原。我们说,屈原的戏剧形象无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一个真实的屈原,他绝不是戏剧的屈原,也不是历史的屈原。两千多年来,谁能认识真实的屈原呢?也许,我们会感到楚国的屈原很遥远,《离骚》的屈原很神秘,政治的屈原很失意,放逐的屈原很孤独,爱国的屈原很崇高……可是,我们毕竟不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如果让我挑选,我宁可选择戏剧的屈原。因为,一个戏剧的屈原最像时代的屈原。而今,伟大的屈原以及有关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打上文化标志的仪式,并非学子式、学院式的屈原了。人们在节日怀念屈原,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我想,当屈原被推动着走进大众,成为旅游节上文化与商业联姻的标签,本身就很有戏剧性。[13]
结论

楚国从立国所追求的也是从称霸一方开始,直至后来庄王争霸、饮马黄河问鼎周王室的时候,仍然是想融入中原文化圈并且能够居于上风地位。国界之外的争霸如此,那么国界之内忠君事主之人,在这个观念指挥下,他的眼界能够超越时空来爱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吗?真要附会屈原爱国的话,也无非是爱的属于熊姓的一方土地而已。从国家的概念演进来说,随着西方地理观念的逐渐输入,中国人对于世界和天下的观念逐渐改观,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等概念。当下所做的屈原爱国的解释,就是基于这个概念进行的再解读,是后人在借屈原这杯酒在浇自己胸中的块垒。[13]
5个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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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共有25篇,篇目为:橘颂、九歌、招魂、天问、离骚、九章、卜居。渔父为司马迁所记.他的大多数作品收录在西汉刘向编辑的《楚辞》中.
名句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chai)?(《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
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离骚》)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 (《离骚》)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离骚》)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 (《离骚》)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离骚》)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离骚》)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九歌·湘夫人》)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九歌·湘夫人》)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 (《九歌·大司命》)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九歌·东君》)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九歌·山鬼》)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九歌·山鬼》)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九歌·礼魂》)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九章·抽思》)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 (《九章·抽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九章·抽思》)
世溷(hun)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九章·怀沙》)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 (《九章·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九章·涉江》)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九章·涉江》)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九章·涉江》)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渔父》)
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 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7]
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天问》)
著作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详见上述个人作品内容。
理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卜居图(局部)[14]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作品风格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6家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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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子吟》程连欧画作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春秋初期,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姓了。战国时代的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所以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惜诵》:“忽忘身之贱贫”。由此可知,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7纪念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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秭归屈原祠

[15] 屈原祠最早建于唐朝元和15年(公元820年),与重庆的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一起成为三峡库区文物搬迁复建的四大单体建筑。
[15] 屈原祠内共分12个展览陈列厅,分别为前殿、南北陈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历代诗人赞颂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厅)。秭归屈原祠,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屈乡儿女缅怀先贤的动人事迹,也保存了屈原祠风雨沧桑的历史过程及其古风遗韵。
自20世纪80年代归州屈原祠建成并开放后,曾迎来三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一些领导人或在屈原祠留下签名,或为屈原祠题字,或为屈原祠留下诗篇。
屈原祠紧邻秭归县城的凤凰山上,正对三峡大坝,与大坝直线距离仅为600米,是中外游客看三峡大坝、览高峡平湖的首选。根据规划,凤凰山将建设成为以突出屈原文化、三峡文化和移民文化,并与三峡工程相呼应、相补充的屈原文化旅游景区,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屈原祠和屈原文化广场为主的屈原纪念景区、以新滩古民居、峡江石刻、峡江古桥等为重点的三峡民居区、湖北省三峡文物保护中心、九歌坊等。
[16] 屈原祠占地2万多平方米,投资5000多万元,是三峡湖北库区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新屈原祠采用石木结构,继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工艺。此次陈列布展设计,将以展示屈原文化、弘扬屈原精神为主线,整体空间处理上采用连贯的走线方式,将16个展览厅串联为一体,进山门–前殿–南碑廊–南陈列室–正殿–北陈列室–出山门,“回”字形游览路线通畅连贯。
  前殿作为游览的起始,在殿内正中作一个展碑,称其“前言台”,周围石木结构的展柜辅以丝网印玻璃立碑,使整个前殿大气且独具特色。正殿正中摆放一座屈原像供观者景仰,两侧墙壁创作壁画,再现屈原光辉一生。南北两座碑廊都将以碑刻来展现屈原本人及历代名人咏赞屈原的作品;南北陈列室共有12个展厅组成,其中屈原生平展设为六个单元分别布置在南陈列室的六个展厅中;屈原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在北陈列室的六个展厅内通过不同表现形式呈现在游客眼前。

秭归屈原祠
屈原故里

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16] 凤凰山景区定名为“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规划占地面积500亩,建筑内容包括以屈原祠和屈原文化广场为主的屈原纪念景区,以巨型屈原雕塑为主的主题雕塑景区,屈原文化艺术中心,同时建设以三峡民居集锦园、三峡濒危植物园、滨水景观带等。

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
8史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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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屈原列传》 司马迁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去:离开。)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丐,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第二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反:通,返;意:返回),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屈原图片集
屈原图片集(14张)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音披,散发于身后装)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2]
史记 史记屈原列传
一说认为,开篇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言之凿凿地明说了屈原是楚国王族出身,属于王族参政,对楚王也是抱着同根同祖的心思来辅佐。王族参政向来有高压线,事情干好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升迁,稍有闪失,就得被暗算一把,有苦难言。远者如屈原,近者如恭亲王奕等,概莫能外。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这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楚国就是他们家,所以他跟楚国之间的关系,他跟楚国王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不能像那些不是出身于王室的人那样到处乱跑,所以屈原和楚国的这个关系里边有种必然性,里边蕴含着屈原的悲剧。如果你完全跳脱开屈原跟楚国宗室之间的关系来谈屈原的爱国主义,我觉得把问题简单化了。战国后期了,非常混乱,天下大乱,这些人都是到处乱跑,但是屈原他不能乱跑,是因为他的出身,因为他有一个特殊角色,他逃不掉他的角色。[13]
9相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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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

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敬仰和崇拜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因为怕祭屈原之米被鱼虾所窃,因此创造了粽子这种形色。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

屈原故里秭归端午习俗
、把粽子系上五彩丝线,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中国端午节习俗后来传到了朝鲜、日本、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 明、清时期政府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但端午和中秋也变得重要,后来最重要的节日是新年、端午和中秋。这三个主要的节庆称为三大节,各阶层都是一样的。
端午习俗

[17] 2006年底,秭归端午习俗终于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9月30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秭归作为屈原故里,对屈原文化及端午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十分重视,相继于2010年、2012年、2014年举办了三届“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
秭归已被国家龙舟协会和中国诗歌协会分别授予“中国龙舟之乡”和“中国诗歌之乡”的称号。秭归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诗歌家园。
[15] 三闾骚坛:明清时成立,诞生于屈原出生地乐平里(现为屈原村),30余人。会员为当地农民,每年举办骚坛端午诗会和中秋诗会。社刊(骚坛),每年一期。会员作品曾多次在国家、省市报刊发表。
兰蕙诗社:30人。2011年成立于秭归县三小,曾多次举办诗会,开展诗歌讲座,出版诗刊。
树蕙诗社:15人。2011年成立于茅坪小学。两次举办作家进校园活动。
九歌诗社。10余人。2011年成立于秭归二中。开展大型诗歌朗诵活动一次。
萤火虫诗社:35人。2011年成立。是全县各行各业的青年诗人,组织诗会5次以上。
涉江诗社:5人。2011年成立于百丽鞋业有限公司,在车间举办诗歌朗诵会一次。
楚风诗社:200人,2011年成立于秭归一中,出版社刊(楚风)4期,举办诗赛多次,

屈原故里秭归端午诗会
诗会多次次
奔流诗社:10余人,2012年成立于茅坪中学。开展作家进校园活动两次,出版社刊多期
夕阳红诗社:50人,2012年成立于秭归县老年大学,每周开展诗歌讲座。每季度举办诗歌朗诵会,每季出版社刊。
天问诗社:10余人,2012年成立于天问学校,多次开展诗会活动和笔会
金税诗社:100余人,会员由秭归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诗歌爱好者组成,2013年成立,举办全国“诗情税意”诗歌大赛一次,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一次,公开出版诗集一部,
清莲诗社:30余人,由县直机关公务员队伍中诗歌爱好者组成,2013年在屈原祠成立,举办诗会一次。
丹阳诗社;13人组成,秭归籍在外诗歌爱好者、2014年5月30日成立。同天举办“丹阳诗会”
史料

宗懔(南北朝·梁朝)撰《荆楚岁时记》有以下章节记载[18] :
(三〇)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
(三一)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组织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按孝经援神契曰。仲夏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镂。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一作百索。名拟甚多。赤青白黑以为四方。黄居中央。名曰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诗云绕臂双条达。是也。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今钗头符是也。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
(三二)夏至节日。食粽按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稯。栋叶插(头)。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
(三三)是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按干宝变化论云。朽稻成虫。朽麦为蛱蝶。此其验乎。
10屈原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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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绍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里。秭归县位于长江北岸的卧牛山麓,形似一个倾斜的葫芦,故有“葫芦城”之称。因城墙石头叠砌而成,又叫“石头城”。秭归县城东门外,牌坊“屈原故里”系郭沫若手书。旁两块石碑,刻“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从唐宋以来,经数次迁址修葺,后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兴建,水位升高,于1976年修建此祠。现位于秭归城东向家坪。改名为“屈原纪念馆”。三峡工程的兴建,屈原祠将再次迁建。在乐平里,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甚多,如香炉坪、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19]
秭归历史悠久,是楚文化发祥地之一。境内现存许多关于屈原的遗迹和传说,如归州的屈原祠、衣冠冢、屈原纪念馆、屈原故里牌坊和乐平里的“三间八景”以及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民俗歌舞等。秭归的名胜多与屈原有关,秭归县城东门外,矗立着一高大的牌坊,上书“屈原故里”四字,系郭末若手书。旁边还有两块石碑,分别刻“楚大人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传说是屈原遗体安葬处,后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最早始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公元820)。每年端午节,秭归人民都要在屈原沱上赛龙舟。这一抚慰屈原忠魂的古俗世代相传并延至今日。连秭归地名的由来,传说都与屈原有关。屈原投江后,其姐女嬃赶到汨罗江,将弟遗体打捞起来,亲自护送回家乡。屈姊那深深亲情使乡亲们大为感动,因而将县名改为“姊归”,后来“姊”演变为“秭”了。屈原的遗迹和传说特别多,古人曾集为“八景”,诸如照面井,读书洞,玉半三丘等。屈原祠重新修缮后,内有屈原塑像,屈原文物纪念馆,屈原墓,屈原诗文碑廊[20] 。
杨世灿是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的族重孙,是中国知名的地理专家,出版有《水经注疏三峡补注》等地学著作,近两年专事《离骚》研究,廓清了有关屈原的许多疑难问题,包括屈原的出生地。他说

郭沫若题写的位于秭归的屈原故里牌坊
,在《水经注疏》郦道元引袁山松文中,明确指出屈原是秭归乐平里人:“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见从,因名曰秭归。”据杨世灿先生研究,屈原在《离骚》及其他作品中,三次自称故乡在“平乐”。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也明确点明屈原出生在宜昌。杨世灿先生还称,西峡是古商於的一部分,而商於是楚先人鬻熊的发迹之地,但那时楚还没有国和称号,直到公元前690年,楚国始封秭归丹阳为都,楚人才有国的称号。几百年后,屈原始生。“西峡称自己是屈原故里,是搞错了历史空间。”[21]
参加了西峡研讨会的宜昌市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屈原学会理事李孝配也认为秭归是屈原故里无可置疑。“秭归作为屈原故里是历史的现实,也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专家的认同,西峡在未找到确切证据之前,就对外大肆争夺屈原故里牌,既不慎重,也无助于一起弘扬屈原文化。”
屈原故里之争

屈原故里在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明确肯定屈原诞生于秭归乐平里[1] 。
对于屈原时期的楚国国都“丹阳”,根据古籍以及当今考古发掘资料,亦可以明确的查明屈原时期的楚国国都“丹阳”在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秭归至枝江一带)[22] 。
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楚居》[1] 记载熊渠至熊仪所居的发渐、旁屽、乔多,这些地名不见于文献记载。可喜的是,2012 年6 月在宜昌枝江白洋镇万福垴遗址出土一批窖藏铜器,含11 件编钟和1 件鼎,其中1 件编钟上刻有铭文,内容十分重要:“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从编钟铭文来看,楚季献钟的“公”当即为楚公。楚公器物出土于枝江,表明枝江与该楚公时期的中心区域有关。在2012 年8 月17 日举行的“ 宜昌万福垴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参与此次出土文物鉴定的学者认为编钟时代“属于西周中晚期”。[22] 由楚季编钟看,乔多最可能是在枝江,可以推断《楚居》中发渐、旁屽的地望,也与乔多属于同一个区域范围,应在秭归至枝江一带。总之,文献中的早期楚都“丹阳”,内涵相当于《楚居》中的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等一组地名。其大体的迁徙过程是:京宗在雎漳上游的荆山一带,夷屯在宜昌一带,发渐、旁屽、乔多在秭归至枝江一带,鄀、焚、宵则位于雎漳水与汉水之间的平原地带[1] 。
楚国公室青铜器楚季宝钟出土于枝江白洋镇,而白洋镇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枝江西部,东连董市,南与宜都陆城镇隔江相望,西与宜昌市区相连,与楚先王“夷陵”的位置(也是宜昌的古称)是非常吻合的,间接证明了楚先王熊绎时期(前1042年~前1006年),宜昌就已经是楚国丹阳的国都所在地,而且还有楚先王的陵墓[8] 。
  况且这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宜昌境内还出土了不少楚国早期王室的墓葬,例如:当阳赵家湖墓地、枝江百里洲出土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当阳季家湖古城的青铜材质的宫殿建筑构建和这次枝江白洋镇的楚季宝钟等等,这些楚国早期宜昌境内频繁出土高规格相当于楚国皇室家族的青铜器不是偶然,而是箭头直指宜昌作为楚国国都丹阳南迁后的所在地,并且一直延续至屈原时期[22] 。
面对屈原故里之争,不是不可以,争的是要看谁能把屈原文化、端午文化保护好、发展好、弘扬好,而不是一味的停留在学术层面的争论。
墓园

屈原墓一共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湖北省秭归县凤凰山屈原故里景区内。屈原墓重建于清
秭归屈原墓
秭归屈原墓(2张)
道光七年,1976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搬迁到秭归老县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峡工程兴建,湖北省文物部门决定将其复建到凤凰山上,以恢复其历史原貌[23] 。
另一处位于湖南汨罗市城北玉笥山东5公里处的汨罗山顶。因在2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或“楚三闾大夫墓”石碑,相传为屈原的“十二疑冢”。屈原墓园附近有3座规模颇大的寺庙,分别是保缘寺、普济寺和普德大庙[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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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主要作品
参考资料
1. 牛鹏涛 .清华简 《楚居》 与楚都丹阳 :中华书局 ,2013年6月 :20-23 .
2. 端午节说屈原 .学科王 [引用日期2014-07-4] .
3. 孙华 .楚国国都地望三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出版社 ,2005 :51-59 .
4. 汤漳平《从江陵楚墓竹简看〈楚辞·九歌〉》, 《楚辞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48-259页。
5. 《国殇》中的“不解之谜” .黄露生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出版社 ,1998年01期 :52-55 .
6. 贾谊:《贾谊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7. 屈原流放背景 .凤凰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3-04-21] .
8. 屈原学会名誉会长:秭归是唯一屈原故里不容动摇 .荆楚网 .2013-08-31 [引用日期2014-08-24] .
9. 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10. 《屈子行吟图》明末陈洪绶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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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冯钟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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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宗芸。女。河南唐河人。中共党员。民盟成员。1941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历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校教师、中文系助教,清华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杜甫研究论文集》,人物传记《庄周》、《屈原评传》、《杜甫评传》、《关汉卿评传》、《贯云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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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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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编辑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常德桃源县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1]
翦伯赞先生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翦伯赞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2]
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8日,中央专案组以交代“有关刘少奇的问题”为名对翦伯赞进行逼供,时年70岁的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服用安眠药自杀,以死抗争。[1] [3]
中文名翦伯赞
别 名翦象时,林宇、林零、商辛、饯肃端、农畴、陈思遗、太史简
国 籍中国
民 族维吾尔族
出生地湖南桃源
出生日期1898年4月14日
逝世日期1968年12月18日
职 业历史学家,教育家
信 仰马克思主义
主要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奠基人
代表作品《历史哲学教程》
目录
1人物生平
▪ 励志求学
▪ 投笔从戎
▪ 抗日烽火
▪ 统战工作
▪ 建国著述
▪ 伤逝岁月
2主要著作
3主要贡献
4家庭生活
5人物轶事
6人物评价
7人物纪念
8人物故居
1人物生平
编辑

励志求学

1898年4月1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翦伯赞出生于湖南桃源枫树岗翦旗营。
翦伯社会活动照片
翦伯社会活动照片(8张)
1903年,入私塾启蒙。
1904年,转入清真小学。
1908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
1910年,入常德中学预科。
1912年,升入本科。
1916年,毕业后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
1919年,毕业后在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
1924年夏,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
投笔从戎

1925年,回国不久,乡人唐生智介绍他前往武汉国民革命军,同时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当时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欢迎他投笔从戎。[4]
1926年,南下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与吕振羽合著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4]
1927年,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担任该部特派员。他受政治部委派,经大同到山西太原和绥远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去动员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起义,响应北伐。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阎锡山电令商震逮捕翦伯赞,晋军名将商震是位有正义感的将领,随即通知翦伯赞,让他迅速离开绥远。我父遂经大同逃往上海,幸免于难。[5]
1931年,翦伯赞以山西代表身份参加了宁粤分裂时的“广州政府”成立大会等。从3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在上海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
1933年春,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以“反政府”的罪名将他逮捕。
1934年5月,他与好友覃振一道赴欧美考察司法,随行人员还有李敬安、宋乐六(宋教仁之子)等人。[6]
1937年5月,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烽火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翦伯赞与同乡吕振羽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并任常任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
1938年,翦伯赞在徐特立同志支持下,与吕振羽、谭丕模在长沙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宣传抗日,积极参加抗日救援工作。[6]
1939年3月,长沙大火前,接受党的指示,翦伯赞与谭丕模、张天翼等同志一起前往湘西溆浦民国大学任教,团结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及托派分子进行激烈的斗争。[6]
1940年2月13日,在风雪交加之夜,他按照党的指示,前往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同时担任冯玉祥的《中国通史》教师,并经常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授课,以及应郭沫若之邀,在郭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学术讲演。后来追忆往事,写下了以下诗句:“钧党风声夜半传,山村寂静正新年。难忘小市疏灯夜,急雪寒江独觅船。[6]
1943年,又完成了《中国史纲》(第1卷)和《中国史论集》(第1辑)的写作。
1944年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长达47天的衡阳,随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翦伯赞的家乡桃源沦陷,26日常德亦失守。在那个岁月,翦伯赞常常夜不成寐,他含泪写下了《常德、桃源沦陷记》。
统战工作

翦伯赞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翦伯赞还曾应约到毛泽东的居处聚谈,并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冯玉祥等做了不少统战工作。
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章伯钧遂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旧政协”的顾问。此后翦伯赞还与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中共地下的秘密活动。抗日战争结束后翦伯赞赴上海,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等。
1946年5月,他与周谷城、张志让、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组成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开展民主斗争,并与邓初民等主编和出版《大学月刊》。
1947年10月,奉组织之命,他潜往香港,期间担任达德学院教授,并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了香港《文汇报》的“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副刊。
1948年9月,翦伯赞在香港九龙尖沙嘴临时寓所工作。
1948年冬,翦伯赞与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等人同乘轮船北上,在山东烟台登陆,辗转到河北省的阜平县等地。
1949年1月,他来到解放区的河北,在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以及西柏坡。
1949年2月1日,跟随解放军一同到达北平。[7]
1949年3月,他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及归国,便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不久就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负责人是范文澜,翦伯赞作《丛刊》的编辑工作。
建国著述

左起:周恩来、翦伯赞、范文澜、周扬
1950年成立了中国新史学会总编辑委员会,由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人组成,并确立了各个专题及其负责人。
1950年出版翦伯赞主编的《义和团》。
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翦伯赞任《丛刊》编辑。
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开始。
1952年秋季,他主张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从院系调整后,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1953年,出版翦伯赞主编的《戊戌变法》。
1954年,翦伯赞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 》。
1955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1956年夏,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
1957年夏季,“反右”运动,翦伯赞发表《拥护大鸣大放,反对乱鸣乱放》刊于《北京日报》。
1957年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发表《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1958年1月,翦伯赞参加周扬召开的关于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座谈会,组织一个以郭沫若为首的编写领导小组,尹达、范文澜、翦伯赞等是小组成员,尹达要求翦伯赞大力支持,要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中抽调部分人力支持编写,翦伯赞同意。[8]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当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用哪一种古代史分期的观点来布置陈列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翦伯赞都主动提出以“战国封建论”的观点来布展,从而解决了一个难题。
1959年2月,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对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品格的评价。[9]
1961年春,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

翦伯赞(左一)乌兰夫(右四)
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外历史年表》等。北大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的委托,准备撰写《中国史纲要》,他还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也为《纲要》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这在当时得到了陆定一、周扬等的赞同。
1961年秋,应乌兰夫同志之邀,与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去内蒙古访问。途经大同时,回忆当年,颇有感触,写下了《大同感怀》的诗句:“重到边城访旧踪,云岗石佛华严钟。难忘三十年前事,风雪漫天过大同。”
1962年5月9日,翦伯赞到扬州师范学院作学术报告《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一九六二年第六期的《江海学刊》上。主要讲纠正不学无术、无知妄说、牵强附会的历史学术问题。[10]
1963年9月,时任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和主编的翦伯赞,就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致信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
伤逝岁月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翦伯赞读后说:“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此事件后他要受到批判迫害。
1966年4月7日,范文澜派助手到翦伯赞家中探望。[11]
1966年6月3日,部分媒体发表文章:《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来源《人民日报》)。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一起到到清华大学砸东西打人之后,又来到燕东园二十八号翦伯赞家中抄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予出路,而“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
1968年12月4日四人帮指使的“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绕开学校的“军管”当局,带着几名副手,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家逼问有关刘少奇的问题。
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戴淑婉夫妇俩无奈之下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清晨,杜铨见翦氏夫妇一直不开房门,就喊了数声,不见任何反应,心中顿生疑窦,就将门闯开,发现夫妇俩已远离了这个世界,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揭开被子,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12]
1978年8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示为翦伯赞彻底平反昭雪。
1979年2月22日,他的追悼会上,摆放在会场前方的骨灰盒里,只有3件物品:一是翦伯赞的老花眼镜,一是冯玉祥曾送给他的自来水笔,一是他们夫妇的合影。
2主要著作
编辑

主编
《中国史纲要》《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和《义和团》。
翦伯赞著作
翦伯赞著作(8张)
著作
《中国历史哲学教程》《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历史问题论丛》《先秦史》《秦汉史》等。
合著
与范文澜、胡华等人合著出版《中国历史概要》一书。
3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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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旧史学,建立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他发表的《论

翦伯赞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及有关《红楼梦》研究、历史人物评价等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抵制了唯心史观和虚夸学风。他认真执行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世界观,提倡老专家要认真带徒弟,青年要虚心向老专家学习,做到尊师爱生,互学互助。翦伯赞是我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研究中国历史的老一代史学家之一,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著作共达四百多万字,是他一生献身于革命、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珍贵成果。[13] [4]
4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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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翦万效[6]
父亲:翦奎午,(1847-1949),湖南桃源人,谱名万效,又名逢吉,字奎午。是当地有名的

翦伯赞夫妇
数学教师。
母亲:林氏(汉族)。
翦伯赞的第一任妻子:姓李,生有二子一女(翦斯平、翦天聪、翦心倩),但很年轻时便因病离世。
翦伯赞第二任妻子:戴淑婉女士与翦先生相伴一生,直至同时离世。
弟弟:翦仲襄。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毕业,采矿冶金科学士,地质学专家,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28年秋,介绍历史学家吕振羽与胞兄翦伯赞认识,成就一段佳话。后因文革中遭迫害而悬梁自尽。
长子:翦斯平,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又名翦天民,派名凝思。1943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桥梁专业,1946年赴莫斯科大学建筑系深造,1949年回国,是北京、天津古城改造设计的决策人之一,有“桥梁之父”之称,晚年居天津。
次子: 翦天聪(1921年-2007年8月),湖南省桃源县人,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华中科技大学动力工程学院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全国第七、八届政协常委会委员,湖北省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湖北省、武汉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及名誉副会长等职。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14]
长孙女:翦晏,翦伯赞长孙女(翦斯平长女),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编审,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个人编辑出版有《20世纪中国货币精品》等。 [15]
次长孙女:翦安,1949年生,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系翦伯赞孙女(翦伯赞长子翦斯平之次女),图书馆学专家,天津图书馆研究员,中国民主进步会会员。1987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自考)。现任天津市图书馆典藏部主任,第十二届天津市政协常委。[15-16]
三孙女:翦宁,1951年8月出生,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系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孙女(翦斯平三女),古钱币专家。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培训部讲授专家,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专家。[15]
孙子:翦大畏(翦天聪之子)执教于中南民族大学,现已退休。[17]
5人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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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与毛泽东
五十年代中,有一次,毛泽东读了翦伯赞写的一篇有关曹操的文章,引起毛主席兴趣。 1957年3月1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翦伯赞;因为当时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导人商议,

翦伯赞和毛泽东留影
决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所以毛泽东特意问他:“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说:“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于是,翦伯赞回到北京大学,在主持历史系工作和担任副校长分管文科几个系的工作中,提出和采取了加强文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建议和措施。
  有一次,翦伯赞在游泳场上见到毛泽东,便问道:“主席,您说中国周秦以来就进入封建社会,周,是西周还是东周?” “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讨论嘛,”毛泽东笑着说,“不要受我的意见约束。我的意见也是一家之言嘛。”
“文革”开始,翦伯赞被揪出批斗,说他为吴晗鸣冤叫屈,又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许多帽子。直到1968年,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谈了要尊重翦伯赞的话,他的待遇有所改变,允许搬回自己的家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专案组来找翦伯赞,对他进行逼供信。翦伯赞被逼得走投无路,便在1968年12月18日夜里自杀。当毛主席、周总理得知翦伯赞的死讯后,非常震怒,无比悲痛,很多人因此而挨批评、受到处分。[18-19]
翦伯赞与冯玉祥的师生之谊
1979年,装在翦伯赞骨灰盒里有三件物品,其中就有冯玉祥送给翦伯赞的自来水笔。
  这支象征着友谊的自来水笔是冯玉祥1948年送给翦伯赞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筹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7月31日,已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的冯玉祥,离开美国纽约归国,不幸竟在途中因客轮失火,被焚逝世。此前,冯玉祥曾作山水人物油画一幅,并其他一些稿件,在归国途中寄给了翦伯赞。冯玉祥还在5月间托吴茂荪(时任民革中央执行委员)带给翦伯赞一封信和这支派克牌自来水钢笔,以作纪念,不想竟成遗赠。
  翦伯赞同冯玉祥的交往开始于1940年。其时,原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已被撤职,退隐于重庆两路口和上清寺之间的原巴县中学。而翦伯赞则早在1937年5月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共的秘密党员;1940年2月,翦伯赞初到重庆时,党的组织关系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直到1946年底,他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冯玉祥此次退隐上清寺,托王昆仑觅求一位史学名家,为他讲授中国历史,王昆仑便推荐了翦伯赞。征得了周恩来的同意后,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翦伯赞成为冯玉祥的历史教师。
  1940年10月3日,翦伯赞同冯玉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巴县中学冯的官邸。冯玉祥在门口恭候。冯对翦说:“我读了你不少的著作,今天能见到你真是高兴。” 翦伯赞每月来官邸半个月为冯玉祥讲课。冯每天早上4点起床,集合卫队大刀队唱歌操练;以后散步,祷告,读《圣经》,学英文,6时早餐;晚上则9点熄灯。官邸都是这个规矩。可是对翦伯赞则例外,他可以早上晚起床,晚上开夜车。[20-21]
6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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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18]
张传玺:“翦伯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他是早期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者之一,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极少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解放前,翦老不仅研究历史,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现代历史篇章里,留下了革命的足迹。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犀利的笔锋,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历史和现状,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抨击。当时翦伯赞同志在以历史作为战斗工具,使古为今用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22]
新华社:翦伯赞是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从中国国情出发、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被学术界誉为培养教育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的好书。[23]
赛福鼎·艾则孜:“翦伯赞教授留给我们的,是他光彩夺目的学术思想,是他博大深远的人格力量,是他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可以说,翦伯赞教授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化身。”[24]
7人物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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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4日,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暨《翦伯赞全集》首发大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

翦伯赞先生的妹妹翦素芬女士发言
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出席大会并与学校原书记王学珍同志为翦老铜像揭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及史学界、出版界、翦老家乡代表、亲属等在大会上先后致辞和发言。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学校老同志郝斌、王义遒、王效挺、梁柱等出席了大会。[25]
翦伯赞先生的妹妹翦素芬女士回忆了翦伯赞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以及翦伯赞先生在生活中对待亲人也同样严谨认真的态度。谈及自己以及家人对已故去40年的翦老的爱戴和思念时,翦素芬女士不禁潸然泪下。[13]
8人物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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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故居位于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维回新村,故居修复工程于2009年6月经中共

翦伯赞故居
中央办公厅批复同意,2010年4月开始动工修建,于2010年10月完成,2011年元月举行了奠基典礼。修复后的故居座北朝南,平面呈“万”字形,是一幢具有湘西北建筑风格的纯木结构平房,建筑面积831平方米,共大小房间23间,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从各地搜寻来旧木板材料,基本上按原址原貌进行修复。翦伯赞故居是常德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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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北京纪念翦伯赞诞辰110周年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4-12-1] .
2. 史学泰斗翦伯赞先生的书和信 .大河报 [引用日期2014-12-6] .
3. 1898年4月14日 历史学家翦伯赞诞辰 .人民日报 [引用日期2014-12-4] .
4. 翦伯赞的历史贡献 .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12-1] .
5. 翦天聪:回忆我的父亲翦伯赞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14-12-6] .
6. 翦天聪:回忆我的父亲翦伯赞 .中国社会科学 [引用日期2014-12-4] .
7. 翦伯赞 .新疆社科 [引用日期2014-12-7] .
8. 《新史学家翦伯赞》 .中国作家网 [引用日期2014-12-7] .
9. 论曹操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4-12-7] .
10. 1962年5月9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来到扬州师范学院作学术报告 .扬州市人民政府 [引用日期2014-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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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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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编辑[fàn wén lán]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澐(另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1]
中文名范文澜
别 名芸台,仲澐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绍兴
出生日期1893年11月15日
逝世日期1969年7月29日
职 业历史学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信 仰共产主义
代表作品《中国通史简编》
注 音ㄈㄢˋ ㄨㄣˊ ㄌㄢˊ
目录
1人物经历
▪ 求学
▪ 任教
▪ 抗日救亡
▪ 人大代表
▪ 著书经历
2学术思想
3主要作品
4家族成员
5个人荣誉
6外界评价
1人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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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

1893年11月15日生。他出身于世代读书的家庭。5岁至13岁入私塾并受教于父,14岁入县高等小学堂,1909年入上海浦东中学堂(今浦东中学新建教学楼命名为“文澜楼”以示纪念),一年后转杭州安定中学堂至1912年毕业。1913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著名学者黄侃(季刚)、陈汉章和刘师培;从黄侃学《文心雕龙》。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留学,曾任蔡元培私人秘书。[2]
任教

1918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
著作
著作(5张)
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
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1933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1935年,在中法大学任教。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2]
抗日救亡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

范文澜
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1] 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2]
1942年发表《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1948年8月,范文澜被任命为中原大学校长,虽先后因病、因另有重任,未能到校视事,但一直和学校领导机构保持着联系,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力。他为中原大学两周年所写纪念文章中祝愿学校“在现有基础上,加速地充实并提高”,“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人大代表

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
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9年7月29日逝世于北京。[3]
著书经历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小说。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小说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26年,出版了《群经概论》。1931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1936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2]
范文澜还于1929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1935年写过一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1941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1942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2]
2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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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力戒虚夸的态度著名学者韩儒林先生曾将范文澜为学的态度概括为: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是对范文澜治史精神的极好的写照。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老师黄侃、刘师培的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家治学“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严谨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4]
早在范文澜去延安以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论点。1939年,毛泽东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等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沿用这一论点,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5月间在《中国文化》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确提到“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呈玉章同志的主张”。他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并作了论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即采用了这一主张。此后,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点,并陆续有所论证。[5]
3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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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计划。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2]
《中国近代史》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
《捻军》范文澜等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万字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
“白话版”《沁园春·雪》
《中国通史》(第一、二、三、四册) (范先生故去后,第五、六、七、八、九、十册由蔡美彪等编撰完成),《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问题》。[5]
[6]
4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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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宁波
生活与工作照
生活与工作照(8张)
人,长范文澜一岁。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寿铭家,与戴冠芳结婚。范、戴是结发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当过县官,年少时她在河南生活过,因而戴会说北方话。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时,戴也在校中帮忙家务,每天纺棉花、烧火做饭,精心照料范文澜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对范文澜的学生说:“范老是大学教授,而我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文盲”。尽管两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7]
5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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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0年1月,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2]
6外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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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范文澜早年在经史考证上即成绩卓著,所撰《文心雕龙注》至今仍是名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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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毛泽东与历史学家范文澜 .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4-01-23] .
2. 范文澜 .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3-05-10] .
3. 范文澜简介 .凤凰网 [引用日期2013-05-10] .
4. 陈其泰:范文澜治史精神的当代价值 .近代中国科学研究网 [引用日期2014-01-27] .
5.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前前后后 .上海图书馆官网 [引用日期2014-02-2] .
6. 毛泽东评点范文澜 .内观禅修 [引用日期2014-01-23] .
7. 民国著名历史学家之:范文澜 .北京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0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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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d sp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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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编辑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
人物关系

纠错

中文名史景迁
外文名Jonathan D. Spence
国 籍美国
出生地英国,萨里郡
出生日期1936年8月11日
职 业学者
毕业院校剑桥大学,耶鲁大学
代表作品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改变中国,
博士论文《康熙与曹寅》
目录
1人物生平
2出版著作
3作品介绍
1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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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生于英国萨里郡(Surrey, England),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4-2005)。
史景迁的中文名字蕴涵了很深的意义:“史”是Spence的中文译音,“史景迁”就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
也有一说,史景迁的名字是从《水浒传》人物史进、时迁、段景住的名字各取一字而来,表示“历史前进,景象依旧,时代已变”的意思。[1]
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Annping Chin),1950年生于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 )。
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
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2出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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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名 原著名 出版社 出版时间 译者
曹寅与康熙[2] Tsʻao Yin and the Kʻ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1966) 台北市:时报文化 2012年 温洽溢
曹寅与康熙: 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   陈引驰
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3]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197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温洽溢
台北市:时报文化 2005年
中囯皇帝:康熙自画像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 吴根友
太平天国[4] God’s Chinese son :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199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朱庆葆
台北市:时报文化 2003年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5]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年
胡若望的疑问   The Question of Hu (1987) 台北市:时报文化   2011年 陈信宏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6年 吕玉新  
胡若望的疑问 台北市:唐山 1996年 黄秀吟、林芳梧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2007年)
台北市:时报文化   2009年 温洽溢
天安门:中国的知识份子与革命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1981年)
台北市:时报文化 2007年   温洽溢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囯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 无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台北市:丝路 1994年 张连康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6]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1984)
台北市:麦田 2007年 陈恒、梅义征
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
皇帝与秀才:皇杈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Treason by the book
(2001)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   邱辛晔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7]
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 李璧玉
妇人王氏之死 台北市:麦田出版 2001年 李孝恺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8] 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o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2)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 夏俊霞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9]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1990)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年 黄纯艳
追寻现代中国   台北市:时报文化 2001年 温洽溢
改变中国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1969) 台北市:时报文化 2005年   温洽溢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10] Treason by the book 台北市:时报文化 2005年 温洽溢、吴家恒
永不休止的颠覆与冒险:“胡闹领主” 毛泽东[11] Mao Zedong(1999) 台北县新店市:左岸文化 2002年 林宗宪
大汗之国: 西方眼中的中国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1998)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0年   阮叔梅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廖世奇、彭小樵
3作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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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作者:史景迁 (Spence Jonathan D.)

《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2010年5月出版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原价:170.00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
ISBN:9787806614792
字数:
页数:2339页
印次:
版次:第1版
纸张:平装
开本:32
商品标识:asinb003fzao5i
编辑推荐
内容提要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悲剧命运。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通过对康熙皇帝草拟的遗诏的还原,以其自传的口吻,揭示了这位英主的武功文治之绩,人生兴趣与爱好,内心深处的忧虑与人性的基本内涵使您能全面又完整地认识康熙。全书以描述性的语言而不是评价式的语言,表达了作者的学术思想,这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史景迁为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对中国明清及近现代历史有很深厚的了解,除历史著作外,他也擅长以说故事的形式论述,向读者介绍中国历史,《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即是一本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668-1672年的山东郯县,作者利用大量的地方志材料,透过妇人王氏之死,重现了清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宗法社会、贞节观念等。全书节奏流畅,可读性极强。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18世纪,一名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教徒,离开祖国,来到他乡,开始了他一生的传奇之旅。在这次旅行中,他经历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不仅肉体饱经风霜凌辱,而且灵魂也受到了极大的煎熬。《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再现了胡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从浩瀚的清代宫廷档案、谕旨、奏折等史料中勾稽出雍正朝著名的曾静案来龙去脉,并参考多种研究著作的记载与分析,用生动的语言明白又幽默地讲述了那个时代惊天动地的文字狱大案,从而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集作者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之精华,涉及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悉心钻研,涉猎范围之广,见解之独特与深刻无不反映出作者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地道的学院派风格。
在西方,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就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努力试图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他就是史景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一位景仰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的汉学家。史景迁治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这一点万为难能可贵。
作为一本考证严密的史学专著,《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详细论证并介绍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人生,真实再现了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清王朝统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再现了清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康熙是一位令人另眼相看的明君。他既仁慈、孝顺、富有同情心,又专横、残酷、他既真诚、宽柔,又虚伪、险猛……《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以康熙大帝自传口吻,揭示了康熙的功过是非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图文并茂,语言自然流畅、是一本集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历史人物传记。
《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套装共7册)》的作者作为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史学大师史景迁(乔纳森·斯宾塞,美国学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文化评判将中国历史“故事化”。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习俗,纵横交错,描画出西方人看中国的图景,以及这种在西方人看来”神秘”的文化背后的历史必然。“纵”指的是明清以来中国和西方文化先驱者的互访及文化的交流,“横”指明清以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层层剖面。
《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以雍正时期曾静案为主线,翔实地刻画出异族统治者在此特定困境中的两难态度以及交替使用的镇压手段,反映了自清一代盘萦不去的这一阴影。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以中国编年史的体例加之西方史学家独特的视野和取材所综构而成的明末清初的”鲜活”历史。其“鲜活”,在于叙述者的目光所注视的那些中国社会构造和中外关系梳理的“点”是熟知中国历史的我们不常见的。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地方史籍、官绅笔记和传奇故事的内容,经过巧妙摘取和匠心安排之后,合成了一个既充满感情色彩,人物有血有肉,又冷峻直面,针砭刀剖的现实案例,生动描述出明清嬗替之季中国农村的严酷生存状态。
《曹寅和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密》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描述和探究了清初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的互动关系,刻划出在风平浪静表象之后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以清代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在法国、意大利的悲惨遭遇为主线,描述了不同文化的冲突与后果。作者从法国、梵蒂冈以及中国档案馆中发现的第一手材料,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令人凛然的氛围。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史景迁以其独特的透视历史人文的视角,以康熙草拟的遗诏的回忆性角度去看康熙一生的武功文治之绩,人生兴趣与爱好,内心深处的忧虑与人性的基本内涵,让我们比较全面而又完整地认识康熙,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
美国著名汉学家
参考资料
1. 史景迁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 .
2. 曹寅与康熙/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着; 温洽溢译 .台湾大学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3-12-8] .
3. 康熙: ​​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着;温洽溢译 .台湾大学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3-12-8] .
4. 太平天国 / 史景迁著 ; 朱庆葆等译 .台湾大学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3-12-9] .
5.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电子资源] :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 史景迁著 ; 朱庆葆 … 等译 .台湾大学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3-12-9] .
6.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 ; 陈恒,梅义征译 .台湾大学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3-12-8] .
7. 王氏之死 : 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 ; 李璧玉译 .台湾大学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3-12-9] .
8. 中囯纵横 : 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 ; 夏俊霞等译 .台湾大学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3-12-9] .
9. 追寻现代中囯 : 1600-1912年的中囯历史 / 史景迁著 ; 黄纯艳译 .台湾大学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3-12-9] .
10.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著 ; 温洽溢, 吴家恒译 .台湾大学图书馆 [引用日期2013-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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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 人物 , 科学家 , 历史学家 ,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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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十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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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神编辑
十神,根据干支地支、阴阳五行等理论推测人的吉凶祸福等事的汉族传统命理学。八字论命, 以干支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刑冲合害为基础,从日柱的日干与其他各干支的关系而定出:比肩、劫财、伤官、食神、正财、偏财、正官、七杀、正印、偏印十个专有名词,称为“十神”。其天干是阳干见阴干,阴干见阳干为正,阳干见阳干,阴干见阴干为偏。与日干五行相同者为比肩劫财,劫财为正,比肩为偏。十神侧重人事分析,五行侧重个人禀气分量轻重,两者相辅相成。
中文名十神
类 别八字
功 能6种
中 心五行
相 关六亲
基 础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刑冲合害
目录
1定义
2初识十神
▪ 十神表
▪ 生克
3功能
▪ 正官功能
▪ 七杀功能
▪ 正偏财功能
▪ 正偏印功能
▪ 伤官食神功能
▪ 比劫职能
4详析
5异为正同为偏
▪ 正官
▪ 偏官
▪ 正印
▪ 偏印
▪ 正财
▪ 偏财
▪ 比肩
▪ 劫财
▪ 食神
▪ 伤官
▪ 男六亲歌
▪ 女六亲歌
6十神六亲表
7心性
8如何用神
1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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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神是以某个五行为中心,按五行生克关系划分的,八字中日干代表自己,其他字以日干为中心来定义十神,每个十神代表着一定的类象详见王黛林(出生时间与命运),用来批断人的命运特征。以日干为中心,见到什么字马上就知道他代表哪个十神,这是最关键的基本功。
阴阳学十神: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只有必然,无论多么微小的邂逅都必定会影响未来的命运,缘分缔结就不会消失。世界貌似很大,其实很小只限于自己看的见的,手摸得到的。也是因此,古人认为祈福是重要的事情,女士需要带橘子石手链,男士带红竹石饰品,在结印册上添加“但马土佐、梦窗疏石、隐岐元简”结押从而可以祈福带来人生幸福的机遇。
利用天干和地支来准确记录年、月、日、时的方式,由“年干,年支”、“月干,月支”、“日干,日支”、“时干,时支”,共八个干支所组成(共八个字),年、月、日、时的干支组合称为“柱”,形成“年柱”、“月柱始于唐朝时期,初以年柱为主体,以生年干为本命,辅以纳音法推命。唐代的李虚中改以年为主,取年、月、日、时四柱推命。五代的徐子平改以日干为我(日主),查四柱间之五行生克制化、刑冲会合为推命重点,并发扬光大。当今的八字推命”、“日柱”、“时柱”,
由“年干,年支”、“月干,月支”、“日干,日支”、“时干,时支”,共八个干支所组成(正好八个字)。每一个组合称为“柱”,形成“年柱”、“月柱”、“日柱”、“时柱”,故八字又称为“四柱”或“四柱八字”。以日干为我(日主,命主),查四柱间的五行生克制化、刑冲会合为推命的重点。[1]
因五行有五种,所以八字中与日干的关系有五种,细分阴阳为十,所以有十神。同性为偏,异性为正。
1、生我者为印。同性为偏印,也叫枭神,简称枭;异性为正印,简称印。比如日干为甲木,壬、子水为偏印,癸亥则为正印
2、同我者为比(比肩)劫(劫财)。同性为比肩,简称比;异性为劫财,简称劫。比如日干为甲,甲、寅为比肩,乙卯为劫财。
3、我生者为食伤。同性为食神,简称是食;异性为伤官,简称伤。比如日干为甲,丙午为食神,丁巳为伤官。
4、我克者为财。同性为偏财,简称财;异性为正财,简称才(贝)。比如日干为甲,戊、辰、戌土就是偏财,己、丑,未土就是正财。
5、克我者为官杀。同性为偏官,或者七杀,简称杀;异性为正官,简称官。比如日干为甲木,庚申为七杀,辛酉为正官。
十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所在五行的关系。比如十神的相克关系,比克财,财克印,印克食伤,十神的其他关系依此类推。
同性作用关系大,异性作用关系小,克优先于生。
日干可以叫作日元、日主。乾造为男命,坤造为女命。
十神关系表(甲为例)
五行 关系 阳  同性   阴  异性
木 我同 甲 比肩 乙  劫财
火 我生 丙  食神 丁  伤官
土 我克 戊  偏财 己  正财
金 克我 庚  七杀 辛  正官
水 生我 壬  偏印 癸  正印  
2初识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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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神表

日/ 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比肩 劫财 食神 伤官 偏财 正财 七杀 正官 偏印 正印
乙 劫财 比肩 伤官 食神 正财 偏财 正官 七杀 正印 偏印
丙 偏印 正印 比肩 劫财 食神 伤官 偏财 正财 七杀 正官
丁 正印 偏印 劫财 比肩 伤官 食神 正财 偏财 正官 七杀
十神
十神(15张)
戊 七杀 正官 偏印 正印 比肩 劫财 食神 伤官 偏财 正财
己 正官 七杀 正印 偏印 劫财 比肩 伤官 食神 正财 偏财
庚 偏财 正财 七杀 正官 偏印 正印 比肩 劫财 食神 伤官
辛 正财 偏财 正官 七杀 正印 偏印 劫财 比肩 伤官 食神
壬 食神 伤官 偏财 正财 七杀 正官 偏印 正印 比肩 劫财
癸 伤官 食神 正财 偏财 正官 七杀 正印 偏印 劫财 比肩
生克

生我者有父母之义,故立名印绶。印,荫也;绶,受也。譬如父母有恩德,荫庇子孙。子孙得受其福。国家设官分职,绶以权印,使之掌管,官无印,无所凭,如人无父母无所依其理一也。
我生者有儿女之义,故立名食神。食者,如为虫食物则伤物,人食物则能造物。
克我者我受制于人之义,故立名官杀。国家封官与人,人身属公家,驱使终身死而后已。此言为既得官又为官害之义。
我克者是人受制于我之义,故立名妻财。如人娶妻又有嫁妆田土陪嫁,财产供我享用,妻侍夫我,我得妻室内助不致困乏。
同我者如我兄弟之义,故立名比肩。
在上面的生克制化的关系中,日主的我为阳干时,柱见阴干为正,见阳干为偏。如阳干日主,柱中生我的阴干为正印,为生母的话,柱中生我的阳干则为偏,偏印则为继母,庶母。所以,除有五种关系之外,还有十神之别。
“生我”者为父母。阴干生阳我,阳干生阴我为正印;阳干生阳我,阴干生阴我为偏印。
“我生”者为儿女。阴我生阳干,阳我生阴干为伤官;阴我生阴干,阳我生阳干为食神。
“克我”者为官杀。阴干克阳我,阳干克阴我为正官;阴干克阴我,阳干克阳我为七杀。
“我克”者为妻财。阴我克阳干,阳我克阴干为正财;阴我克阴干,阳我克阳干为偏财。
“同我”为兄弟。阴干同阳我,阳干同阴我为劫财;阴干同阴我,阳干同阳我为比肩。
由上可知,我为日主:
克我,抑我者为官杀。同性-偏官,异性-正官
生我、扶我者为印星。同性-偏印,异性-正印
同我、助我者为比劫。同性-比肩,异性-劫财
我生、泄我者为食伤。同性-食神,异性-伤官
我克、耗我者为财星。同性-偏财,异性-正财
十神相生:正偏财生官杀,官杀生印枭,印枭生日主比劫,比劫生食伤,食伤生正偏财。
十神相克:正偏财克印枭,印枭克食伤,食伤克官杀,官杀克日主比劫,比劫克正偏财。
同性生克力大,异性生克力小。
十神关系表
关系   同性(偏)   异性(正)
同我 比肩 劫财
我生 食神 伤官
我克 偏财 正财
克我 七杀 正官
生我 偏印 正印
正异偏同,同性为偏,异性为正
五大关系
同我者,同性为比肩,异性为劫财
我生者,同性为食神,异性为伤官
我克者,同性为偏财,异性为正财
克我者,同性为七杀,异性为正官
生我者,同性为偏印,异性为正印
3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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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官功能

正官与日干的关系是:正官是克制我(日干)的。是阳干见阴干克,或阴干见阳干克。
正官的职能:是善意之管,譬如人类,必须遵从政府与法律管束。正官一般以吉神论。
正官的扶抑能力:卫财,生印,抑身,制劫。身强财弱,正官生印。日干旺盛,正官拘身。日旺劫多,正官制劫。
七杀功能

七杀与日干的关系:七杀是克制我(日干)的,是阳干见阳干,阴干见阴干。
七杀的职能:杀身之对手,专以攻身为尚,若无礼法制裁,必伤其主(日干),故有制(有食神,伤官克制)谓之偏官,无制谓之七杀。一般以凶神论。
七杀的扶抑能力:耗财,生印,攻身,制劫。日强财弱,七杀耗财。日强印轻,七杀生印。印轻财重,七杀攻身。日强劫多,七杀制劫。
正偏财功能

正偏财与日干的关系:正偏财是受我(日干)克制的。正财是阳干见阴干,阴干见阳干;偏财是阳干见阳干,阴干见阴干。正偏财职能:是养命之源,人人所欲,但非人人所得,古今皆然。一般以吉神论。
财星的扶抑能力:生官杀,泄食伤,制枭神,坏正印。日旺官杀弱,财生官杀。日旺财弱,财泄食伤。日旺枭神旺,偏财制枭神。日旺正印旺,正财坏正印。
正偏印功能

正偏印是生我(日干)的。正印是阳干见阴干,阴干见阳干;偏印是阳干见阳干,阴干见阴干。
正偏印职能:我之气源,如父母生身之义。正印一般为吉神,偏印一般为凶神,又称枭神,见食(食神)而夺为枭神之故。
正偏印的扶抑能力:生身,泄官杀,御伤,挫食。日弱官杀强,印星泄官杀生身。日弱食伤重,正印御伤,偏印挫食。
伤官食神功能

伤食与日干的关系:食伤是我(日干)所生的。伤官是阳干见阴干,或阴干见阳干;食神是阳干见阳干,阴干见阴干。
食伤的职能:伤见官仗势欺之,放任日干于理法之外,故一般以凶神论;食见杀则能制服,使日干得以安然无故,一般以吉神论。
食伤的扶抑能力:泄身,生财,敌杀,损官。身强财官弱,食伤泄身。身强财弱,食伤生财。身弱官杀重,食伤敌杀损官。
比劫职能

比劫与日干的关系:比劫与我(日干)同类。劫财是阳干见阴干,或阴干见阳干;比肩是阳干见阳干,阴干见阴干。比肩的职能:财之敌。日旺一般以凶神论。
比劫的扶抑能力:帮身,任官杀,化泄,夺财。日弱有比劫帮身,日弱有比劫任官杀,日弱有比劫不怕化泄,日旺有比劫夺财。
4详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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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论命,以为造化流行天地间,不过阴阳五行而已;阴阳五行交相为用,不过生克制化而已。固特设:比肩,劫财,伤官,正财,偏财,正官,七杀,正印,偏印等十神专有名词,用来形容五行阴阳生克制化及同类的共通现象,这与其他学问如统计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用x,y……代表其涵义,此涵义也能变化出无穷的问题,与命理所演化出种种的无穷结果,道理是一样的。考其最初设立这些名词的时候,并不是杜撰乱篇的,而是本乎阴阳,察乎人情,根据反复实验而得来的结果。
因为十神的看法很深奥,又很复杂,每一个“神”都同时代表多层涵义,而且还会受到其他各神的影响而改变其原来的性质,如果不是对命理学研究的相当彻底的人,实在不容易熟练地抓住各神的精髓加以正确地判断。此十神暗示的象征及其在干支中显示之范围,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所谓论命也就等于大部分在论十神的变化。可见十神在八字中论命的体系中,占何等重要的地位了。
5异为正同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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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男女,断六亲中,八字十神,异性为正,同性为偏。
异性为正。(正官、正印、正财、伤官、劫财)无论男女性别,正十神一定为异性六亲。
同性为偏。(偏官、偏印、偏财、食神、比肩)无论男女性别,偏十神一定为同性六亲。
正神异性,偏神同性。(六亲性别,正异偏同)
正神:正官、正印、正财、伤官、劫财
偏神:偏官、偏印、偏财、食神、比肩
男人
祖父
父亲
儿子
孙子
祖母
母亲
女儿
孙女
妻子
十神
偏印
偏财
偏官
食神
伤官
正印
正官
伤官
正财
女人
祖父
父亲
儿子
孙子
祖母
母亲
女儿
孙女
丈夫
十神
正印
正财
伤官
正印
食神
偏印
食神
偏印
正官
下面将十神在各方面所具有的一些涵义与特征,及其象征之变化,执简使繁简单地归纳整理起来,以作说明:
正官

六亲方面,代表长官,上司,师长。男命的女儿,女命的丈夫。
偏官

偏官也叫杀,七杀,七煞等。男命之儿子,女命之外婆。
正印

六亲方面,代表长辈,贵人,师长。男命代表母亲,女命代表祖父,女婿。
偏印

六亲方面,代表男命之祖父,女命之母亲。
正财

六亲方面,代表男命之妻子,女命之父亲。
偏财

六亲方面,代表男命之父亲,女命之婆婆、姑。
比肩

六亲方面,代表朋友,兄弟,同辈。男命之兄弟,女命之姐妹。
劫财

六亲方面,代表男命之姐妹,女命之兄弟,并代表朋友,同辈。
食神

六亲方面,代表晚辈,学生,部属。男命之孙子,女命之女儿。
伤官

六亲方面,代表晚辈,学生,部属。男命之祖母、孙女,女命之儿子。
男六亲歌

枝头一枭为我祖,祖母伤来生父才。
兄弟比肩姊妹劫,母印生我娶妻财。
小女正官小儿杀,孙食孙女真伤官。
女六亲歌

祖母食神祖父印,父财娶了母枭神。
姊妹比肩兄弟劫,官星闪耀是夫君。
儿子伤官女食神,孙印孙女枭连亲。
6十神六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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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命六亲表(以男命主,甲为例)
(男)十神
       
(男)十神
       
(甲)比肩
兄弟
堂兄弟
姨表兄弟
姑父
(乙)劫财
姐妹
堂姐妹
姨表姐妹
 
(丙)食神
孙子
外公
外甥
 
(丁)伤官
祖母
孙女
岳母
外甥女
(戊)偏财

伯、叔
舅表兄弟
小舅子
(己)正财
妻子

舅表姐妹
大小姨子
(庚)七杀
儿子
侄子
姑表兄弟
姐夫妹夫
(辛)正官
女儿
外婆
姑表姐妹
侄女
(壬)偏印
祖父

岳父
 
(癸)正印


   
女命六亲表(以女命主,甲为例)
(女)十神
       
(女)十神
       
(甲)比肩
姐妹
堂姐妹
姨表姐妹
 
(乙)劫财
兄弟
堂兄弟
姨表兄弟
公公
(丙)食神
女儿
祖母
外甥女  
(丁)伤官
儿子
外甥
外公
 
(戊)偏财
婆婆

舅表姐妹
外孙女
(己)正财

伯、叔
舅表兄弟
外孙
(庚)七杀
外婆
儿媳
姑表姐妹
大小姑子
(辛)正官
丈夫
姐夫妹夫
姑表兄弟
小叔子
(壬)偏印


孙女  
(癸)正印
祖父

孙子
女婿
7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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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官心性,正直负责,端庄严肃,循规蹈矩,但易流于刻板,墨守成规,反为意志不坚。
偏官心性,豪爽侠义,积极进取,威严机敏,但易流于偏激,叛逆霸道,反为堕落极端。
正印心性,聪颖仁慈,淡泊名利,逆来顺受,但易流于庸碌,缺乏进取,反为迟钝消极。
偏印心性,精明干练,反应机敏,多才多艺,但易流于孤独,缺乏人情,反为自私冷漠。
比肩心性,稳健刚毅,勇敢冒险,积极进取,但易流于孤僻,缺乏合群,反为孤立寡合。
劫财心性,热诚坦直,坚韧志旺,奋斗不屈,但易流于盲目,缺乏理智,反为蛮横冲动。
食神心性,温文随和,带人宽厚,善良体贴,但易流于虚伪,缺乏是非,反为迂腐懦弱。
伤官心性,聪明活跃,才华横溢,逞强好胜,但易流于任性,缺乏约束,反为桀骜不驯。
正财心性,勤劳节俭,踏实保守,任劳任怨,但易流于苟且,缺乏进取,反为懦弱无能。
偏财心性,慷慨重情,聪明机灵,乐观开朗,但易流于虚浮,缺乏节制,反为浮华风流。
8如何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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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神”是八字中日干(“命之主”)最需要的东西。怎样把握一个八字的用神(即“取用神”)呢?取用神,首先要看日干的强弱旺衰。日干如偏于强则宜抑,如偏于弱则宜扶;知其所缺之点,则宜补其缺;知其受病之处,则宜去其病。即使日主较强,但气候过寒或过热,则需“调候为先”,总之,视日主所需要者而取之为“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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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十神 .凤凰网 [引用日期2012-0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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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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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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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财是汉族传统八字命学的理念,也是八字命局中十神之一。轻财好义, 善于抓住机会赚钱得财, 并且多有机缘巧遇,因此经常获得意外收获, 很有交际手腕, 处理事情圆滑而机智, 喜欢帮助别人,照顾别人, 而且能博得众人的感谢。 喜欢与人谈笑, 本性慷慨, 口齿伶俐, 对物质眼光锐利, 有经济手腕,是个实业家型。
目录
1偏财由来
2偏财含义
3偏财介绍
▪ 偏财总论
▪ 偏财歌诀
1偏财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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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论命,以干支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刑冲合害为基础,从日柱的日干与其他各干支的关系而定出:比肩、劫财、伤官、食神、正财、偏财、正官、七杀、正印、偏印十个专有名词,称为“十神”,每一个“神”都同时代表着多层涵义,而且还会受到其他各神的影响而改变其原来的性质。
2偏财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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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亲方面,代表男命之父亲,女命之婆婆.
偏财的象征有: 一,有意外之财,不劳而获的象征. 二,不遇之机,竟而能遇. 三,邂逅之艳,落花有意. 四,纳妻之福,一说即合.
偏财格的人轻财好义,善于抓住机会以赚钱得财,并且一生多有机缘巧遇,因此经常获得意外收获,尤其在金钱或女人方面,往往有戏剧性的离合得失,很有交际手腕,处理事情圆滑而机智,带偏财的人多半富侠义心,喜欢帮助别人,照顾别人,而能博得众人的感谢,并有轻财的趋势. 此格的人是活动家,喜欢与人谈笑,本性慷慨而诈,善造作,口齿伶俐,对物质,眼光锐利,有经济手腕是个实业家型.

偏财遇伤官,为人风流多情.伤官生偏财,其人具有多方面的雄心与魄力,浑身充满干劲,一旦机会到来,很容易发财无数,若时运不济,也可能很快身败名裂.女命偏财透露,有浪漫不贞之嫌.偏财临旺地,主父子或妻妾和睦,得父财妻财.偏财临衰地,主不利父或妻.年干偏财年支比劫,父不利他乡.月干偏财主父掌家权.月偏财时比劫,先富后贫.日支偏财,妾夺妻权.日时偏财,无刑冲比劫,主中晚年发达.黄泓露先生更是国内让八字算命回归到科学和合理。
3偏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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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财总论

什么叫偏财?偏财就是被日元所克而且与日元阴阳属性相同的天干和人元(支下藏干)。比如甲日主见到戊土、乙日主见到己土。
偏财与正财最大的不同就是偏财属于外财。不是本命、正命所带的养命之财,就象并非原配正妻一样,偏财本是众人之财。众人之财属于浮财、横财的一类,属于无主之财,最怕有比肩、劫财(姊妹兄弟)来分夺,特别是当四柱之中不见官星来克制比、劫的情况,那就更加祸患百出了。
偏财最好透出天干,但也不怕藏在地支下面,只怕分夺或者落入空亡,如果两者见到一个,那么就会官不成、财不住。如过财弱要等到财旺的地方就能够转衰为荣,从而无往不利,只怕身弱无力,不能胜财。
偏财格的人特点:慷慨,不吝惜钱财,讲究情义而内心多计谋。如果偏财星得地(地支支持),那就不止是财源丰隆,而且能够因财旺官,因为财盛自然能够生官,大运行走旺相之地,福禄双全,一旦进入官的旺相之地,就可以发福。
偏财格的人如果四柱之中原来就带官星,就可以当作好命来看。如果比劫如林(兄弟辈出),即使进入官的旺相之地,也很难发福。
偏财以月令所带的作为最重,一般不宜在四柱中多见。年柱上偏财处于长生、旺相,月令中上下通气,指受祖宗遗泽(除了父母外的叔伯辈)产业丰隆,或者是外祖产业的恩养。
偏财格讲究日主兴隆,财星生旺,才能运向财旺之地发福。如果偏财被刑、冲、破、害,遭到比、劫分夺,或者财星太衰,又或者是日主太弱,又或者财多生煞(七煞),都属于破祖劳碌的命局。
月令上有财,一般指少年(前半生)富贵,如果生时上财不得地(地支支持),或者有劫财、败地(沐浴、桃花煞),加上后运临衰、凶的地方,主晚年祖财破尽,终身困穷,先富后贫。
如果年、月本来无没有见财,而在日、时上带财,并且没有劫、败、冲、克,主自己白手起家,自成自立,中、晚年大发。
如果四柱中财多身弱,少年运又休、败的地方,主少年多事多磨难,百不如意;中年后如果走到父母(印绶)之地,或者会起三合自身本命局可以助身,那就能够勃然而兴。
如果少年时财运乘时而旺,到老却脱了财局,那就不单是苦守穷途,而且是非蜂起。这是因为财固然可以利己,但也能招来怨谤。富贵不知检点,是为失势以后种灾种祸。
偏财格遇到下列情形:四柱轮转相生;别带贵格;财星不值空亡,又行旺运;三合财星都属于贵命。福禄的深浅轻重,随格中具体情况而定。
人的命局有两位财星:正财、偏财。自身较弱宜用正财,自身强旺宜用偏财。正财是本分、本命的财源;偏财则要奋力争取才能获得。
偏正二种财星,喜忌大致相同,只有在喜欢官星还是不喜欢官星上有小的区别。命局中有正财不如有偏财,因为偏财财气厚重扎实,福气深厚。但偏财最怕劫财、败地、比肩,这类忌神在年柱上最重,在月柱上稍次,一个叫孤辰,一个叫逐马,主克妻害子,破财贫薄,又要防阴贼小人同类相伤。
四柱中如果犯了这个忌神,当大运走财旺之地,也可以发福;但走到比、劫之地,或者财产退败而身死,或者遭官府破败。
偏财歌诀

⒈年上偏财福禄高,日干旺相是英豪;后来走了偏财运,脱去布衣穿紫袍;
日弱遇财反为祸,刑祖克父受煎熬;若是年时再逢劫,先贫后富自颠倒。
⒉月上偏财众人抬,兄弟姐妹靠得来;有宜守家喜出外,不学手艺做买卖;
月上偏财是外财,贵人手下能求财;偏财临月也怕劫,财多婚姻自有灾。
⒊日藏偏财无刑冲,妻子贤惠福禄生;男女二命相刑克,中年伤妻苦伶仃;
二命相争多疾患,两命相克有灾星;偏财受冲妻短寿,财逢天乙有名声。
⒋时上偏财自己财,身旺儿孙福自来;切忌比劫来分夺,伤妻损子家业败;
流年喜遇偏财运,金银屋下置田宅;时上偏财怕比劫,刑妻克子防牢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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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el

A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男,1930年7月生,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20世纪70年代始,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2013年3月23日上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中文名傅高义
出生地美国俄亥俄州
出生日期1930年(庚午年)7月
职 业社会学家
毕业院校哈佛大学
主要成就获“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代表作品《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等
目录
1人物生平
2中国研究
▪ 代表作
▪ 研究对象
▪ 邓小平时代研究
3日本研究
4三国关系
▪ 概况
▪ 傅教授的观点
5人物言论
6个人荣誉
1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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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 19

傅高义[2]
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
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曾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20世纪70年代始,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是傅高义先生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进行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作者还拟在若干年后。再写一本关于90年代广东的续集,后者作者将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的粤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2012年3月,傅高义花了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关于中国事务的著作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入围,但未能获奖。[3]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退休那年夏天,傅高义希望能“做一些能有所贡献并能延续的事”。[4]
2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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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

傅高义教授,对中国问题的主要代表作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1968)》和《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5]
研究对象

傅高义教授是研究社会学出身的,其本行就是研究中国与东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的情况。研究广东,是因为中国非常大,情况也非常复杂。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开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想要取得一些研究资料非常困难,即使能够得到,资料也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全部情况,只能根据当时的条件,先从一部分开始。而广东毗邻香港,可以看到广东的报纸如《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还可以通过采访一些从广东到香港的人来了解广东的情况。所以,研究广东就成为一件自然的选择。刚开始傅教授根据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撰写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 - 1968)》。到了80年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成为国际上新的研究热点。1987年傅高义深入广东各地进行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和研究,1988年又到广东做了一个月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的事情。先走一步是当时广东的任务,广东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实际情况证明了广东改革开放和全中国改革开放的都是成功的。傅高义说,广东的经济,可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因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广东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属于广东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种变化,介绍给更多的美国普通民众知道。”博高义以一种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语言,完成了可以称作当时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扫描。 [5]
对中国当今社会的看法
对于中国当今的社会的状态,傅高义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太穷了,所以西部大开发计划非常有意义。首先要加强教育的投入,帮助那些穷人,让孩子接受教育。教育很重要,因此在提高人民经济收入之余,还要注重普及教育。不然,内地和沿海的距离会越来越大。电子技术和其它高科技的发展很快,也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还有,中国的贪污和腐败的问题很严重。另外,改革以来,已经有一亿多人从农村流入城市,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还会有几亿人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国也需要迅速发展以避免出现社会动乱。此外,环境污染也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可以慢慢扩大民主和自由。[5]
邓小平时代研究

“我不同意说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他的贡献在于他成功控制了开放的进程。”2012年1月18日,傅高义在完成了900页的《邓小平时代》后,来到1963年他最初踏上的中国土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一直认为:小平是总经理,不是总设计师。[4]
傅教授新世纪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时代,他认为邓小平时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邓小平时代也是一个转换的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都肇始于这个时期,中国的很多现代性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他觉得对这个特殊时代做一个社会学的观察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准备撰写一本“邓小平时代”的书。在这本书里,其研究范围将扩大到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时代。
《邓小平时代》一书是傅高义倾尽十年的心力撰写的。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在首发式上感慨地说:“使我感动和敬佩的是他十年磨一剑,用十年时间写一本书,写一本大书的这种精神。回想我们当下,有的学者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学术心态非常浮躁,更显得傅高义先生坚持精神的难能可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傅高义先生在70岁高龄时还坚持每天学习3个小时汉语,如今他已经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修订,则极为严格精细,书稿译成中文以后,他分别寄给国内的10余位专家和学者阅读。所谓阅读就是请同行提意见。然后他再参考这些中文意见修订英文原稿,同时又由译者将英文修订版再度翻译成最后的中译本。[6]
傅高义教授还是《邓小平震撼世界》的编者。他编的这本书是中国著名学者于光远所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的英译本,副标题是“对1978年11月至12月中国党的工作会议及三中全会的目击”。
在出英译本的时候,于光远除了保留1998年出版《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的原序外,对原有的内容做了一些调整,同时还专门为英译本写了序言。编者对于光远所提供的英译本,做了更适合于美国读者的文字修饰。傅高义教授为此花了很大功夫,并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了研究,写出了一篇不短的导论。
除此以外,这本书的特点还有:第一,有详尽的注释,共199条、29页。这就使得不那么了解中共党史的人可以看明白这本书的内容;第二,这本书有书目和人名索引,共12页。全文除了目录和傅高义教授的导论以及作者的两篇序言外,共220页。
全面研究邓小平执政生涯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于2013年1月18日上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联合举办了简体中文版的首发式。[6]
3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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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
1958年,傅高义偕同妻儿到日本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那里生

傅高义在日本
活、工作了两年多后,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义坐上美国的日本研究头把交椅的基础。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1979年,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该书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而使作者声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破灭,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从此进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期。面对多方面的责难,2000年傅高义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傅高义在《日本仍是第一》中说有三个因素在日本的转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政治领袖赢得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日本必须变革;2.改革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使之能培养更会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性的学生;3.在国际舞台上以更开放、更富正面意义的姿态示人。
4三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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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中日关系
概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他对中国全面客观的分析帮助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而事实证明了他的远大的目光,在度过了那段困难期后,中美双方以更迅速的步伐加强了在各个领域的交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傅高义教授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7年中国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他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傅高义教授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教授退休后,一年一次地带领马萨诸塞州的中学教师到中国各地的学校参观交流,增加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使他们能对自己的学生介绍一个较为全面的中国。
傅教授的观点

傅教授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 , 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 , 具有研究中日关系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 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傅高义说,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是保持东亚地区和平和繁荣的主要力量。
傅高义认为,从1971年到1989年这18年间,中、美、日三国关系相当融洽。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打破坚冰开始合作,而日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商业机会而开始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三国关系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
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三个国家由于联系密切和来自外界的压力减小,国家间事务的决策制定开始变得复杂。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后中美关系降温首先改变了此前三国关系的格局。1992年以后,日本派遣军队参与维和军事行动并扩展防御边界,让中国开始担心日本重整军事实力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立场不同,也使得两国民间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情绪。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对中、日关系构成一定影响,不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傅高义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该以直率和诚实的态度研究和正视历史,增进讨论交流。
傅高义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还远远不够,应该详细承认并面对具体事情。
傅高义同时建议中国在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更多地向前看,并表示美国应该积极促成中、日两国圆满解决历史问题。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无法走向未来,傅高义建议三国在处理敏感的“二战”问题时,能够多理解彼此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大家应该在承认历史情况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
他还说,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离不开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合作处理共同事务,三国关系对于亚洲的未来举足轻重。
傅高义认为,除了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了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中国、美国和日本还必须要面对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傅高义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变,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应该更加慎重。他认为台湾不会实现独立。
5人物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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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之所以如此成功,不仅有其个人的因素,而且有时代的因素。威信、经验、

傅高义
时代背景,合起来才能使他这么成功。我个人的看法是:人不一样了,时代也不一样了,以后不大可能会再出现邓小平那样的人物了。[3]
2.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要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想,当时还没有很清楚的蓝图,他要看情况,要试验很多事情。他是一个务实的、实事求是的人。邓小平将改革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他的经验值得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借鉴。邓小平认为,在领导支持改革时,应该在条件有利的地区先行试验。当新的方案奏效后,让各地领导亲眼目睹所取得的效果,然后再派遣那些先行实验的领导到全国去传授成功的秘诀。例如当时在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台商和港商纷纷前来设立新企业,制定新的高效管理标准,随后,这些做法从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向内陆城市逐渐扩展。我认为,如果说“设计”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蓝图,比较清楚每一步该怎么走。邓小平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看,看情况,成功了就可以再走。[3]
3.邓小平并不反对政治改革。1980年代,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他认为这需要时间,毕竟,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任何新的做法或变革,或许都要先从部分试点起步。他怕中国乱,所以,他主张先有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慢慢搞政治改革。[3]
4.我今年(截至2012年)82岁了,写《邓小平时代》用了10年时间。曾有人问我,要是你再写另外一个领导人的话,你比较有兴趣的是谁。我回答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写朱镕基。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这样去做了。我现在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我正在考虑的是,上世纪50年代我刚开始做日本研究时,日本经济还没有起飞,韩国也没有,台湾、香港地区都是如此。几十年来,我看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现在它们又都面临着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其中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打算做一两年的研究,多了解这个过程,去分析一下这个变化过程,期望能写一本篇幅比较短的书。[3]
6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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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3日上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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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汉学家
参考资料
1. 傅高义、饶宗颐、齐赫文斯基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文汇报 .2013-03-24 [引用日期2013-03-26] .
2. 傅高义饶宗颐等获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文化传通网 .2013-03-26 [引用日期2013-03-26] .
3. 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应该更加自信 .求是理论网 .2012-11-19 [引用日期2012-11-22] .
4. 《邓小平》作者傅高义:小平是总经理 不是总设计师 .凤凰网 [引用日期2012-06-26] .
5. 傅高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2009-09-09 [引用日期2013-01-19] .
6. 《邓小平时代》作者:邓小平一直在思考体制问题 .凤凰网 .2013-01-19 [引用日期2013-0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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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偏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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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印编辑
偏印是汉族民间八字星命术所用的神。指本命五行所生的同性五行。
偏印又叫吞啖煞,是食神的七杀,专门克制食神,所以又叫倒食。偏印是生日元并且与日元阴阳属性相同的天干和人元(支下藏干)。
命理名家于大有老师提醒,偏印只是八字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能完全代表人的命运好坏,想更全面的了解自己的命运,可以网络搜索于大有。
中文名偏印
目录
1基本简介
2总论
▪ 含义
▪ 格
▪ 作用
▪ 为喜用
▪ 为忌神
3通讲
▪ ⑴、人象
▪ ⑵、事象
▪ ⑶、物象
▪ ⑷、心性
4主要象征
▪ 心性
▪ 性格
▪ 流年
▪ 大运
▪ 意象
5命理探源
▪ 非精神含义
▪ 官 印 日 杀
▪ 干支皆
▪ 年柱见
6在时柱
▪ 中和
▪ 弱极
▪ 偏弱
7三命通会
▪ 世之可惊可愕者
▪ 今观是书所载
8歌诀
9简单查法
1基本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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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论命,以干支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刑冲合害为基础,从日柱的日干与其他各干支的关系而定出:比肩、劫财、伤官、食神、正财、偏财、正官、七杀、正印、偏印十个专有名词,称为“十神”,每一个“神”都同时代表着多层涵义,而且还会受到其他各神的影响而改变其原来的性质。
2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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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什么叫偏印?偏印就是生日元并且与日元阴阳属性相同的天干和人元(支下藏干)。比如甲日主见壬水、乙日主见癸水之类。
命理中所谓偏印是指人元偏印、四柱偏印,人元偏印需要财星制之方吉,四柱偏印则要看人元是否喜忌才能定格。
偏印,又叫吞啖煞,是食神的七杀,专门克制食神,所以又叫倒食。比如甲日主生丙火作为食神,火能生土,土就是甲木的财,土财旺能生金,金是甲的官,这样食神生旺,财和官就都有了。这就叫流转有情。
偏印之所以会称为“枭印”、“倒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食神的七杀,是食神的克星。如果命局中只有偏印而没有食神,那么就不是枭印而是偏印。偏印也是属于印绶格局的一种。阳日主的偏印能够与伤官化合,阴日主的偏印能够与正财化合,都可以成为自身的福气。
偏印、枭印口诀如下:
枭神见官煞,多成多败,偏印遇财曜,反辱为荣,身旺为福,身弱乃贵,有伤官而平生丰润。印星偏者是枭神,柱内最喜见财星。
本格局要点:分清偏印和枭印最重要,关键看柱中有食神否。偏财能够有效抑制枭印的祸害,或者用化合也可以解除枭印的灾害。

六亲方面,代表女命之母亲,男命之祖父,或亲族长辈,或意外的帮助力量.偏印的才能较偏重于计划性,及独创性或设计方面,正印生活恬适淡泊,偏印生性离群孤独.凡带偏印之格局者,其学艺偏精,纵然其学识不丰,也能凭其智慧,领悟力特强,所学之事,必能事半功倍. 命带偏印的人,对事务之敏感度颇高,故从事调查,侦讯,情报等工作较擅长,因其机智特强,临机应变令人钦佩.徐墨斋言偏印格的人具有独创性的优秀才华,但常常会过高评价自己,与别人相处,常常会格格不入,但如能反省这些缺点,发挥上天所赋予特殊,奔放的才能,也有可能在人生旅途中,成大功,立大业,象征功成名就之格。
偏印的象征有: 一. 喜欢往偏业发展 (如宗教,玄术,灵学,特殊技艺等),也容易获得成就. 二. 常有是非现象,且口说难辩. 三. 常有自己不想承担或做的事,有受逼的现象,且不得不做,身不由己. 四. 有多事之烦恼,难以应付.
偏印临长生,主与生母缘薄.偏印临沐浴,主职业多变.偏印临冠带,或临官,或帝旺,主与生母缘薄,发展副业有所成就.偏印临衰地,一技在身,进四方之财,与父母缘较差.偏印临墓,多主做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偏印临胎地,多主与母缘较差.年柱偏印且为忌神,主破祖业,损家名.月柱偏印,适合往偏业发展,如医界,艺术界,演艺界,自由业,服务业,美容业等;日支偏印为吉神,男命能得贤妻之助;时柱偏印为忌神,不利子女,子女多不听话
偏印又叫枭神,是生我且与我阴阳相同的五行,所以偏印的寓意表现为“生我的同时又排斥我”,表现为不情愿相生,生的力度比较小,所以偏印心性的人除了有正印一些特征外,表现为有心劲,不情愿奉献,对人冷淡,严肃,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偏印不会尽心尽力的保护日主,也不会轻易给日主带来荣誉和地位。
特别是偏印有制(即偏财)有化时(即比劫)时,偏印的逻辑思维能力较正印更为发达,领悟力特强,非正统的偏门学问知识一点即通,大多自学就可成才。
⒈偏印所代表的人:继母、养母、乳母、长辈、教师、祖父、星相家、相师、五行家、气功师、学者、医师等。
⒉偏印所代表的事:领悟力强,机智、事业心重、有智能、精明、少言、内向、妄想、冷漠不通情理。思维敏捷,罗辑性思维强,偏门学问学识,独创。女命产厄、克子等。
⒊偏印所代表的物:一切与偏印寓义有关的物或场所,如:医药、不喜欢的食物及文具、契约、印鉴、传票,偏业营业场所等。
作用

财印为生存之要物,无印生机薄弱、泄多病多。理解其含义时,可以与正印 结合、比较。正印表示正统职业上的权力、地位等,而偏印则表示偏业上如宗教、法律、艺术、服务等方面的成就、地位及权力等。正印表示仁厚、慈善、聪明等特性,那么偏印多精明、干炼、自我主观、多才多艺、聪明冷俊,偏印是同日主是同性之生,生之中带有排斥力,就像生性不良的继母对待非亲生子女一样。因而偏印贴近而旺的人心性冷漠,不愿意别人来关心自己也不愿意关心别人,自我心理较重。偏印心性很强烈的人,逻辑思维能力极强,所以为什么说偏印的人比较有城府有心机,就是他能守住内心的秘密。偏印的人很能洞察入微,善于创新,搞发明创造这些,古时有个我最崇拜的伟人诸葛亮就是偏印为用神旺而有力的人。正印代表专业知识学问,而偏印则代表偏门,冷门学识,也代表易学,所以为什么说偏印人是学易的奇才,就是因为领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很高。
为喜用

具有独创性的优秀才能,有奇特的领悟力与感受力,警觉性高,擅长偏业,旁谋,并有心得,并善于查言观色,心思细腻,精明干炼.身弱以枭为用,主聪明强干、智能非凡 敏感度颇高,多福多寿。
为忌神

做事精明干炼但缺乏持久的耐力,做事三心二意,喜走捷径,喜欢多学但很少精通。有奉献精神,颇有主见却不随大流,固执,能忍辱负重、勤恳工作,但又有怨言。偏印旺者没有同情心。八字没有印星,说明眼睛里没有课本的存在,读书时不喜欢死记硬背,考试喜欢临时抱佛脚。若有食伤为重实用性,除非大运走印运,否则大都学非所用。
八字没有印星,生病不喜欢吃药。印旺为病时,长辈助力甚少,男女在家呆不住,与长辈缘薄。父母约束多之故,女命婚后,与公婆关系不融恰、难作人、是非多,不做表面缓和工作,不会去奉承公婆。
3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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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印就是枭神。枭神在夺食这个情况下叫枭神,实际它也叫印,只不过叫偏印,偏印是生我的,但是却是一种排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情愿地生,就比如说偏印是继母,她养你是不情愿,因为不是她生的,不情愿是这种借光生。
⑴、人象

⒈继母,养母,乳母,长辈,祖父。
⒉星相家,学者,医师,这都是偏印代表的。
⑵、事象

⒈才能。这是正面,才能,就是生身有力,就是从这个角度。
⒉设计。图纸的设计,就是得助多啦。
⒊代表独创,学术研究。这是从事上论。
命理名家于大有老师提醒您,推算命理是很严肃认真的事情,不要轻 信一些网络软件的命理批断,欲了解更多全面命理知识,可以百度于大有。这瘦弱,挑食都是不情愿生而出现这种象。正印呢?因为它是异性相生,情愿生,愿意做奉献。偏印是不情愿。
⑶、物象

⒈偏业。正业是正生你的,偏业是旁生你的,所以说,代表偏业。
⒉医药。医药是从补身这方面讲的。
⒊房子。代表房子,是生你的,保护你的嘛。
⒋不喜欢的食物。也是偏印,因为偏印它生你是不情愿的,反过来讲你不愿吃的
⑷、心性

⒈领悟力。你身偏弱,你要不断吸取营养,要学习,久而久之就有了领悟力,产生了领悟力。
⒉机智。这个机智就是化杀这个能力。
3.自我。就是生得多了,生出来一种自我。就是别人都是生我的,而我不是生别人的。
4不善经营。为什么了?因为老去生别人。你像现在在社会上做生意,那得是吝啬一点,你做生意不吝啬,卖菜你秤老是高高的,他就挣你低秤的钱,你老高高的,那就是好心,这种心性透露出来了就不善经营。
4主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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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喜欢往偏业发展 (如宗教,玄术,灵学,特殊技艺等),也容易获得成就。
⒉常有是非现象,且口说难辩。
⒊常有自己不想承担或做的事,有受逼的现象,且不得不做,身不由己。
心性

精明干练,反应机敏,多才多艺,但易流于孤独,戊土心性为偏印:有包容力,富有耐心,沉着坚定,为人比较诚实憨直,守信用;不喜欢管人闲事,也不喜欢被人家管,但对物质有点淡漠,象征偏印。偏印心性体现的性格:身弱在没有正印和比劫情况下,喜见偏印扶助。一般来说这种人,为人比较精明干练,聪明冷俊 多才多艺。
性格

偏印之人内向而深情。人择善而固执,一旦心生厌恶则很难改变。比较干练务实,行事刻苦耐劳,应机能力强,擅研究,比较面对现实。偏印之人思考敏捷,精明,干练,不善言词,主意与方法多,反应快,多具备一技之长,不满现状但又不愿意表达意见。多才多艺,宜从事较冷门的行业,反而容易有成就。偏印的才能较偏重于计划性,及独创性或设计方面。正印生性恬适淡泊,凡带偏印之格局者,其学艺偏精,纵然其学识不丰,也能凭其智能、领悟力特强,所学之事必能事半功倍。命带偏印的人,对事务之敏感度颇高,故从事调查、侦讯、情报等工作较擅长,因其机智特强、临机应变令人钦佩。偏印格的人具有独创性的优秀才华,与别人相处常常会格格不入,但如能反省这些缺点,发挥上天所赋予特殊、奔放的才能,也有可能在人生旅途中成大功、立大业。
流年

流年为印枭,体现为多半与母亲、老师、长辈、学习有关,化杀生身则为官位、职权有关;枭印为喜用,主提升、工作变好、文上有喜;为忌时主疾病、破财、工作不顺、心情压抑。
大运

吉时:引化命中官煞、生活较安定、没有压力、且有空进修、学习、贵人多助、长辈关怀、近宗教。凶时:较无运动机会、气色差、抵抗力弱、思考迟钝、上当损财。年时月令有偏印,吉凶未明,大运岁君逢寿星,灾殃立至。(此言柱中偏印当令,若岁运逢食神,被偏印回克,主有灾劫。)月逢印绶喜官星,运入官乡福必清,死绝运临身不利,后行财运百无成。(此言印绶为用神,最喜原局有官星生印,主清贵,行官运大吉。忌见印绶死绝之运,也忌见财运坏印。)
意象

偏印是阴生阴,阳生阳即同性相生的关系。代表、超俗、隐秘、直觉、冷门、寂寞、宗教。有多种称谓,有制为偏印,无制为倒食,见食为枭神、“退神”、“吞陷煞”。
偏印的概念:文学、艺术、演艺、教师、机智、机变、灵感、科研、发明、创造、偏执、失盗、宗教、具服务性、领悟力强、创造力强、见解独特、言语偏颇、非正统的偏业(五术玄学、医生、艺术、律师、宗教、自由业、服务业)。
偏印的六亲:代表女命之母亲,男命之祖父,或侵族长辈,或意外的帮助力量。
偏印的事物:能助长我的食物但我并不喜欢这食物(如药,含有高量养分,但不适合于肉身的食物)、房屋。
偏印的人体:代表头发,皮肤,肢体;
木为偏印——有文艺创作才华,感觉纤细,较神经质;木太旺则火塞。
火为偏印——积极,做事能捷足先登。土被火烤,太过则硬板。
土为偏印——喜竞争。积极 金被土生,土太过则金的光辉被埋没。
金为偏印——追求物质,锲而不舍,事业心重,不眠不休。
水为偏印——工作变换不定。有巧智、奇思。木受水生,水太过则木漂流。
甲——壬:甲木无根,遇壬水而漂流。
乙——癸:根芥之资,难成大林。
丙——甲:太阳光被林木遮掩。
丁——乙:灯火被风吹熄灭。
戊——丙:不孕症。
己——丁:受伤而发炎。
庚——戊:宝剑尘封,怀才不遇。
辛——己:美玉蒙尘,怀才不遇。
壬——庚:聪明反被聪明误。
癸——辛:能得权利,主高贵。
5命理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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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精神含义

精神含义就是这种思想,非精神含义是由这种思想付诸实践才出现的。你比如说柱中多偏印无功者,子女缘薄,这个当然指的是女命。这个女命拿来四柱一看,时柱是那枭神很旺,比如说是丙午吧,丙午是印的话,那金就是伤食,因为时柱是子女宫,那是你儿女住的地方,但现在住进去的却是这个老妈子,你比如说不疼爱孩子的妈妈或继母,凡是这样女命,就说她不利子女。有几个方面,这个不利子女不一定是死,这个你不要这么想啊,一个是子女不成才。再就是它得是忌神,它要是喜用神的话,多半是偏弱,偏弱克的力量就不大,逢到岁运把它扶起的时候,它也是稍稍偏点旺,克力不大。但它本身要是忌神的话,在命局里就是旺,当然也有忌神不旺的时候。比如说印是忌神,官可能不旺,正好生印,那也是忌神,我指的是正常情况下,它忌神偏旺的时候,如果要逢到岁运的时候,这就不利于子女了,子女身体不好,或者是精神各方面,再就是有残疾,不好 养。咱们通常说子女不好养就指的不成才,老惹祸。如果在二十岁以后,它本身就是忌神,然后走的是忌神运,这就不利于子女了。作为女的来说,有流产的情况,保不住胎,部属于这个情况。或者小孩成熟的晚,还有这个残疾或者是很淘气,学习也学不进去。咱们说的不好养就是这些方面,再就是体弱多病。这是说这个多印无劫,特别是在子女宫不利于子女。命有偏印又官杀混杂,为多成多败之命。这是什么道理呢?就说印旺化杀是多成,官杀制身又多败。就是说偏印化杀生身是多成命,又官杀混杂克身,是多败命。
官 印 日 杀

这是印,这是日主,这是杀,官杀混杂,就是这样情况,或者它们调换位置(指印官),印生身是成,印生身是身偏弱,身偏弱是成,它生你了是化杀生身,这是有贵气给你化过来。可是呢,你这样是成了,但这样克你呢?逢到流年是官杀,那就克你身,那就容易败。所以说,说这个是多成多败之命,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咱们经常遇到有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发财了,隔不了几天完了,他又一贫如洗了。社会上经常有这样人,很多命运跟这个类似。就说这个印是帮你身,你是易成;杀制你身,你不容易成,多成多败之命。
偏印坐比肩,一生劳苦。为什么呢?因为比肩就把印化掉了,印不生你了,那日主就没有人帮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不就辛苦了吗?没有人帮你了,你就得自己去做了,你不就辛苦吗?印坐比肩,比如说你是丙日干,这个甲木印坐午,甲午,木生火,这个午火就盗泄印(甲午日丙)。这个是指身弱的时候,你要身旺,因为身旺的时候印是忌神,不需要再生。比如日柱丙子的话,日主坐个截脚,就得靠上面木生,上面木偏偏中问又隔了几个柱,很远,在年上。
年 日
甲 丙
午 辰 子
丙日主主要靠这个生(甲木,但因为它隔了一个柱,力量就相对要小,这个时候它的印(年干甲)就被午给盗了。这边月支比如说是个辰土,它盗来了之后,又转到它这个位置上来了(辰),这种情况,就叫劫财化印。木是帮你的,却给人化走了,化走了就没有人帮你了——辛苦,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从这里导致出来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偏印坐比肩一生多辛苦,多劳碌。现在我说这个你们将来还要实验一下,我一条一条给你们说这个原由,都得演算到命局里头,你就会用了。招法告诉你们了,真正的演算那真是靠你们自己来演算。
干支皆

如再逢岁运生助日干,家里易丢东西,失业。这是什么道理呢?对,夺食.特别是在月柱上。月柱是门户,要是夺食,是不是跟丢东西一个样?但得是身旺,因为身旺,你不需要印,印就是忌神,忌神你才能看成是小偷,要是用神就不是小偷了。它不是小偷,你也谈不上丢东西了啦。它是忌神,如果在门户那里,夺了你的食,好比是偷东西一样。
年柱见

这个主要是指年柱干支都是偏印的,有破祖业、损家名之嫌。但得枭是忌神,仅仅是忌神.要枭是用神就不存在。年柱枭神是忌神,都知道财多坏印,实际印要多呢?也损财,看是用哪个方面,它是用夺食这方面,它是忌神夺你食了。印是忌种,就是身旺了,伤食是流通,管泄的,现在它把你食夺了,就像夺你饭碗一样。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就说印旺也损财,就是这个道理。宫位和十神这个用法,我想对你们很有用,很有用的,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就可以根据这个随时随地从四柱里头判断出很多事情。因为一般情况下,本身这个柱是一个五行旺的这样的命很多很多,比如说遇到这个庚申,庚申年或者庚申月,现在是庚申月的话,那就要克父,或者是有分家倾向,这个比劫抢嘛,因为你这是父母宫,有抢的意思。如果你要是这个财呢2它又克印。经常有这种情况,会用这之后,可以演绎出很多的需要预测出来的吉凶。
6在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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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女不利。时柱好比是你子女住的房子,现在那里头有一个吃你孩子的,偏印也是继母,母老虎嘛,也可以引伸成这个,那里头就有一个母老虎在这里,就不利于子女。日


这里头是一个寅,这个亥是财,财生官,如果身弱官是忌神的话,这个甲木,在地支也可以说是一个寅木,好比是虎,那就说呢抱虎而卧。那你想如果要是在这钟情况下,婚姻能幸福吗?因为在她夫妻的这个房里头,她的男人就像老虎一样,因为它是忌神。等到有一天忌神发怒时,逢到岁运它就旺了,它就什么了嘛。而这个壬水是生忌神的,壬水生官杀,它是财,你身弱就扛不了。使用宫位跟十神这种关系,是大家学习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因为大家原来都没有看到这方面,古书上也不论这个。女命还有这么一条,偏印多有流产和产厄之象。因为它夺食,但是有一条,它得是忌神。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是忌神,不是忌神它夺不了,不是忌神它没有力里。
中和

讲一个物理道理,物理道理就是说,中和就是比较中心的这么一个,中和这边就是中和一偏旺一太旺一旺极;这边就是弱极一太弱-偏弱-中和。是这样,以这个为分水线(中和),偏旺以上它就要克,因为它密度高,它就要向其它扩展膨胀。比如说中和的时候气就是适宜,旺衰强弱是正好,它要旺了就开始胀,这个胀在四柱上就代表生和克、冲和刑这个关系。那么它要弱的时候,它就不会有这种作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自保都很难。
比如说你身旺,但是这个官杀也已经超过了中和程度,那就是说这个官杀有用。我现在跟你讲这个道理,不亚于流年对命局那种招法啦,还有刚才我讲那个宫位跟十神,这不亚于这个啊,大家要细心领会。如果在命局中是这种情况的时候,(指中和到弱极)它没有用,这就涉及到生克权了。那么什么时候有用?要岁运扶起的时候,岁运扶起才有用。
弱极

比如弱极,弱极这个含义就是没有根,有点根也是伤根,这才能构成弱极这个概念,像这种情况,难以扶起,所以有时为什么说实在弱极还不如克掉。但是你必得是成势的命局,不成势的你克不克它都没用,它挡碍,不如克掉,那么这种情况扶不起(指弱极),扶不起它就没有生克权。一般能扶起的主要是这个偏弱,扶得起来。比如命局当中官杀偏旺,日主偏弱,这个时候逢岁运就很容易扶起来了,怎么扶起来呢?有几种扶起方法,官杀偏旺而不是太旺搞清楚啦,这是批命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偏旺,那么逢到印化杀生身,这个偏旺是不是中和了,它这个偏弱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中和了,这个贵气就来了,好事就来了。还有一种方法,当然我说的印化杀生身是最好的办法,就说在身偏弱、官旺的这个格局当中。还有就说你加大日主的力量,它旺了,跟它(官杀)照个平局也有好处,因为什么?因为你加大的是偏弱的这个。如果不是这样,比如现在日主是偏旺,官杀是太旺,那你说日主偏旺时是不是有生克权?它有生克权,你官杀太旺,不管在岁运上给它两个那一个加劲,它都有发挥它生克的职能,听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所以说,这是衡量你这个喜忌和吉凶的一个最关键最关键地方。那可不是说,一看身比官偏点弱,然后就一看身——本来身是偏点旺,你官杀太旺,这一看,好,取这个用神或者是取印,取印化它(官杀),它变成偏旺了,可是它(身)不是变成太旺了吗?这诀窍不是在这里吗?表面上看这个(日干)比它(官杀)弱一点,说好,这官杀旺是日主偏弱,但不是这头的偏弱(指中和下的偏弱),是它两个相比的偏弱,这种情况是一般初学者爱犯的毛病,搞不清楚。然后把它化了(太旺的官)它就变成偏旺,你这头再一生(生身)变成太旺了,这哪里是用神到位?这是去了一个忌神又来了一个忌种,这不是好事而是凶,因为什么呢?你按照它两个来平衡,说你加大它的力量,它变成偏旺.它是能敌官杀了,但它加大了力量,它不是要劫财吗?对不对?整个局势这个方向没有把握住吗?这种偏旺是一种什么程度?中和是一种什么状态?很多人在这上面打不开转转,一看官杀旺了,这个身偏弱,但实际按照总体来说它不弱,它不弱的时候,偏旺,它就有生克权。它真正偏弱的时候,你补上的时候,补到中和那就适宜。大家要真正理解《滴天髓》和《子乎真诠》谈的适宜是一种什么状态,怎样才能正好,才能产生吉兆,产生吉祥。人们需要的就是这种适宜,凡是不适宜的偏弱或者是不适宜的偏旺,这对日主都是什么好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更明确的认识到这个生克权问题。你弱的时候就没有生克权,因为它需要补。它想侵犯别人侵犯不了,就说它那个密度那个质量还不够。你像这个打枪,你弱,那可能你不是没有子弹了,就是身体不行,反正你这抢打不出去,因为你弱啦,对不对?可是你旺的时候呢,可能打得不准,打得准和不准,这一枪也放出去了,它也有侵害,因为它旺,它才可以去打,具备这个条件了。这是从这个旺衰强弱上讲,我一再强调这个原理,这是至关重要的,在古往今来的书上,包括《滴天髓》也谈了中和和旺衰,但它没有说明我这个,我可以这样说它没有,你也不会用。我说心里话,因为你没有这种相对的和它本身能不能生克这个道理的结合。你们记住一条:五行只有偏旺以上的时候,它才可以存生克权。为什么流年它本身就是带生克的,因为流年是公认的,它就是旺,而大运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大运是你命里的运,是你自己单独这么个小天地。为什么要叫大家扭转这个观念,千万把命运跟流年分开,而不是古书上那个命对岁运。因为你们一开始学的时候——我开始学也是这样,接触的都是命对岁运,而不是命运对岁,完全是两个概念。
偏弱

那么这种偏弱,我刚才说了,逢岁运扶起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达到中和或者是偏旺,是吧?但是,你扶起的时候,可能这个偏弱就超越中和,就变成了偏旺,偏旺的时候它就有生克权,那它原来是用神,它要生或者要克的,它不就起作用了,它还达不到祸害人的程度,那就是好事。你们细想一想,就达到那个了,一个是财,财偏弱,你想想它到中和偏旺时,它才放出光彩。因为它偏弱的时候,因为它放射不了,也就不能产生生和克。在四柱上表述的是生和克,真正用时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才能理解,就说财弱的时候,它放射不出去,逢到岁运补时,偏旺的时候才能放射出去,这时候财才来。日主能担的时候,财才得来。命局中财弱,财弱本身就设法往外放光,达不到那个程度,那光也是一种能量,它达不到,它自己还拱不起来,就根本谈不到往出放。在命局中偏弱,岁运要永远不补的话,怎么能得到财?得不到财。岁运补上一个是包括它本身,比如说它是金,逢到金岁运,还有一个是土,土也是给你往里输气,它要达到偏旺的程度,它也开始往外放,在它放的时候,日柱能擒过来,能收过来。日主要是补到偏旺的时候,或者中和时候,也可以放光,不是有能力接受了吗?这不是财就来了吗?但这财本身旺,你身弱,你达不到接受它的旺度,如果平常维持还可以,因为生来就是这样,那么如果要是逢到忌神,再加大财那种光,那种光不是对你有害的吗?因为你本身就承受不了,它再加大那就变成灾了。关键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这个链条,这是整个链条(指弱极—太弱—偏弱一中和一偏旺一太旺一旺极),你明白这个链条的道理、原理,拿命局细细去掂量,去领悟,才真正会用。
7三命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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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食即偏印之谓,一名吞啖煞,食神最忌见之。如甲生丙火为食,火能生土,为甲之财,财旺生金,为甲之官,食神生旺,财官备矣。今甲见壬为倒食者,壬旺则克了丙火,丙被克去,不能生土,甲无财矣;壬合起丁,伤甲之辛,甲无官矣;壬克去丙,庚煞得安,来伤甲木,甲生灾矣。所谓用食忌见者,此也。如甲日见壬辰、壬戌,辰戌中带有土制丁合;乙日见癸未、癸丑,丑未中有己制癸;丙日见甲申,丁日见乙巳、乙酉,戊日见丙子、丙申、丙辰,己日见丁亥,庚日见戊寅、戊辰,辛日见己卯、己亥,壬日见庚午、庚戌,癸日见辛巳。此等偏印不能为食害,有克制故也。柱中有化制,财官俱生,可取为福助身,阳日逢之能暗合伤官生财,阴日逢之能暗合财星,柱中无食,只以偏印论。又曰:

《三命通会》
赋云:倒食者,名为偏印,号曰枭神,值身旺而财丰福厚,遇身弱逢财星则高贵,多福多寿。《万祺赋》云:枭神见官煞,多成多败,偏印遇财曜,反辱为荣,有伤官而平生丰润。古诗云:印星偏者是枭神,柱内最喜见财星。如丙戌、丙申、甲戌、壬申,甲见丙食,又见壬倒食,甲生申月受煞制无气,二丙窃气,壬水制丙,煞得施行,故无名利。又如壬申、壬子、甲戌、丙寅,会印归禄,水精火神之妙,木火通明之象。又,己未、壬申、甲子、丙寅,以煞化印,归禄得秀,木火通明,水木清奇。二命俱大贵。前忌倒食,逢制合反贵,切不可一见倒食,便以凶论。
夫命岂易言哉[1] 。其旨深。其义奥。其理直。上通夫干元无极之微。是以圣人惟恐人之钩玄索隐而罕言之。命岂易言哉。然夫子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何居。盖富贵利达命也。一若世之可欣可羡者。竟可侥幸而得。孰肯居易以俟之。
世之可惊可愕者

皆可规避而免。孰肯顺受其正耶。不几宇宙之大。林总之繁。相率为行险者流。而纲常名教日用掌然之道。不且绝灭于今古哉。吾知命虽圣人所罕言。而为君子者。又不可不知也。予幼随先君子宦游两浙。与二三博洽士。剖晰玄微。略知毛发。后予守郡齐安。闻津门有三命通会一书最善。时宫保田公巡视长芦。遂寓书购之不可得。今予来司转运。旁搜偏访。知雕板尚藏沧洲李氏家。顾已残失百十篇。惜哉。古钱掘得。轮廓槎牙。断碣扪来。觚棱缺献齿。今昔同嗟。
良有以夫
遂求其遗帙校正。付剞劂补全之。而为之便叙曰。古来之为子臣弟友者。往往有事君而天泽之义不讲。事亲而明发之怀不生。以及昆弟朋友之间。彼责此尤尔虞我诈。求如棠棣之章。伐木之什者甚难。亦独何欤。今而知总由于不知命之故。盖天之随人赋予。原自有限量。而不容非分要求。满腔怨怼者。
今观是书所载

悉以日时为主。附丽年月。孰者富贵利达造其极。援往征来,了如指掌。其于阴阳递嬗五行生克之道。言之详而且密。苟世之学士大夫。深求而默体之。虽不能直穷夫干元无极之微。而事之可欣可羡可惊可愕者。一存乎吾命之固然。俱无庸丝毫趋避于其际。吾知节性防淫惩忿窒欲之中自实践。
夫日用纲常之道
居易以俟。顺受其正。以渐臻君子之域不难矣。又何必以旨深义奥而讳言命哉。予言未竟。有户外之士揖而进曰。如子所言。是“三命通会”一书。不仅为术士衣钵。直可以正人心而维风俗欤。予笑而不言。遂举其说。以弁诸简端。并以告世之观是书者。
如【甲戌,丙寅,甲戌,壬申】:此命甲戌日,甲见丙食神,生于正月,甲木旺,身与食神俱旺,本是贵命;不合时上壬申,壬水伤其丙火,申金冲其寅木;又申中有庚七杀,所以利名无成。行己巳运金生之地,见庚子年;庚金为七杀,又见子水,死于非命。
8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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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旺逢印乡,作事无主张。东成西不就,总是不安康。
若是身弱逢印多,百般道路百般强。仕人必定挂皇榜,四海九洲把名扬。
偏印过盛少男儿,岁运重遇大失利。财星制压方显吉,比劫脱泄也为宜。
印绶偏者是枭神,柱内最喜见财星。身旺遇此方有福,身弱枭旺显高贵。
9简单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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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干为主,见生助日干者为印,阳见阳或阴见阴为偏印,即甲见壬、乙见癸、丙见甲、丁见乙、戊见丙、己见丁、庚见戊、辛见己、壬见庚、癸见辛。
参考资料
1. 三命通会叙 .百度百科 [引用日期2013-0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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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比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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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肩编辑[bǐ jiān]
比肩是古代汉族八字星命术中用神之一。意思是日干与其他相关的干支五行相同。即所谓“同我”。
比肩为助我且斥我,刚健但不鲁莽,富于处世能力,富操作性,但行动较慢;遇事不惧,但不凶猛;不可侵犯,但也不随意侵犯。主动、自主、意志坚强、自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容易刚愎自用,不肯接纳别人的意见,成为一个一意孤行,我行我素的个性。比劫旺之人特点:非常乐观。大男人主义。人缘好。
中文名比肩
作 用预测命运
地 区中国
目录
1释义
2记载
▪ 1.并肩
▪ 2.并列,居同等地位
▪ 3.指地位同等之人
▪ 4.一个连接一个。形容众多
▪ 5.即披肩
3十神之建禄(比肩)总论
4《渊海子平》论比肩
5比肩涵义
6比肩通讲
▪ 比肩的人象
▪ 比肩的事象
▪ 比肩的物象
▪ 比肩的心性
▪ 比肩的象征
▪ 比肩的心性
▪ 比肩的作用
▪ 比肩的喜用
▪ 比肩的忌用
▪ 比肩临运
▪ 比肩流年
▪ 比肩意象
1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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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ǐjiān
比肩
1.并肩。
2.并列,居同等地位。
3.指地位同等之人。
4.一个连接一个。形容众多。
5.即披肩。
2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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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并肩

《淮南子·说山训》:“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户。” 唐白居易《长相思》诗:“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 清 吴蔚光 《西江月》词:“对面绣棚坐处,比肩钿槛行时。” 清 沈复 《浮生六记·闺房记乐》:“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
2.并列,居同等地位

《后汉书·刘瑜传》:“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省事》:“此乃侥幸之徒,不足与比肩也。” 元 辛文房 《唐才子传·沈佺期》:“语曰:‘苏李居前,沈宋 比肩。’” 清戴名世《自序》:“盖余之志,欲入山穷居,专精思虑,以务比肩于古人。” 陈毅 《游桂林》诗:“西哈努克亲王为我言,曾游世界诸名胜,无一可与 桂林 相比肩。”
3.指地位同等之人

《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建隆元年》:“朝廷大臣,皆我之比肩也。” 明罗贯中《风云会》第二折:“公卿大臣,皆我比肩,汝等勿得凌暴及动扰黎民。”
4.一个连接一个。形容众多

《荀子·非相》:“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竝起。” 汉王充《论衡·效力》:“ 殷 周 之世,乱迹相属,亡祸比肩,岂其心不欲治乎?”《北齐书·恩幸传序》:“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 南朝 梁 刘勰 《文心雕龙·正纬》:“至于 光武 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 宋司马光《辞知制诰第九状》:“若以为非臣不可为,则方今辞臣满朝,英俊比肩,举而用之,无不称职。”
5.即披肩

《元史·舆服志一》:“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原注:“俗称襻子答忽。”
3十神之建禄(比肩)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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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论命, 以干支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刑冲合害见王黛林(出生时间与命运)为基础,从日柱的日干与其他各干支的关系而定出:比肩、劫财、伤官、食神、正财、偏财、正官、七杀、正印、偏印十个专有名词,称为“十神”,每一个“神”都同时代表着多层涵义, 而且还会受到其他各神的影响而改变其原来的性质。
建禄格属于月支对于日主五行来说处于临官的位置,比如甲日主生于寅月,乙日主生于卯月。
甲木日主以金作为官,金在寅地处于绝地或气薄的胎地;以土作为财,土在寅地处于病地;这就说明了身旺太过而财、官都不能成就的道理。因此四柱中如果没有财、官可取,再遇到劫财争夺,就是“马既不扶,禄又不养”的情况,多主贫贱。这类格局最好是时柱上带偏官、偏财或食神,再看年上透露的情况进行取用,不宜见正财、正官,容易激起争夺而不吉。
月令建禄的格局,很难会有祖业继承,平生见财不聚,病少寿长。如果行运再见比肩,克妻(正财)妨父(偏财)损子(食神),或者招惹官非、破财。如果八字中本来就有财、官,就可以考虑引入财、官旺地:当官星有助,运临官星有气的地方,也能贵;财星有助,运临财旺的地方,也能富;财官都旺,就是富贵命。
如果时柱遇到财库,大运走到财乡,就是晚年大富。如果年柱上财官有助,能够享祖荫。如果四柱中本来没有财、官,即使运行财、官的地方,也只是虚花而已。如果命局中没有财、官,岁运上又走比肩运,一生贫困运蹇不得志。所谓“根在苗先,实在花后”。是说先有根然后长苗,先有花然后结果。如果命主年干上没有财、官,虽然大运遇到财、官吉运,发福也不大。
建禄(比肩)口诀如下:
月令建禄,多无祖屋,一见财官,自然成福。
建禄生提月,财官喜透天,不宜身再旺,惟喜茂财元。
建禄、坐禄或居禄,独遇财官印绶,富贵长年。
所谓阳刃、比肩、劫财、建禄,名称虽然不同,但作用却大致相同,在地支上的叫阳刃、叫建禄,在天干上的叫比肩、叫劫财,它们的取用、喜忌大致相同,所以不再细说。
4《渊海子平》论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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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肩者,兄弟也。
且如,甲见甲为兄,乙为弟妹;寅卯亦然。
见庚则克兄,见辛则伤弟。
甲木旺相,兄姊争财;甲乙寅卯既多,则兄弟姊妹夺财不和,争斗是非。
见己合甲,兄姊不正。
见庚,弟妹不正。
如见杀多,乙木得局,是杀合会乙木而伤甲;此兄不若弟之福,借弟之力而加恃。
甲木寅月,乙木受制,主兄旺弟衰。
其馀和顺不睦,但以八字休旺死绝推之,无不应验矣!
5比肩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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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亲方面, 代表朋友, 兄弟, 同辈, 女命之姐妹.
比肩的象征有: 一. 有助益之家, 明显而容易显现. 二. 有个性刚强的征兆,明显而不暗昧. 三. 有分夺之机, 不能独占. 四. 有争斗之相, 欲制对方.日主强, 印比过重, 而食伤太轻, 其智慧才华局促在大脑里, 无法顺利发挥出来, 因而沉默寡言, 本位心很强, 自私心较重, 很难和别人妥协. 又因食伤弱而无法生财, 当然一生劳碌奔波. 如运用其刚毅不屈的个性, 以及独立自主的决心, 很可能创出一番事业来.
比肩多, 又有印星, 多半目中无人, 很难接受别人的帮助, 所以常会被人认为是一个”任性的人”或”自私的人”, 个性很强, 自私心较重, 很难和别人妥协.又因食伤弱而无法生财, 当然一生劳碌奔波. 如八字中有官杀, 这些不好的因素会有所减轻.身旺日支座比肩, 天干再透劫财, 则主哀怨夫妻, 妻子若非身体孱弱, 时有病痛, 就是本人任性不羁, 私生活不检点, 凡事刚愎自用, 情感不专, 夫妻间时起勃溪, 很难白头偕老.身旺比肩多,四柱无官杀, 则整天游手好闲丝毫没有责任和管制, 则精力过剩必然滋生出事端来, 易伤妻财.比肩临旺地, 兄弟姊妹多, 好强好盛, 在上级面前不讨巧, 官遭排挤, 不利婚, 不利父.比肩临衰地, 不利兄弟.
年柱比肩, 上有兄姊或养子, 有独立分家倾向, 早年较贫苦.月柱比肩, 上有兄姊或养子, 有独立倾向, 具掌财理财之特性.日支比肩, 克配偶, 婚姻易变, 多晚婚, 如日支比肩逢冲, 配偶不利远行.时柱比肩, 少子息.
比肩是与日主五行相同而阴阳也相同的五行,比肩的寓义为“帮助我且与我互相排斥”,比肩帮助日主与劫财不同,它是不情愿地相帮,如果帮你,必有所图。命局中日主弱,比肩帮身,就是互相利用的相帮。我们由此含义及与劫财含义要比拟,可类举比肩所属的寓义:刚健但不鲁莽,富于处事能力但不急切,富操作性但行动较慢,遇事不惧但不凶猛,不可侵犯的但也不随意侵犯,主动,自主。
1、比肩所代表的人:朋友、兄弟姐妹、同事、同行、同辈、股东、竞争者、合伙者等等。
2、比肩所代表的事:刚健、果断、自我心强,冷静、我行我素、固执、态度傲慢,富有持久性。
3、比肩代表是非争端、克父、克妻、破财、自我、好面子、劳苦等。
4、比肩所代表的物:健身器材、运动器材、机械、骨骼、肌肉、拐扙、轮椅、扶手等。
5、比肩所代表的物大致与劫财相同,只不过劫财比比肩更具有激烈性、侵犯性,而比肩则比劫财更不具伤害性不侵犯性,如赛跑场、竞技场、乒乓球场等。
6比肩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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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肩和日主是相同,但是同性是排斥,凡是排斥的,就是它不情愿。比如偏印,它生你,但不情愿。就像日常生活中他帮你了,他还叫你很生气。这个呢,也不是日主所喜。你看有的时候,我给你提点建议,你本来认为他的建议不太妥当,他就苦苦劝你,就是说我为你好啦,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本身对这种生它接受不了。这个比肩,帮你就不情愿。
比肩的人象

兄弟,朋友,同事。这个同事,指的是较不亲密者,从这个角度上讲,同行,股东,竞争者,合伙者,同辈这都是比肩劫财。在实际批命当中,比如说遇到比肩劫财旺一点,透出来了一个比肩劫财,或者是两个,它又旺,像这样的人就不适合跟别人合伙做生意。你本来透出两个比肩劫财,你再跟别人合伙就等于透出三个了,一般情况下这样非得要破财不可。当你身弱的时候就适合跟别人合伙,因为他可以帮你,你自己担不起来,特别是身弱遇到忌神运,你还想做生意,那你就要跟别人合伙,替你担。但你身旺,有比劫透出来了,你又走到身旺运,你跟别人合伙那指定破财,自己做还可以,自己做要减轻很大损失。
比肩的事象

1、是非。因为比肩就是争端,克父,破财,分家,这都是比肩代表;
2、独立。为什么代表独立呢?因为在一起就争,就只好独立。日久天长,比如说他吃了两次亏了,心想算了,我别跟别人合伙了,一合伙就赔钱,自己干吧,这就导出独立;
3、不合。这都是争引起的;
4、劳苦。求财辛苦。比肩劫财旺的时候,求财辛苦,因为财少,你抢,他也抢,就好像街里那个三轮车一样,说这个大客车一来就开始去抢客,抢客说白了,就是抢财,抢钱,就是这个道理;
5、分离。分离与分家是同意思,但是分家是指在家庭,分离是指你在事业单位上这种分离之象;
6、不合群,因为你这个人老是咬尖,老去争,日久天长就没人理会你了,命局上比劫旺的人就有点不合群。身弱的人就不是了,身弱他总是想寻求帮助,所以说人缘上就是说很能相处。他总是想,他的环境处在他自己就是需要别人帮,所以说他平常很注意这些事。身旺,不要别人帮,就有排斥。羊刃多灾。羊刃也是一个神煞,但实际羊刃就是一个劫财,羊刃=劫财。比肩叫禄,月上叫专禄,年上叫年禄,时上叫归禄,那么这个羊刃,它是劫财。这个比肩劫财一齐讲,因为它们差不多,它就有个互相转化问题。羊刃就怕伏吟,羊刃要是处中和这种状态,或者稍稍偏点弱,那伏吟有时候就要出毛病,它有时候稍稍偏点弱,遇伏吟了,你这个事业上受影响不大,有时候身体方面,打架啦,口舌啦,就要伴随而来,这伏吟也很厉害的,形象比喻说这羊刃就好像牛角刀啦,那么伏吟了就等于两把刀,就会有伤灾,伤病灾。
比肩的物象

1、健身器,体育器材。因为你锻炼身体,可以增加你的体质,从这个角度。实际这个是一种化解方法。
2、骨骼,肌肉。在命局当中就是木和土,木在命局当中它主要是代表筋骨、四肢,卯木代表四肢,寅木也是,这个是从木的角度。这个土就代表皮肉,这是从全局上看。为什么我一再给你们讲从各种不同角度上看,并不是说这个书讲代表这个,那个书讲代表那个,这个老师讲又代表那个,那是从各个不同角度上看。比如说木和土这两个,如果命局当中有金木相战的时候,那四肢和这个骨骼就容易受伤了。在命局当中这个金和木都是忌神,都偏旺了,像这样的命局一般都有伤。你们自己可以拿你们自己命局体会,如果要是这个土和木相战了,这皮肉受损,土是表层嘛。比肩又代表骨骼肌肉,为什么啦?这个比肩是手脚,手脚从你身体讲就是胳膊,腿,是骨架,所以说,代表骨骼,代表肌肉。有这些象,代表骨骼,如果日主和比肩受克时,就容易出现这方面的毛病,这是从比肩角度上看。我这个说的是从全局五行上讲,这角度不一样。
比肩的心性

1、刚健。这是正面之象,正面象是刚健,自我心强,果断,冷静,为什么刚键呢?那就是身旺,能夺啦。
2、自我心强。能取财,能抗官杀,这就是自我心强,以日主为轴嘛。
3、果断。比肩也是日主,就是从我行我素这个角度上。果断的负面就是专横霸道。
4、持久性,为什么?因为不持久这个财就得不来 。
比肩的象征

1、有助益之机,明显而容易显现;
2、有个性刚强的征兆,明显而不暗昧;
3、有分夺之机,不能独占;
4、有争斗之相,欲制对方。
比肩的心性

稳健刚毅,勇敢冒险,积极进取,但易流于孤僻,缺乏合群,反为孤立寡合。庚金代表比肩心性:刚直不屈,主张正义,刚毅果断,为人公正,强健而不鲁莽,刚硬但不凶猛,不侵犯别人,是静态被动的角色,象征比肩。
1、比肩为日主喜用时的心性体现:外表平凡,却外虚内实,是用心努力之人,比较善于选择,敦厚忠实,意志坚定,不易改变立场,与朋友交往实情实意。一般而言比肩象征意志坚强,自我主观意识很强,能分辨是非、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因此耐心很强,常能在逆境中心遂所愿。
2、比肩为日主忌神时的心性体现:大多乖僻寡合,独断独行,行事多以自我为中心,坚持己见,不容易妥协,所以有时很难与人相处,朋友虽然不少,但知心朋友不多。为人不圆通,对待部署或亲人也较严厉刻薄,不通人情,喜自我封闭,闭门造车。
比肩的作用

比附到社会人事关系上来,它表示兄弟、姐妹、同事、同学、战友、同伙、合伙人、同辈等。比肩为喜用神或建禄格(比肩不论格局),其性稳健、刚毅、豪迈义气、自我主观、自尊心强、施展威权。比肩过多则平生劳累,倔强固执,好争论,遭诽谤,同辈相处难容洽,易得罪领导,但对下属晚辈却又宠爱。比肩是克制财星的,比肩多则六亲缘薄,克父克妻,男女都迟婚。此十神重要的特点是自尊心强,固执,自我,因为自我,有时候别人看起来比较自私,做事死板、刻板,不懂得创意和变化,自我主张,意志坚强,敢说敢干,也就是说比肩旺的人性格比较刚强。
比肩代表竞争,所以比肩旺而贴近的人喜好竞争。我本人就带有比肩心性,我从小就喜欢和男同学竞争,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都有这个心性。比肩旺为用又贴近而多的人身边朋友多,走到哪里都喜欢交朋友,也喜欢利用朋友,但是懂得关心朋友,也能得到兄弟姐妹朋友的帮助,但是比肩因为和日主是同性相帮,所以不是尽情相帮,都带有一定性质的目的和欲望,想图个什么。比肩为忌神旺的人身边竞争对手多,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在工作就业上或者是在生意上都会遇到很多的竞争对手,因为八字的环境就是日主的环境,所以他就会遇到这些人,还有一点就是为朋友花钱呀耗财,也就是说这种破财很有可能是因朋友而引起的。比肩为忌神的人不适合与兄弟姐妹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别人一起合伙做生意,一定会破财,因为这样就会加大比肩克财的力度,自然破得就多些。
比肩的喜用

比肩为喜用, 外表平凡却外虚内实, 用心努力之人, 善比较选择, 改良创办,意志坚定不易改变立场,
与朋友交往重实质的情谊。一般而言比肩是象征意志坚定, 自尊心强, 分别是非, 择善固执, 坚守岗位, 忍耐心很强, 常能在逆境中完成心愿。
比肩为喜用,地支有禄,性格刚毅稳健,自我主观性强。比劫为喜,不重外表却重情谊。八字不见比劫,其人行事喜欢独来独往,凡事靠自己,事必躬亲,事业也不喜欢合伙。个性强者,事业冲劲足、交游广、但知心朋友少,互相利用。
比肩的忌用

比肩为忌神, 大多乖僻寡和, 独断独行, 行事多以自我为中心, 坚持己见,不容易妥协, 所以有时很难与人和睦相处, 很少有知心朋友,
对待部属和亲人也比较严厉刻薄, 不通人情, 喜自我封闭。
四柱中比肩太旺,显示自尊心强,要面子,为人固执,不易变通。善良,主观意识强,冥顽不化。不愿受拘束,崇尚自由。四柱中比肩太弱,则表示耳根软、没主见、易受外力左右本人之决定,个性软弱。日主强,印比过重而食伤太轻,其智能才华局促在大脑里,无法顺利发挥出来,因而沉默寡言、本位心很强、自私心较重、很难和别人妥协。如八字中有官杀,这些不好的因素会有所减轻。又因食伤弱而无法生财,当然一生劳碌奔波。如运用其刚毅不屈的个性,以及独立自主的决心,很可能创出一番事业来。
比肩临运

吉时:有人来访多、人缘好、客户增加、注意力集中。
凶时:夺取命中财星、忙而无获、人来为财、常应酬体力透支、气色凶晦。
比肩流年

流年为比劫体现为:多半与朋友兄弟有关,如果本身旺,必导致破财官司。身弱比劫为喜用,体现为升官、发财、得名得利。在天干表示外地、远方,在地支表示本地、近处;比肩象征花钱的对象是自己、劫财是他人花,自己流失。八字比劫少:流年大运走比劫的客户增加、生意多、花钱也多。八字比劫多:流年大运走比劫,生意差、客户不见、被倒债、或赌输钱。
比肩意象

比肩是阴阳五行同性比和关系,即同一五行的阳见阳,阴见阴。代表主动、独立、平等、一致、同性质、代理、意志力、刚健而不卤莽、大无畏精神。又名:劫败、逐马、败财、禄神。
比肩的概念:合作、股东、入伙、同事、手足兄弟、为人坦诚、袒护朋友、善于合作、竞争、独立性强、施展权威、独断专行、冲锋陷阵、争强好胜、抗上、护短、顽固不化、军警、开矿者、运动员、流动行业、机械运动、机电加工、水中探险。
比肩的六亲:代表朋友、兄弟、同辈、女命之姐妹
比肩的事物:代表健身器
比肩的人体:代表骨髓、肌肉、手、足
木为比肩——出人头地、酸葡萄心理、不速之客(冒出来)、温情。
火为比肩——力争上游、自焚、改变气质(火炎上,为煅,为化)。
土为比肩——独善其身、有始有终、厚道、朴实、平凡。
金为比肩——刚愎自用、勇敢而傲慢。自律、自闭、制裁、严厉。
水为比肩——谦和淡泊。甘草人物(水性润)。好学深思、冷漠。
甲——甲:纯朴、深谋远虑、社会楷模、人上人、不拘小节。
乙——乙:自恋、委曲求全、强韧的生命力。千头万绪。
丙——丙:外表华丽、浮华奢侈、得意忘形、眼高于顶。大而无当。
丁——丁:外冷内热、美丽的单身女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戊——戊:欲求过剩、强固、外文内武、老大的心态、封闭、固执。
己——己:木纳温和、平凡中的不平凡、疑心病。心有千千结。
庚——庚:隔离、快刀斩乱麻、顽固、名过其实。
辛——辛:抑制过剩、冰山下的火山、除旧布新。
壬——壬:宽宏大量、八面玲珑、一呼百应、冲动。
癸——癸:积小成大、神秘感、一花一世界、一砂一世界。
又曰:比肩自尊必特强,争强好斗在世上。独断专行持已见,出口不怕把人伤。与人相处难合做,多酿不合遭诽谤。一生离家最为好,最好报名把兵当。比肩多了财不忘,好为亲朋把财伤。寡情无义先克父,男克妻来女克郎。要遇财官方为好,能成富翁把福享。身弱喜欢比肩帮。为人豪爽意志坚,为忌兄弟要失和,白手起家自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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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Q

john king fairbank

A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
中文名费正清
外文名John King Fairbank
别 名约翰·金·费尔班克
国 籍美国
出生地南达科他州休伦(Huron, South Dakota)
出生日期1907年
逝世日期1991年
职 业历史学家、汉学家
毕业院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佛大学、牛津大学
主要成就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
中国外交史及美国的对华政策等
代表作品《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妻 子费慰梅
目录
1人物生平
2人生经历
▪ 回美任教
▪ 再次来华
▪ 报告观点
▪ 回忆录评论
▪ 《剑桥中国史》编写
3学术成果
4中国学研究
▪ 基本介绍
▪ 学术著作
▪ 重要著述
▪ 创建研究中心
▪ 对东亚的研究
5思想实践
▪ 讲求实证
▪ “冲击—回应模式”
6人物评价
▪ 学术贡献
▪ 争议
7其它相关
▪ 人物年表
▪ 三位大师
1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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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英文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1991年9月14日),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达科他州胡休伦,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父亲是位牧师的儿子,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后从学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1921年毕业后在南达科他州定居,在胡龙镇做律师,任市镇律师。[1]
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她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

费正清
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但她所留恋的始终是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那里的文化。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早年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费正清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东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
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
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
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而后退休,他从教职退休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
2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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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出版《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ibrary)》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与赖肖尔和Albert M. Craig合著《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临终前两天将《China :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King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如果模仿美国电影名星范朋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也叫范朋克,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了。
回美任教

费正清后来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三十五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
再次来华

费正清此次来华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务是了解西南联大(主要是清华)的情况,也见见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这些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还有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
费正清首先拜会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联大的三位常委之一,实际主持联大工作),并走访了一些清华教授。当时美国驻昆领事馆在北门街唐继尧公馆,费正清访问了临时住在领事馆隔壁唐家旧戏台上的金岳霖(哲学家),陈岱孙(经济学家)和陈福田等,住在“秦家祠堂”(应系金汉鼎家祠堂,在今师专校园内)里的张奚若(政治学家),然后又由张奚若作导游,乘军用吉普车去北郊龙头村,看望住在那里的钱端升(政治学家)。本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是住在龙头村的,他们已于两年前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费正清只见到女建筑师为自家设计的住宅。钱端升的住宅在棕皮营,与梁家住宅离得很近,也是林徽因设计的。金岳霖是单身,除北门街留有一个床位,他在龙头村梁宅旁也盖了一间耳房。“参观”之后,金岳霖、钱端升也随费正清一行回到市区,参加梅贻琦在家为费氏举行的晚宴。费氏的美国助手告诉他,梅博士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的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氏对教授们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制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
教授们的生活境况
当时(1942年)昆明物价上涨,教授生活困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在日记中喜欢记账,今天来读,史料宝贵。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设司家营(龙头村偏南一里),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都住在一起。浦氏1942年11月23日日记:“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每月包饭费四百元”。这就是说,一个教授的月工资只够交一人的伙食费。当时许多清华教授疏散到郊区,但北门街71号尚保留有各人的单间或床位,进城集中上两三天课,然后再回乡下。从浦氏日记看,北门街的伙食要好一点,“饭菜两荤两素,六七人吃尚够。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惟米饭不佳”,但“每月包饭五百元”(12月2至5日),一般教授工资全搭进去还不够。据1942年1月14日第204次常委会议通过的《西南联大教师薪俸等级》,“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
报告观点

费正清到昆明五天后就打了报告,内中说:“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这的确有根据,他是位学者。
但费正清是外交官,是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他对问题的观察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政治。他在报告中写道: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物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费正清所注意到的这种斗争或较量,并非始于四十年代的昆明(陈立夫从1

费正清
938年1月起才任教育部长),早在国民党于二十年代末刚取得政权之时,这种斗争即已开始,领头的是胡适。梁实秋也冲了一阵锋,他写过一篇《论思想自由》,登在1929年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3期上,文章结尾梁实秋呼吁:“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罗隆基因为常写《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类文章,还被国民党抓起来过。
应该看到,这种斗争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独裁的性质,与一般民众不挂钩,局限性是明显的,但毫无疑问,它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环,应当肯定。
费正清对这场斗争也是肯定的,而角度则大大的不同,他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的。他在报告里毫不含糊地认为:这种斗争“是一场现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针与古老的中国专制主义方针直接对抗而开展的搏斗”,斗争的一方是“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他们“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并且是此间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来昆明没几天就掌握了情况,毕竟是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不简单。
回忆录评论

费正清在昆明逗留了一星期后去重庆上任。1945年底又来过一次昆明,当时美国驻昆领事费尔·斯普鲁斯曾邀请闻一多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费正清也在座。他在回忆录中对闻一多半年后被杀害作了这样的评论:“刺杀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导致了戴笠的军统和CC派用武力压服异己,以及消灭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的努力的不断升级。这种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1946年9月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美国在中国的机会》,他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由闻一多被害(1946年7月15日)而促成的,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的问题,他说“我的文章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二战结束后费正清仍然回到哈佛大学,一面教中国历史,一面大胆地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意见。从他1932年首次来华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观点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权威。据说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有相当影响。
《剑桥中国史》编写

1966年,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开始编写,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费正清是两位总主编之一。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3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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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
《美国与中国》
Next Step In Asia(contributor with Harlan Cleveland. E.O.Reischauer,and W.L.Holland),HUP,1949.
《在亚洲的下一步》
Modern China:A Bibli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ed.with Kwang—ching Liu),HUP,1950.
《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50(ed.with Courad Brandt and Benjamin Schwartz),HUP,1952.
《中国共产党文献史(1921—1950)》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HUP,1954.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
China’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ed.with Ssu—yu Teng and others),HUP,1954.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
Res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ed.with Ssu—yu Teng and others),HUP,1954.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y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19th and 20th Centuries(ed.with Masataka Banno),Tokyo,Charles E.Tuttle Company,1955.
《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书目指南》
China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ed.and contrib.),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
Ch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ed.)HUP,1959.
《清季史料入门》
China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ed.with ssu—yu Teng),HUP,1960.
《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
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with E.O.Reischauer),HUP,1960.
《东亚:伟大的传统》
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with E.O.ReischaueF and A.Craig),HUP,1965.
《东亚:近代的变革》
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with E.O.Reischauer and A.Craig),HUP,1973.
《东亚:传统与变革》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with Reischauer),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1978.
《中国:传统与变革》
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HUP,1967.
《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ed.and contrib.),HUP,1968.
《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
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Washington, D.C,American Association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69.
《关于中国传统与维新的新观点》
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 tions,Alfred A.Knopf Inc.,New York,1974.
《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ed.),HUP,1974.
《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
Chinese Ways in Warfare(ed.with F.A.Kierman),HUP,1974
《中国的兵法》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ed.with Noriko Kamachi and chuzp Ichiko),HUP,1975.
《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书目指南续编》
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ed.with K.F.Bruner and E.M.Matheson).2vols, HUP,1975.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
Chinese—AmericanInteractions:AHistoricalSummary,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5.
《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
Our China Prospects(ed.and contrib.),Phliadelphia,1977.
《中美关系展望》
Chian bornd:A Fifty—Year Memoir,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3.
《与中国的五十年不解之缘》
Christianity in Chian:Early Protestant Missiondry Writings(ed.with S.W Barnett),HUP,1985.
《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作品研究》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l800——1985,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6.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
Entering China’s Service:Robert Hart’s Journals,1854—1863,(ed with K.F.Bruner and Richard J.Smith),HUP,1986.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札记(1854—1863)》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de.with Ernest R.May),HUP.1986.
《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回顾:中美双方的状况》
China Watch,HUP,1987.
《观察中国》
China,A New History,The Belknap Press of HUP,1992
《中国新史》
Volume 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l(ed.and contrib.)HUP,1978.
《剑桥晚清史(1800—1911)》,第一部
Volume 11,Late Ching,1800—1911,Part II(ed.with Kwang—Ching Liu),HUP,1980.
《剑桥晚清史(1800—1911)》,第二部
Volume 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I(ed.and contrib.),HUP,1983.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第一部
Volume 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I(ed.with Albert Feuerwerker.) .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第二部
Volume 14,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65(ed.with Roderick MacFarquhar)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
Volume 15,Revolutions within the Revolutions,1966—1982(ed.with Roderick MacFarquhar)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
(资料来源:国际汉学漫步 [专著] / 李学勤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2册(885页) ; 20cm)
4中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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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绍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
学术著作

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这一类著作的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书目介绍;《清代文献》是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注释与译文的教学参考资料,是特别有助于研究生的参考书;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也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
教育公众的中国及中美关系著作
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
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
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
重要著述

——《美国与中国》
《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费正清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思考研究中国社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修正、丰富《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内容。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中美关系。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
——《剑桥中国史》
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观察中国》
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费正清长期职业生涯中一个核心的目标,也是他力求通过做书评来实现的目标之一。他的书评和他的专著一样的出色。《观察中国》是一本二十六篇论文的合集,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
费正清的这部《观察中国》于200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译,其中共列出五大标题,它们是新帝国主义观;毛的中国之内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创建研究中心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不愧为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同时研究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与地区, 中心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注重搜集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搜集的资料中包括重大史实、人物传记和思想制度。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档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
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19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对东亚的研究

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费正清的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
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5思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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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求实证

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人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证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费正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的原始资料不可、甚至中国人的视野也不必要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西方人那种仅仅依靠英国、法国和美国档案史料来写中国学著作的做法,已经风光不再,对西方原始资料的依赖,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研究。
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是费正清所提倡的,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却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成为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档案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也这样做。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而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冲击—回应模式”

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 。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6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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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贡献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还有,费正清是一位史学家,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再有,费正清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争议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
7其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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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年表

1907 5月24日,出生于南达科他州的休伦
1911 举家迁往南达科他州的苏费尔斯
1923 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学校
1925 进威斯康星大学
1927 转入哈佛大学
1929—1931 获得罗兹奖学金,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
1932  2月到中国为其博士论文做研究;初夏,在北京与威尔玛·迪尼奥·卡侬(Wilma,Denio·Cannon)结婚
1933—1935  任北京清华大学讲师
1935  圣诞节离开中国返美
1936  秋,在哈佛大学任教
1941  8月,进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
1942  被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改名为战略情报局)派往重庆
1943  年底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
1945  9月,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6  秋,重回哈佛大学任教
1948 《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2  3月10—11 日遭控告,到麦卡伦委员会(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进行陈述
1952—1953  以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的身份在日本访问
1953 《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6  任新成立的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主任(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又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1958  当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
1960  第一次赴苏联,参加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1960 《东亚:伟大的传统》[与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合作]由洪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5  《东亚:近代的变革》[与赖肖尔、克雷格(Albert M. Craig)合著]由洪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6  开始编著《剑桥中国史》,和特威切特(Denis Twitchett)共同主编(3月10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对华政策作证
1967  在剑桥①举行六十大寿庆祝会;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莫菲(Rhoads Murphey)、芮玛丽(Mary Wright)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入门》(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作贺礼
1968  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1972  夏天,与威尔玛重访中国
1973  5月,辞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东亚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
1977  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
1979  感恩节,几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1982 《心系中国》由哈勃一娄出版社出版
1991  9月12日完成《中国:一个新的历史》书稿交哈佛大学出版社;两天之后于9月14日在剑桥去世
三位大师

第一,摩尔斯(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摩尔斯在中国海关服务了多年,退休后研究中国外交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史学园地。他的三卷本《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n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aese Empire》)最富盛名。其书根据英国档案,条理清晰,今天仍然有参考价值。费正清1929年去牛津大学进修,在船上便通读了摩氏的《国际关系》,所以在摩氏的影响下,费正清决定研究海关的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第二,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生长于中国,又曾遍访中国的西北边疆,深入中亚细亚地区,是一位自修有成的边疆史家。费正清在1932年到达北京后便结识了拉铁摩尔。拉氏的中国边疆史现已蕴含汉胡并治的倾向,费氏后来虽扩大为汉、胡与西方共治观念。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以慈禧为代表满族,而以海关总监Sir Rohert Harl 代表的西方。拉氏的影响这里可以说显而易见。
第三,中国的蒋廷黻,其时正担任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主任。蒋氏在档案研究和外交史上对费正清有重要的启发。费正清虽然不能算是蒋廷黻的弟子,然而事实上却把他当作启蒙老师。所以在1972年费氏访问中国期间,曾在一个演讲中首先表示感谢蒋廷黻,公开承认蒋氏是领他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这样的开场白在当时的北京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
▪ 理查德·西尔斯 ( “汉字与词源”网站的创办者) ▪ 史景迁 ( 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 魏斐德 ( 原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 ▪ 费正清 (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 宇文所安 ( 哈佛大学教授) ▪ 季北慈 ( 中国问题专家)
▪ 芮玛丽 ( 耶鲁大学顾问) ▪ 白鲁恂 (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 施乐伯 (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 卢公明 (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
▪ 芮沃寿 ( 佛教研究学者) ▪ 杜赞奇 ( 芝加哥大学教授)
▪ 德效骞 ( 牛津大学教授) ▪ 牟复礼 ( 美国儒学学者)
▪ 傅高义 ( 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 ▪ 费慰梅 ( 中国艺术与建筑学者)
▪ 傅汉思 ( 耶鲁大学教授) ▪ 柔克义 ( 美国外交官)
▪ 恒慕义 ( 美国公理会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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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A

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 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2]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中文名闻家骅
别 名闻一多,亦多、多,字友三、友山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
出生地湖北省蕲水县(今黄冈市浠水县)
出生日期1899(己亥年)年11月24日
逝世日期1946年7月15日
职 业文学家、现代诗人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
信 仰马克思主义
主要成就《七子之歌》
代表作品新诗集《红烛》、《死水》
身 份诗人、学者、爱国和民主主义者
性 别男
闻一多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五岁入私塾启蒙,十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1912年十三岁时以复试鄂藉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入校时他的姓名是闻多,同学就用谐音的英文词widow(寡妇)给他起了绰号。那时候,闻一多的革命主张是废姓,朋友间直呼其名,潘光旦便建议他改名为一多,他从善如流,立刻笑领了。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闻一多紧随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8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
1922年3月,写成《律诗的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9月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
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从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6]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7]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8]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三美: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音乐美是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说表现的美,包括节奏、平仄、重音、押韵、停顿等各方面的美,要求和谐,符合诗人的情绪,流畅而不拗口——这一点不包括为特殊效果而运用声音。
绘画美是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画面。
建筑美是指针对自由体提出来的,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应该一样长——这一样长不是指字数完全相等,而是指音尺数应一样多,这样格律诗就有一种外形的匀称均齐。
妻子
高孝贞
又名高真,华北人民代表。
长子
闻立鹤
又名高克,生于1927年,卒于1981年。
次子
闻立雕
又名韦英,生于1928年。
三子
闻立鹏
著名的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四子
闻立鸿
早年夭折。
长女
闻铭
生于1933年。
1920年4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旅客式的学生》
1920年9月
 
新诗《西岸》。
1922年3月
 
《律诗底研究》
1922年
清华文学社
《冬夜草儿评论》
1923年
上海泰东图书局
《红烛》(诗集)[10]
1925年   《七子之歌》 
1928年
上海新月书店
《死水》
1948年
上海开明书店
《闻一多全集》(1一4册)
1951年
上海开明书店
《闻一多选集》
1955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闻一多诗文选集》
1983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
1985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
1942年
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楚辞校补》(古典文学研究)
1956年
古籍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
1956年
古籍出版社
《古典新义》
1956年
古籍出版社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
1984年
重庆出版社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
1985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
闻一多不光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是五四运动之后非常杰出的作家。他还有一首诗《闻先生的书桌》,写得非常好,写他书桌上的笔墨、纸砚,他看着那些东西就开始发牢骚。[11] (搜狐评)
闻一多热爱祖国,爱国主义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他的一生,最后把他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一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他曾经有过迷茫、失误与苦闷,但是经过深思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与帮助,终于找到了真理,而一经找到了真理,他便义无反顾,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为实现真理而英勇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闻一多博学多才,除新诗与古文学研究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也有相当高深的造诣。
闻一多纪念馆坐落在闻一多故乡凤栖山麓的清泉寺遗址上,占地15亩,建筑面积1512平方米,主体工程是一座庭院式的仿古建筑群。1984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立,1988年开始动工兴建, 1992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了馆名,1993年5月18日开馆。2001年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国家AA级旅游景点,国家重点博物馆,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盟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武汉统一战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闻一多纪念馆陈列着闻一多的生平事迹、著作、诗、文、书、画、篆刻、金石手稿和遗物;陈列着毛泽东、朱德、宋庆龄、郭沫若、胡耀邦、江泽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近现代中外文化名人、学者、艺术家于闻一多的文论、专著、题词、诗文书画原迹,及有关文献资料。[13]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09年授予)
参考资料
1. 闻一多之子沈阳再唱《七子之歌》 .新浪 [引用日期2014-09-20] .
2. 闻一多《死水》 .搜狐 [引用日期2014-09-20] .
3. 闻一多“转型”于“清华6年”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4-09-20] .
4. 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中国光明网 [引用日期2014-09-20] .
5. 闻一多“转型”于“清华6年”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4-09-19] .
6. 勇于揭露惨案真相——闻一多 .内蒙古日报 [引用日期2014-09-20] .
7. 人民英模:闻一多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4-09-20] .
8. 人民英模:闻一多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4-02-22] .
9. 闻一多前期新诗理论的贡献 .闻一多纪念馆 [引用日期2014-09-20] .
10. 红烛.死水-经典文库 .中国图书网 [引用日期2014-0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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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文学家 , 文化人物 ,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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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teven owen

A

(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美国著名汉学家。他从小就对诗歌感兴趣,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宇文所安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诗歌,并迅速与其相恋,至今犹然。1972年,宇文所安获得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他的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有:《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 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 827-860》《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 诗与欲望的迷宫》,以及最近的《中国文论》和《他山的石头记》等
外文名Stephen Owen
国 籍美国
出生地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出生日期1946年
配 偶田晓菲
英文名:Stephen Owen
中文名:宇文所安
宇文所安认为,文学传统就好像神话里的宝盒:你把其中宝藏给予越多的人,你就会同时拥有更多别人的宝藏。但是,假如你想把这个宝盒锁起来,说“是我一个人的!”那么,它就只是一个空盒。
宇文所安性乐烟酒,心好诗歌,喜俳谐。他的父亲曾担心他以中国诗为职业,无法谋生。宇文所安曾自嘲说,自己后来竟能够自食其力,“实属侥幸”。对于欧美读者来说,中国古典诗歌需要一位代言人,而宇文所安似乎认为自己对这项使命义不容辞。他主张一名诗人应从多方面吸收营养,无论是从本国文化传统,还是从别国文化传统。他认为,现代汉诗体现了双重不足:它一方面比不上中国古典诗,一方面又比不上欧美诗。失了根的现代汉诗注定只能模仿西方原本,变成不中不西的赝品。
宇文所安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该系有一位中国来的女诗人、女作家,名叫田晓菲。谈起他们的恋爱故事,田晓菲曾认真地说,“我和宇文所安是严格的师生关系。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才开始用电子邮件进行交流,谈论各种话题,尤其是和文学有关的问题。”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历程之后,宇文所安与田晓菲终于结为百年之好。作为宇文所安的现任妻子,田晓菲讲,“我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喜欢唐朝,我喜欢南朝,不过都很喜欢诗。”
宇文所安的父亲是一位物理学家,常告诫他,“聪明不值钱”。父亲常说,“聪明的人很多,但最终能用聪明创造成就的人很少。”这种观点激励宇文所安不断勤奋工作。宇文所安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
田晓菲
笔名宇文秋水,1971年生。13岁从天津13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1989年毕业。1991年获得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分别在柯盖德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助理教授,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出版作品有《爱之歌》(诗集,1988),《生活的单行道》(散文集1993),《秋水堂论金瓶梅》(2003),《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英文,2005)等。译著包括《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合译,1988),《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2001),《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2002)。现正致力于梁朝宫廷文化研究。 曾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诗集发表、出版;又有译作《后现代主义与通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现正致力于《尘几录——陶诗论稿》中英文书稿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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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镛

A

1888-1951),男,原名杜月生,后由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江苏川沙人(今上海浦东新区),是近代上海青帮中的一员。
1902年,杜月笙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负责经营法租界的赌场“公兴俱乐部”。
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
1929年,杜月笙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
别 名杜镛
国 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
出生日期1888年
逝世日期1951年
职 业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
帮 派青帮
原名 杜月生
杜月笙,1888年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3] )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父母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商庆国养育。
杜月笙十四岁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杜月笙得到黄金荣的信任,负责经营法租界的赌场“公兴俱乐部”。后杜月笙纠合同伙,勾结军阀,贩卖鸦片。
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杜月笙鸦片销售这条通畅的“全球网络”。同年,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1927年4月11日晚,杜月笙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
1929年,杜月笙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高南乡陆家堰购进农田10.5亩,委托高桥创新营造厂
厂主谢秉衡建造杜氏家祠。[3] 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祠”典礼。蒋介石亲送匾额“孝思不匮”祝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之后这个祠堂就成了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毛诗.小雅.天保》序云: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
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1月迁居香港。
1940年,杜月笙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
1945年9月,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初返上海、收割旧部,重振旗鼓。
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
1948年春,他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行宪国大”,捧蒋介石当总统。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
1949年4月,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台湾,而共产党也通过秘密渠道会见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留在上海。杜月笙最后决定既不前往台湾也不留在上海,而是选择前往香港。
1951年8月16日,于香港病逝,终年63岁。
杜月笙自始至终都热心支持中国人的斗争,并提出了六大主张:释放被捕学生;抚恤;道歉;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收回会审公廨(即收回司法权)。在抗战中,杜月笙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同时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向学校捐款。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5]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
1925年5月15日,日本人开设于上海的内外棉纱厂由于虐待童工引发罢工事件,日本人用手枪射击手无寸铁的工人。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利用各种手段将此事强压下来。马超俊(后来曾任职国民党农工部部长)与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商议决定,联络绅商学工各界做正义的声援。他们初步决定5月30日在上海九亩地举行民众大会,向日本人提出抗议,但需要有一位“最有群众力量之人”加入。民众大会筹备当局认为杜月笙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杜月笙闻讯当即取消了所有的应酬,说他要办正经事去。他开始调兵遣将,分配给手下人任务:一、尽可能派人出席九亩地的民众大会。二、尽可能保护马先生以及其他国民党人的安全。三、尽可能维护会场秩序。四、赞成国民党人所提的一切意见。
1926年六月四日,上海已经成为一座死市。长时间的罢工,使上海10余万工人面临严重的生活问题,杜月笙捐出了大笔款项,还发动工商界的朋友踊跃捐款。[8] 上海市民为“五卅惨案”提出的主张,则由北京政府和外国领事交涉累月,几经波折,终于获得部分解决。
1937年11月杜月笙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
1938年,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杜月笙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的人员,以及锄奸策反工作。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27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十月十九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1938年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而后,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还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花巨资买了不少共产党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
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2] 杜月笙有过人的投机沾营本领与玩弄权术的狡诈,对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乃至金融工商巨子,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而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结为杜氏豪门密友。杜月笙心里一直对文化向往和敬畏,发迹后与文化界甚密,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沈醉、范绍赠评)
杜月笙也曾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如救助灾民、热衷慈善,特别是他积极支持抗战。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被蒋介石杀害。(朱小平评)
杜月笙有经营头脑,会做生意。杜月笙未必真有多少金融大才,一生皆为半文盲,不过杜月笙很早就意识到,单单在刀口上讨生活,并非长久之计。“钱财用得光,交情用不光”,杜月笙的生意经从来不是一进一出的数字账,而是吃好“人面、场面、情面”这三碗面的大算盘。从“水果月生”,鱼跃龙门,身兼数十家公司董事长,成为上海工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其自言是“曲鳝修成了龙”。杜月笙既有青帮背景的威吓力,更要紧的还是海量人脉,以及对于时机的精准把握。(腾讯网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杜月笙去了香港,租住在坚尼地台18号底层,国共双方开始争取杜月笙。中共安排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杜月笙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对于共产党的邀请,杜月笙表示,因身体欠佳暂不能回大陆,但是当遵照潘汉年“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的指示精神办事。国名党也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杜月笙婉言拒绝,国名党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也遭杜月笙婉拒。
1950年清明过后,北京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事会议。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此番中国银行改组,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平地起风波,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又差点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摆平。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一次,杜月笙路过钱新之家门口,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听说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便亦赶来加入,但一问明情况,竟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钱新之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杜月笙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不几天,这个消息已传得纷纷扬扬。消息传出后,震惊中外,后来史称“中行事件”。特别是台湾方面如遭雷击,对杜月笙极为不满,蒋介石更是震怒,将在台湾的杜之老友,如张群、王宠惠、严家淦、洪兰友等人,召到草山别墅大加训斥,骂得狗血喷头。后来杜月笙病逝香港,蒋介石迟迟不做表态,也与此事有关。
1945年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蒋介石曾听说,中共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对于去留与去向,杜月笙早有盘算权衡。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杀了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后来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
杜月笙一生共名媒正娶了五位太太[1] :
大太太沈月英
二太太陈帼英
三太太孙佩豪
四太太姚玉兰
五太太孟小冬
 杜月笙过世后,于1952年10月下葬于台北县汐止镇(今新北市汐止区)大尖山下。墓地坐东南朝西北面向上海,位于今天秀峰国小后方,墓园上有蒋介石题字“义节聿昭”,墓园本有牌坊,上有张群题字“誉闻永彰”,后在秀峰国小建校时将牌坊拆除,而题字则镶嵌到墓园。杜月笙墓旁有其夫人姚谷香墓为伴。
杜月笙的宅第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最终的归宿日渐明朗。这座装饰精美、颇具传奇色彩的公馆将从上海整体迁移至苏州吴江同里镇。杜月笙公馆作为一座民国建筑,保存到今天,也实属不易,而且这座建筑本身也具备了一定的艺术性和历史价值,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同里古镇才决定迁入杜公馆。上海东湖路7号的“大公馆”,早在1993年7月,已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16] 杜月笙重庆南岸区南山公园路101号的旧居,建于20世纪30年代, 建筑为砖木结构近代建筑 ,保存现状基本完好, 为重庆市优秀近现代建筑。新中国成立初由部队代管,1958年移交市房管所, 2003年由南山植物园收购,现为植物园建设有限公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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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老照片:杜月笙名媒正娶的五房漂亮太太(组图) .中华网 [引用日期2014-11-13] .
2. 上海青帮三大亨 .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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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蒋经国上海“打虎” .中华网 [引用日期201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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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青帮三大亨 .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4-11-11] .
7. 杜月笙凄凉晚年:何以滞留香港不去台湾 .网易历史 .2010-01-03 [引用日期2014-0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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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杜月笙鲜为人知的那些事 .上海频道-东方网 [引用日期2014-11-13] .
10. 军统沈醉、袍哥大佬范绍增讲述杜月笙发家史

33
Q

吕振羽

A

吕振羽,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湖南省邵阳县(今属邵阳)人。他曾撰写了大量史学理论建设的论文,辑入《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
出生地湖南省邵阳县金称市镇
出生日期1900-1-30
逝世日期1980-7-17
职 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毕业院校湖南高等工业学校
信 仰马克思主义
主要成就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拓荒者
代表作品《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
吕振羽,名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曾化名柳岗,笔名晨光、正于、曾与。
吕振羽出身世代农家,却怀“工业救国”志,1926年,从湖南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求学。
1928年归国后,吕振羽到北平求职,出任《村治》月刊编辑。
1929年底,参与创办《新东方》杂志,并先后在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任教,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
“九一八”事变后,吕振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
1936年,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至1937年,受中共北方局委派,吕振羽赴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谈判。
1937年秋,他赴湖南,负责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工作。
1939年,他来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历史研究工作。
“皖南事变”后,吕振羽调任新四军军部,参加苏北反扫荡斗争,并在中共华中局党校任教。
1942年,他到延安,先后任刘少奇政治和学习秘书,并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任职。
1945年,在抗战胜利后,受党委派,吕振羽赴东北工作,曾任中共热西地委副书记、冀热辽救济分会副主任、中共安东省委常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及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央军委顾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
1980年7月17日,吕振羽在北京逝世。
为了学术研究,吕振羽曾收藏了数万册古今书籍;去世后,这些书籍由其家属捐献给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捐赠的这批藏书中,有线装书1 519种,19880册;精平装书1 973种,5 506册;总数为3432种,25 386册。其中,如元大德本《大宗地玄本论》、明万历套印本《孟子》、明毛氏汲古阁本《陆放翁全集》、康熙武英殿本《渊监类函》、清稿本《根儒日记》及傅山等人的字画及金石拓片、文人学者手迹、乾隆帝御笔诗、有稗史、笔记、札记、游记和金石考古、地方志书等。
另外,为了纪念吕振羽先生,学校在长春和北京两地分别建立“吕振羽纪念室”。
中国历史学家吕振羽,1900年1月3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诞生于湖南武冈(今邵阳县)。吕振羽名典爱、字
行仁、学名振羽,曾化名柳岗,笔名晨光、正于、曾与。吕振羽出身世代农家,却怀怀”工业救国”志,入湖南大学,攻电机工程,1926年夏毕业。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抵北平,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尤精研经济学和哲学,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外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之规律与特点,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
自1930年冬至1932年初,相继发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趋势之推测》、《中国国民经济的三条路线》、《中国革命问题研究》等论文。于1932年出版了《中日问题批判》与《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两书,皆被当局列为禁书。后入中国大学任专任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中国社会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兼任民国大学的中国经济史、朝阳大学的殖民地问题等课程,有”红色教授”之誉。
1936年 3月,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4年6月至1937年6月,相继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和数十篇论文。
他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古文献中全部神话传说性记载,系统地论证了殷以前为中国史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提出殷代是奴隶制阶段、西周是初期封建制阶段的论断;论定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外,还提出了殷代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的论断;探讨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确认它发生于明末和鸦片战争之前。
“七七”事变后,他在从事抗日活动的同时,总结了3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批评和论述了存在于当时中国史研究方面的问题。他这批文章后辑集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年出版。
吕振羽所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通史著作。1948年,《中国民族简史》问世,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各民族历史的重要著作。同年,完成《简明中国通史》下册,连同上册一并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此外还担任中央高级党校兼任教授及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央军委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和一些重要刊物的编委等;陆续撰写了有关史学理论建设的大量论文,部分辑入《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
1963年,吕振羽蒙不白之冤,失去自由,但坚持史学研究,写下了二十万言的《史学评论》和三千首诗词(辑为《学吟集初草》)。”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身致重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1980年7月17日,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
吕振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拓荒者之一,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50年﹐对中
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艰苦的探讨﹐从经济史﹑社会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方面构成了一个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他生平著述很多﹐主要史学著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中国历史讲稿》等书行世。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经历了从1919—1949整整30年的时间。从创建的艰难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吕振羽所做的重要贡献。
最初的1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草径”的10年。“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提出唯物史观的治史方法,成为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声。经过介绍与传播,唯物史观在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
《建设》杂志刊载胡汉民等人的文章,说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出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唯物史观的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5号)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古史辨》第4册《顾序》,北京朴社,1933)
时至20年代末,郭沫若在海外清楚地看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自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一连写出5篇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章,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传出“鸡鸣不已”的信息,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此开出路径。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后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地上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第3卷第12期)郭沫若在最后一篇的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
第二个10年,在已经开出的草径上,经过社会史论战的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已经形成。
最先追随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投身到社会史论战中的是吕振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在国内引起轰动,而郭沫若只身一人在日本,吕振羽清楚地看到“那些乔装为‘历史家’面目出现的殷代社会研究者,无论在材料上,在结论上,大都不过从郭著作片断的抄袭,而又把它加以歪曲,以粉饰其可鄙的固有的成见,且从而去反诘郭氏。”(《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0页,三联书店,1962)因此,打算“对陶希圣、李季诸人的中国社会史的意见附带作一较详细的批判,对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较系统的意见。”《〈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初版序》)
两个方面的工作

吕振羽艰难地从事着两个方面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他相继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和“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发展法则,“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
同时以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第一次将中国原始社会由野蛮进入开化的发展历程整理出一个系统,填补了古史研究中的一大段空白。后来翦伯赞评论说:“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历史哲学教程》修订四版170页,新知书店,1947)
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划分上,郭沫若以商代为“金石并用时代”,西周为铁的出现的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吕振羽则根据殷墟出土物及其遗迹的发现考察,从铜器冶炼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器与其它器物出土数量的比例,以及铜器制造工艺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时代”,而“应该是青铜器时代”。
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制社会”说和殷代为“青铜器时代”的观点,很快便为新史学阵营所接受。不久,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对殷代社会的意见已有不少改变”。到40年代,他在《十批判书》中不仅完全肯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而且在《青铜时代》中认为“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601页)
社会史论战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李季、叶青、陶希圣等都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写“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特别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认为“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便在1937年推出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样板,对中国历代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找出了一个粗略系统”,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作出系统考察,成为科学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先声。
此外翦伯赞于30年代初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长文,并于1938年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侯外庐于1933年写成《社会史导论》,1934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和老子》;范文澜于1940年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些论著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研究的诸多新领域。
10年的时间,在郭沫若开出的“草径”上,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为代表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先后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力求澄清在社会史论战中的理论混乱与资料混沌。其中,吕振羽以其三部论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铺下了不可缺少的坚实路石。
第三个10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深入发展的10年。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有关学习历史遗产、研究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和近百年来社会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内被认为是带指导性的原则,为此,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推出的便是一批通史著作。
1941年,吕振羽最先出版《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8年出版下册,下限到鸦片战争。写法与历来的通史“颇多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这在我国是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作者提出的编写中国通史的基本原则,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起着积极作用。
差不多同时,范文澜自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在集体编写的基础上独自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五代以前)、中册(宋至鸦片战争),初步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体系。
《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简编》代表了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的最高水平,并为此后的中国通史编写奠定了基础。
中国史纲

当然,不应忘记的还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范文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座《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及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问题,自吕振羽步入社会史论战以来,就一直关注民族问题的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专有《远古中国各族系别的探讨》一章,编纂《简明中国通史》特别强调的三点中有一点是“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
民主建国前夕,民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吕振羽从两个方面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是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民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二是“为人家书本的虚伪与片面材料所蒙蔽,而构成一些不切实际的乃至错误的论断”(《〈中国民族简史〉初版序》),于是在戎马转战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理论写成《中国民族简史》专著,考察和论述了汉、满、回、藏、维、苗等族的起源、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各自的历史贡献。
40年代末

又一个10年的历程,到40年代末,吕振羽以其《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与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分别推出的各领风骚的一批新著,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的基本格局,标志着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代表着历史学发展方向和拥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
40年代刚刚过去,便可以看到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新感受。齐思和在肯定郭沫若、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之后,高度评价了吕振羽和范文澜的成就,认为“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来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
胡厚宣在回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史学发展时认为,这30年间的中国史学有三股潮流,即所谓“疑古是旧史料的鉴定,考古是新史料的开发,释古偏重史观,旨在应用马列主义的经济观点,以说明历史发展的意义。”他强调“释古一系,是历史学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来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古史研究的史料问题》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0)这确实反映了30年间唯物史观派逐渐成为“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的实际!
艰难曲折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吕振羽在这一历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学术品格。
吕振羽是在社会史论战中登台亮相的,他始终关注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捕捉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错误理论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他历史研究中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
历史研究与中国革命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紧密结合,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在吕振羽的论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因而他的研究领域也非常宽泛,涉及经济史、社会史、哲学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史学史、革命史、农民战争史等诸多方面,差不多都有专门的论著出版。
值相统一

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相统一,使吕振羽的论著在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富于科学的品格。吕振羽的论著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友斗争反映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论争,其中并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战线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61年版序)一方面要“和伪马克思主义流派斗争”,一方面是“自己阵营内的‘争鸣’”,因此在理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整、准确,在史料运用上必须谨严、科学。
考察殷周社会问题时,吕振羽没有套用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而是从恩格斯说“最初的铁,其硬度还不及铜的硬度高”一句话中得到“极重要的暗示”,结合对殷代青铜器所表现的劳动生产率认为:“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时代。”
图书资料

在史料的运用上,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征引的图书资料总数不下110余种,当时所能见到的考古发掘资料也都尽量搜罗齐全。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吕振羽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有奴派的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们人生道路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也不尽相同。郭沫若是时代的“弄潮儿”,走在时代大潮前面。范文澜、侯外庐侧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的建立。吕振羽、翦伯赞结识最早,都富于理论风格,在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方面建树颇多,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如何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问题上,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参考资料
1. 李玉安 黄正雨 .中国藏书家通典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5年版 .
词条标签:
人物 , 科学家 , 历史学家 ,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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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w eshe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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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生于1942年。美国人。英文名为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师从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196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毕业。
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于1987年出版后,立即博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先后获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李文森奖——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奖。
中文名周锡瑞
外文名Joseph W. Esherick
出生日期1942
周锡瑞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长期关心的是农村社会和民众运动,而且对于中国革命有着持续关注。相关的著作有:《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国地方精神与主导形式》等。90年代,他通过他的一些研究生开始注意到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城市文化这个问题,并且主编了《中国城市的重塑》。他说他对中国城市史的了解,多半是从那些学生或者其他海外学者(如王笛教授,卢汉超教授)得到的。
周锡瑞很重视经济研究对理解历史的重要性。对他的访谈以及山大教授孔令仁在书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另外,韩书瑞也说她和周锡瑞在研究王伦起义的时候侧重点不同,她是侧重宗教,而周是侧重社会经济。其实,这从他的著作中最能看出来。
范式批判
认为没有绝对的“中国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冲击反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是走了两个极端。要放在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无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他和他的老师之一魏斐德看法相同。同时,周对现代化论也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立场有两个,一个是时代原因,就是从革命的视角研究。一个是学术角度,就是中国的历史是很复杂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具体调查分析之上而不是先立一个现代化的概念。而且,周还批评后现代主义。何伟亚事件就能很好体现这点。何伟亚事件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具体过程就不说了。这个列文森奖的授予无疑是对何伟亚所提倡的后现代写作方式的一次重要肯定,由于这一奖项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它的颁发多少有着暗示研究范式转换的风向标意义。这是周锡瑞大动干戈的原因。他从史料、翻译等细微之处入手,集中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治学方式,比如想象的东西太多,理论的东西太多,似乎在史料用功上有所倒退。这次事件也可以从侧面体现周锡瑞的治学作风。
从很多文章和访谈中可以看出来,周锡瑞是个性情直率的学者,面对和自己相左的观点,总是摆出证据反驳,曾经掀起的许多论战足以证明这点。这些性情也影响了他的教学,据说他的讨论课很热闹,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交流和贯通以及视野的开阔。周锡瑞对于中国文化及其近代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对中国文明的现代出路倾注了很多感情,对于中国近代以来不懈追求的现代化目标表示理解与敬意。另外,对中国晚清以来挫折的发展历程也有精妙的见解,这点可以见他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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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fis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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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Fiske (media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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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Fiske (born 1939)[1] is a media scholar who has taught around the world. He was a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is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popular culture, mass culture, media semiotics and television studies. He is the author of eight books, including Power Plays, Power Works (1993),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2] (1989), Reading the Popular (1989), and the influential Television Culture (1987). Fiske also acts as a media critic, examining how cultural meaning is created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how debates over issues such as race are handled in different media. In May 2008, Fiske received an Honorary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ntwerp.

Contents
Career
His life
Bibliography
References
CareerEdit

Fiske was educated in Britain. After graduating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he taught throughout the world including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S. He was the general editor of Cultural Studies at Curtin University in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during the 1980s to early 1990s. He is the author of books on television studies on popular culture and mass media. Fiske’s books analyze television shows as “text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meaning and sociocultural content. Fiske disagrees with the theory that mass audiences consume the products that are offered to them without thought. Fiske rejects the notion of “the audience” which assumes an uncritical mass. He instead suggests “audiences” with various social backgrounds and identities enabling them to receive texts differently.

Fiske’s 1987 textbook on television, Television Culture, introduces the subject of television studies by examining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issues and the theory and text-based criticism. It also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arguments by British, American, Australian and French scholars.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books about television to take seriously the feminist agenda that has been so important to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3] Fiske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first scholars applying semiotics to media text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poststructuralism, and coined the term semiotic democracy.

His lifeEdit

In 2000 he was granted Emeritus status as a Professor of Letters and Science/Communication Arts after having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for 12 year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2000). He has since retired from academia.

BibliographyEdit

Reading Television (J. Fiske & J. Hartley) (1978) ISBN 0-415-04291-7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1989) ISBN 978-0-415-07876-4
Television Culture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eries) (1987) ISBN 0-415-03934-7
Reading the Popular (Aug 1, 1989) London: Unwin Hyman Ltd. ISBN 978-0-415-07875-7
Power Plays, Power Works (1993) ISBN 0-86091-616-2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Studies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ct 25, 1990) ISBN 0-415-04672-6
Media Matters: Race and Gender in U.S. Politics (Mar 1996) ISBN 978-0-8166-2463-8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elevision” in Channels of Discourse, Reassembled R. C. Allen (ed.) (1992) ISBN 978-0-8078-4374-1
Director of Centre, 2000,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Televis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 http://cccs.uq.edu.au/events/television/program/abstracts/fiske.html, Accessed March 2008.
“Interview with John Fiske.” O’Regan, M. 2000, ABC Radio National: The Media Report, http://www.abc.net.au/rn/mediareport/stories/2000/221100.htm, Accessed March 2008.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ugust 2000, Faculty and academic staff granted emeritis/emerita status in 2000/2001, http://www.news.wisc.edu/5209, accessed March 2008
ReferencesEdit

http://d-nb.info/gnd/137822243/about/html
http://www.amazon.com/The-John-Fiske-Collection-Understanding/dp/041559653X/ref=sr_1_1?ie=UTF8&qid=1380762809&sr=8-1&keywords=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
MBC: Televis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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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ocrat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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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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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er. For other uses of Socrates, see Socrates (disambiguation).
Socrates
Socrates Louvre.jpg
Socrates
Born 470/469 BC[1]
Deme Alopece, Athens
Died 399 BC (age approx. 71)
Athens
Nationality Greek
Era Ancient philosophy
Region Western philosophy
School Classical Greek
Main interests
Epistemology, ethics
Notable ideas
Socratic method, Socratic irony
Influenced
Most subsequent Western philosophy; more specifically, Plato, Aristotle, Aristippus, Antisthenes
Socrates (/ˈsɒkrətiːz/;[2] Greek: Σωκράτης [sɔːkrátɛːs], Sōkrátēs; 470/469 – 399 BC)[1] was a classical Greek (Athenian) philosopher credited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Western philosophy. He is an enigmatic figure known chiefly through the accounts of classical writers, especially the writings of his students Plato and Xenophon and the plays of his contemporary Aristophanes. Plato’s dialogues are among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ccounts of Socrates to survive from antiquity, though it is unclear the degree to which Socrates himself is “hidden behind his ‘best disciple’, Plato”.[3]

Through his portrayal in Plato’s dialogues, Socrates has become renowned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ethics, and it is this Platonic Socrates who lends his name to the concepts of Socratic irony and the Socratic method, or elenchus. The latter remains a commonly used tool in a wide range of discussions, and is a type of pedagogy in which a series of questions is asked not only to draw individual answers, but also to encourage fundamental insight into the issue at hand. Plato’s Socrates also made important and las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epistemology,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ideas and approach remain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much western philosophy that followed.

Contents
Biography
The Socratic problem
Life
Trial and death
Philosophy
Socratic method
Philosophical beliefs
Socratic paradoxes
Knowledge
Virtue
Politics
Covertness
Satirical playwrights
Prose sources
The Socratic dialogues
Legacy
Immediate influence
Later historical influence
Criticism
In literature
See also
Notes
References
External links
Biography

Socrates and Alcibiades, by Christoffer Wilhelm Eckersberg
The Socratic problem
An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and his philosophical viewpoints is problematic: an issue known as the Socratic problem.

As Socrates did not write philosophical texts, the knowledge of the man, his life, and his philosophy is entirely based on writings by his students and contemporaries. Foremost among them is Plato. Works by Xenophon, Aristotle, and Aristophanes also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4]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the “real” Socrates arises because these works are mostly philosophical or dramatic texts rather than straightforward histories. Aside from Thucydides (who makes no mention of Socrates or philosophers in general) and Xenophon, there are in fact no straightforward histories contemporary with Socrates that dealt with his own time and place. A corollary of this is that sources that do mention Socrates do not necessarily claim to be historically accurate, and are often partisan (those who prosecuted and convicted Socrates have left no testament). Historians therefore face the challenge of reconciling the various texts that come from these men to create an accurate and consistent account of Socrates’ life and work. The result of such an effort is not necessarily realistic, merely consistent.

Plato is frequently viewed as the most informative source about Socrates’ life and philosophy.[5]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in some works Plato, being a literary artist, pushed his avowedly brightened-up version of “Socrates” far beyond anything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was likely to have done or said; and that Xenophon, being an historian, is a more reliable witness to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It is a matter of much debate over just which Socrates it is whom Plato is describing at any given point—the historical figure, or Plato’s fictionalization. As Martin Cohen has put it, Plato, the idealist, offers “an idol, a master figure, for philosophy. A Saint, a prophet of the ‘Sun-God’, a teacher condemned for his teachings as a heretic.”[6]

It is also clear from other writings and historical artifacts, however, that Socrates was not simply a character, or an invention, of Plato. The testimony of Xenophon and Aristotle, alongside some of Aristophanes’ work (especially The Clouds), is useful in fleshing out a perception of Socrates beyond Plato’s work.

Life

Carnelian gem imprint representing Socrates, Rome, 1st century BC-1st century AD.
Details about Socrates can be derived from three contemporary sources: the dialogues of Plato and Xenophon (both devotees of Socrates), and the plays of Aristophanes. He has been depicted by some scholars, including Eric Havelock and Walter Ong, as a champion of oral modes of communication, standing up at the dawn of writing against its haphazard diffusion.[7]

Aristophanes’ play The Clouds portrays Socrates as a clown who teaches his students how to bamboozle their way out of debt. Most of Aristophanes’ works, however, function as parodies. Thus, it is presumed this characterization was also not literal.

Socrates’ father was Sophroniscus,[8] a sculptor,[9] and his mother Phaenarete,[10] a midwife. Socrates married Xanthippe,[11] who was much younger than he and was characterized as undesirable in temperament. She bore for him three sons,[12] Lamprocles, Sophroniscus and Menexenus. His friend Crito of Alopece criticized him for abandoning his sons when he refused to try to escape before his execution.[13]

Socrates initially earned his living as a master stonecutter. According to Timon of Phlius and later sources, Socrates took over the profession of stonemasonry from his father who cut stone for the Parthenon. There was a tradition in antiquity, not credited by modern scholarship, that Socrates crafted the statues of the Three Graces, which stood near the Acropolis until the 2nd century AD.[14] Ancient texts seem to indicate that Socrates did not work at stonecutting after retiring. In Xenophon’s Symposium, Socrates is reported as saying he devotes himself only to what he regards as the most important art or occupation: discussing philosophy. In The Clouds Aristophanes portrays Socrates as accepting payment for teaching and running a sophist school with Chaerephon, while in Plato’s Apology and Symposium and in Xenophon’s accounts, Socrates explicitly denies accepting payment for teaching. More specifically, in the Apology Socrates cites his poverty as proof he is not a teacher.

Socrates Tears Alcibiades from the Embrace of Sensual Pleasure by Jean-Baptiste Regnault (1791)
Several of Plato’s dialogues refer to Socrates’ military service. Socrates says he served in the Athenian army during three campaigns: at Potidaea, Amphipolis, and Delium. In the Symposium Alcibiades describes Socrates’ valour in the battles of Potidaea and Delium, recounting how Socrates saved his life in the former battle (219e-221b). Socrates’ exceptional service at Delium is also mentioned in the Laches by the General after whom the dialogue is named (181b). In the Apology, Socrates compares his military service to his courtroom troubles, and says anyone on the jury who thinks he ought to retreat from philosophy must also think soldiers should retreat when it seems likely that they will be killed in battle.[15]

In 406, he was a member of the Boule, and his tribe the Antiochis held the Prytany on the day the Generals of the Battle of Arginusae, who abandoned the slain and the survivors of foundered ships to pursue the defeated Spartan navy, were discussed. Socrates was the Epistates and resisted the unconstitutional demand for a collective trial to establish the guilt of all eight Generals, proposed by Callixeinus. Eventually, Socrates refused to be cowed by threats of impeachment and imprisonment and blocked the vote until his Prytany ended the next day, whereupon the six Generals who had returned to Athens were condemned to death.

In 404, the Thirty Tyrants sought to ensure the loyalty of those opposed to them by making them complicit in their activities. Socrates and four others were ordered to bring a certain Leon of Salamis from his home for unjust execution. Socrates quietly refused, his death averted only by the overthrow of the Tyrants soon afterwards.[16]

Trial and death
Main article: Trial of Socrates

The Death of Socrates, by Jacques-Louis David (1787)
Socrates lived during the time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height of the Athenian hegemony to its decline with the defeat by Sparta and its allie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At a time when Athens sought to stabilize and recover from its humiliating defeat, the Athenian public may have been entertaining doubts about democracy as an efficient form of government. Socrates appears to have been a critic of democracy,[17] and some scholars interpret his trial as an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infighting.[18] Claiming loyalty to his city, Socrates clashed with the current course of Athenian politics and society.[19] He praises Sparta, archrival to Athen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 various dialogues. One of Socrates’ purported offenses to the city was his position as a social and moral critic. Rather than upholding a status quo and accep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hat he perceived as immorality within his region, Socrates questioned the collective notion of “might makes right” that he felt was common in Greece during this period. Plato refers to Socrates as the “gadfly” of the state (as the gadfly stings the horse into action, so Socrates stung various Athenians), insofar as he irritated some people with considerations of justice and the pursuit of goodness.[20] His attempts to improve the Athenians’ sense of justice may have been the cause of his execution.

According to Plato’s Apology, Socrates’ life as the “gadfly” of Athens began when his friend Chaerephon asked the oracle at Delphi if anyone were wiser than Socrates; the Oracle responded that no-one was wiser. Socrates believed the Oracle’s response was a paradox, because he believed he possessed no wisdom whatsoever. He proceeded to test the riddle by approaching men considered wise by the people of Athens—statesmen, poets, and artisans—in order to refute the Oracle’s pronouncement. Questioning them, however, Socrates concluded: while each man thought he knew a great deal and was wise, in fact they knew very little and were not wise at all. Socrates realized the Oracle was correct; while so-called wise men thought themselves wise and yet were not, he himself knew he was not wise at all, which, paradoxically, made him the wiser one since he was the only person aware of his own ignorance. Socrates’ paradoxical wisdom made the prominent Athenians he publicly questioned look foolish, turning them against him and leading to accusations of wrongdoing. Socrates defended his role as a gadfly until the end: at his trial, when Socrates was asked to propose his own punishment, he suggested a wage paid by the government and free dinners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instead, to finance the time he spent as Athens’ benefactor.[21] He was, nevertheless, found guilty of both corrupting the minds of the youth of Athens and of impiety (“not believing in the gods of the state”),[22] and subsequently sentenced to death by drinking a mixture containing poison hemlock.[23][24][25][26]

Bust of Socrates in the Vatican Museum
According to Xenophon’s story, Socrates purposefully gave a defiant defense to the jury because “he believed he would be better off dead”. Xenophon goes on to describe a defense by Socrates that explains the rigors of old age, and how Socrates would be glad to circumvent them by being sentenced to death. It is also understood that Socrates also wished to die because he “actually believed the right time had come for him to die.”

Xenophon and Plato agree that Socrates had an opportunity to escape, as his followers were able to bribe the prison guards.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suggestions offered as reasons why he chose to stay:

He believed such a flight would indicate a fear of death, which he believed no true philosopher has.
If he fled Athens his teaching would fare no better in another country, as he would continue questioning all he met and undoubtedly incur their displeasure.
Having knowingly agreed to live under the city’s laws, he implicitly subjected himself to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ccused of crimes by its citizens and judged guilty by its jury. To do otherwise would have caused him to break his “social contract” with the state, and so harm the state, an unprincipled act.
If he escaped at the instigation of his friends, then his friends would become liable in law.[27]
The full reasoning behind his refusal to flee is the main subject of the Crito.[28]

Socrates’ death is described at the end of Plato’s Phaedo. Socrates turned down Crito’s pleas to attempt an escape from prison. After drinking the poison, he was instructed to walk around until his legs felt numb. After he lay down, the man who administered the poison pinched his foot; Socrates could no longer feel his legs. The numbness slowly crept up his body until it reached his heart.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Socrates speaks his last words to Crito: “Crito, we owe a rooster to Asclepius. Please, don’t forget to pay the debt.”

Asclepius was the Greek god for curing illness, and it is likely Socrates’ last words meant that death is the cure—and freedom, of the soul from the body. Additionally, in Why Socrates Died: Dispelling the Myths, Robin Waterfield adds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Socrates’ last words. He suggests that Socrates was a voluntary scapegoat; his death was the purifying remedy for Athens’ misfortunes. In this view, the token of appreciation for Asclepius would represent a cure for Athens’ ailments.[20]

Philosophy

Socratic method
Main article: Socratic method
Perhaps hi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Western thought is his dialectic method of inquiry, known as the Socratic method or method of “elenchus”, which he largely applied to the examination of key moral concepts such as the Good and Justice. It was first described by Plato in the Socratic Dialogues. To solve a problem, it would be broken down into a series of questions, the answers to which gradually distill the answer a person would seek. The influence of this approach is most strongly felt today in the us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in which hypothesis is the first stage.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is method is one of Socrates’ most enduring contributions, and is a key factor in earning his mantle as the father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thics or moral philosophy, and as a figurehead of all the central them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To illustrate the use of the Socratic method; a series of questions are posed to help a person or group to determine their underlying beliefs and the extent of their knowledge. The Socratic method is a negative method of hypothesis elimination, in that better hypotheses are found by steadily identifying and eliminating those that lead to contradictions. It was designed to force one to examine one’s own beliefs and the validity of such beliefs.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lectic is that it is a method for direct perception of the Form of the Good. Philosopher Karl Popper describes the dialectic as “the art of intellectual intuition, of visualising the divine originals, the Forms or Ideas, of unveiling the Great Mystery behind the common man’s everyday world of appearances.”[29] In a similar vein, French philosopher Pierre Hadot suggests that the dialogues are a type of spiritual exercise. “Furthermore,” writes Hadot, “in Plato’s view, every dialectical exercise,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an exercise of pure thought, subject to the demands of the Logos, turns the soul away from the sensible world, and allows it to convert itself towards the Good.”[30]

Philosophical beliefs
The beliefs of Socrates, as distinct from those of Plato, are difficult to discern. Little in the way of concrete evidence exists to demarcate the two. The lengthy presentation of ideas given in most of the dialogues may be deformed by Plato, and some scholars think Plato so adapted the Socratic style as to make the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he philosopher himself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Others argue that he did have his own theories and beliefs.[31] However, there is much controversy over what these might have been, ow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separating Socrates from Plato and the difficulty of interpreting even the dramatic writings concerning Socrates. Consequently, distinguishing the philosophical beliefs of Socrates from those of Plato and Xenophon is not easy and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what is attributed to Socrates might more closely reflect the specific concerns of these thinkers.

The matter is complicated because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seems to have been notorious for asking questions but not answering, claiming to lack wisdom concerning the subjects about which he questioned others.[32]

If anything in general can be said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beliefs of Socrates, it is that he was morally, intellectually, and politically at odds with many of his fellow Athenians. When he is on trial for heresy and corrupting the minds of the youth of Athens, he uses his method of elenchos to demonstrate to the jurors that their moral values are wrong-headed. He tells them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their families, careers,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when they ought to be worried about the “welfare of their souls”. Socrates’ assertion that the gods had singled him out as a divine emissary seemed to provoke irritation, if not outright ridicule. Socrates also questioned the Sophistic doctrine that arete (virtue) can be taught. He liked to observe that successful fathers (such as the prominent military general Pericles) did not produce sons of their own quality. Socrates argued that moral excellence was more a matter of divine bequest than parental nurture. This belief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his lack of anxiety about the future of his own sons.

Also, according to A. A. Long, “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despite his claim to know only that he knew nothing, Socrates had strong beliefs about the divine”, and, citing Xenophon’s Memorabilia, 1.4, 4.3,:

According to Xenophon, he was a teleologist who held that god arranges everything for the best.[33]

Socrates frequently says his ideas are not his own, but his teachers’. He mentions several influences: Prodicus the rhetor and Anaxagoras the philosopher. Perhaps surprisingly, Socrates claims to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wo women besides his mother: he says that Diotima, a witch and priestess from Mantinea, taught him all he knows about eros, or love; and that Aspasia, the mistress of Pericles, taught him the art of rhetoric.[34] John Burnet argued that his principal teacher was the Anaxagorean Archelaus but his ideas were as Plato described them; Eric A. Havelock, on the other hand, considered Socrates’ association with the Anaxagoreans to be evidence of Plato’s philosophical separation from Socrates.

Socratic paradoxes
Many of the beliefs traditionally attributed to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as “paradoxical” because they seem to conflict with common sense. The following are among the so-called Socratic paradoxes:[35]

No one desires evil.
No one errs or does wrong willingly or knowingly.
Virtue—all virtue—is knowledge.
Virtue is sufficient for happiness.
The term, “Socratic paradox” can also refer to a self-referential paradox, originating in Socrates’ utterance, “what I do not know I do not think I know”,[36] often paraphrased as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Knowledge
One of the best known sayings of Socrates is “what I do not know I do not think I know”. The conven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is remark is that Socrates’ wisdom was limited to an awareness of his own ignorance. Socrates believed wrongdoing was a consequence of ignorance and those who did wrong knew no better. The one thing Socrates consistently claimed to have knowledge of was “the art of love”, which he connecte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love of wisdom”, i.e., philosophy. He never actually claimed to be wise, only to understand the path a lover of wisdom must take in pursuing it. It is debatable whether Socrates believed humans (as opposed to gods like Apollo) could actually become wise. On the one hand, he drew a clear line between human ignorance and ideal knowledge; on the other, Plato’s Symposium (Diotima’s Speech) and Republic (Allegory of the Cave) describe a method for ascending to wisdom.

In Plato’s Theaetetus (150a), Socrates compares himself to a true matchmaker (προμνηστικός promnestikós),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panderer (προᾰγωγός proagogos). This distinction is echoed in Xenophon’s Symposium (3.20), when Socrates jokes about his certainty of being able to make a fortune, if he chose to practice the art of pandering. For his part as a philosophical interlocutor, he leads his respondent to a clearer conception of wisdom, although he claims he is not himself a teacher (Apology). His role, he claims, is more properly to be understood as analogous to a midwife (μαῖα maia). Socrates explains that he is himself barren of theories, but knows how to bring the theories of others to birth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ey are worthy or mere “wind eggs” (ἀνεμιαῖον anemiaion). Perhaps significantly, he points out that midwives are barren due to age, and women who have never given birth are unable to become midwives; they would have no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of birth and would be unable to separate the worthy infants from those that should be left on the hillside to be exposed. To judge this, the midwife must hav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what she is judging.

Virtue

Bust of Socrates in the Palermo Archaeological Museum.
Socrates believed the best way for people to live was to focus on the pursuit of virtue rather than the pursuit, for instance, of material wealth.[37] He always invited others to try to concentrate more on friendships and a sense of true community, for Socrates felt this was the best way for people to grow together as a populace.[38] His actions lived up to this: in the end, Socrates accepted his death sentence when most thought he would simply leave Athens, as he felt he could not run away from or go against the will of his community; as mentioned above, his reputation for valor on the battlefield was without reproach.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certain virtues formed a common thread in Socrates’ teachings. These virtues represented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ies for a person to have, foremost of which were the philosophical or intellectual virtues. Socrates stressed that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and] ethical virtue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39]

Politics
It is argued that Socrates believed “ideals belong in a world only the wise man can understand”,[40] making the philosopher the only type of person suitable to govern others. In Plato’s dialogue the Republic, Socrates openly objected to the democracy that ran Athens during his adult life. It was not only Athenian democracy: Socrates found short of ideal any government that did not conform to his presentation of a perfect regime led by philosophers, and Athenian government was far from that. It is, however, possible that the Socrates of Plato’s Republic is colored by Plato’s own views.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Socrates’ life, Athens was in continual flux due to political upheaval. Democracy was at last overthrown by a junta known as the Thirty Tyrants, led by Plato’s relative, Critias, who had once been a student and friend of Socrates. The Tyrants ruled for about a year before the Athenian democracy was reinstated, at which point it declared an amnesty for all recent events.

Socrates’ opposition to democracy is often denied, and the question is one of the biggest philosophical debates when trying to determine exactly what Socrates believed. The strongest argument of those who claim Socrates did not actually believe in the idea of philosopher kings is that the view is expressed no earlier than Plato’s Republic, which is widely considered one of Plato’s “Middle” dialogues and not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views.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Plato’s Apology of Socrates, an “early” dialogue, Socrates refused to pursue conventional politics; he often stated he could not look into other’s matters or tell people how to live their lives when he did not yet understand how to live his own. He believed he was a philosopher engaged in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did not claim to know it fully. Socrates’ acceptance of his death sentence after his conviction can also be seen to support this view. It is often claimed much of the anti-democratic leanings are from Plato, who was never able to overcome his disgust at what was done to his teacher. In any case, it is clear Socrates thought the rule of the Thirty Tyrants was also objectionable; when called before them to assist in the arrest of a fellow Athenian, Socrates refused and narrowly escaped death before the Tyrants were overthrown. He did, however, fulfill his duty to serve as Prytanis when a trial of a group of Generals who presided over a disastrous naval campaign were judged; even then, he maintained an uncompromising attitude, being one of those who refused to proceed in a manner not supported by the laws, despite intense pressure.[41] Judging by his actions, he considered the rule of the Thirty Tyrants less legitimate than the Democratic Senate that sentenced him to death.

Socrates’ apparent respect for democracy is one of the themes emphasized in the 2008 play Socrates on Trial by Andrew David Irvine. Irvine argues that it was because of his loyalty to Athenian democracy that Socrates was willing to accept the verdict of his fellow citizens. As Irvine puts it, “During a time of war and great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upheaval, Socrates felt compelled to express his views openly,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As a result, he is remembered today, not only for his sharp wit and high ethical standards, but also for his loyalty to the view that in a democracy the best way for a man to serve himself, his friends, and his city – even during times of war – is by being loyal to, and by speaking publicly about, the truth.”[42]

Covertness
In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hough Socrates sometimes seems to support a mystical side, discussing reincarnation and the mystery religions, this is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Plato.[43] Regardless, this view of Socrates cannot be dismissed out of hand, as we cannot be sur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iews of Plato and Socrates; in addition, there seem to be some corollaries in the works of Xenophon. In the culmination of the philosophic path as discussed in Plato’s Symposium, one comes to the Sea of Beauty or to the sight of “the beautiful itself” (211C); only then can one become wise. (In the Symposium, Socrates credits his speech on the philosophic path to his teacher, the priestess Diotima, who is not even sure if Socrates is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highest mysteries.) In the Meno, he refers to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telling Meno he would understand Socrates’ answers better if only he could stay for the initiations next week. Further confusions result from the nature of these sources, insofar as the Platonic Dialogues are arguably the work of an artist-philosopher, whose meaning does not volunteer itself to the passive reader nor again the lifelong scholar. According to Olympiodorus the Younger in his Life of Plato,[44] Plato himself “received instruction from the writers of tragedy” before taking up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His works are, indeed, dialogues; Plato’s choice of this, the medium of Sophocles, Euripides, and the fictions of theatre, may reflect the ever-interpretable nature of his writings, as he has been called a “dramatist of reason”. What is more, the first word of nearly all Plato’s works is a significant term for that respective dialogue, and is used with its many connotations in mind. Finally, the Phaedrus and the Symposium each allude to Socrates’ coy delivery of philosophic truths in conversation; the Socrates of the Phaedrus goes so far as to demand such dissembling and mystery in all writing. The covertness we often find in Plato, appearing here and there couched in some enigmatic use of symbol and/or irony, may be at odds with the mysticism Plato’s Socrates expounds in some other dialogues. These indirect methods may fail to satisfy some readers.

Perhaps the most interesting facet of this is Socrates’ reliance on what the Greeks called his “daemonic sign”, an averting (ἀποτρεπτικός apotreptikos) inner voice Socrates heard only when he was about to make a mistake. It was this sign that prevented Socrates from entering into politics. In the Phaedrus, we are told Socrates considered this to be a form of “divine madness”, the sort of insanity that is a gift from the gods and gives us poetry, mysticism, love, and even philosophy itself. Alternately, the sign is often taken to be what we would call “intuition”; however, Socrate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henomenon as “daemonic” may suggest that its origin is divine, mysterious, and independent of his own thoughts. Today, such a voice would be classified under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as a command hallucination.[45]

Satirical playwrights

He was prominently lampooned in Aristophanes’ comedy The Clouds, produced when Socrates was in his mid-forties; he said at his trial (according to Plato) that the laughter of the theater was a harder task to answer than the arguments of his accusers. Søren Kierkegaard believed this play was a more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Socrates than those of his students. In the play, Socrates is ridiculed for his dirtiness,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Laconizing fad; also in plays by Callias, Eupolis, and Telecleides. Other comic poets who lampooned Socrates include Mnesimachus and Ameipsias. In all of these, Socrates and the Sophists were criticised for “the moral dangers inherent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literature”.

Prose sources

Plato, Xenophon, and Aristotle are the main sources for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however, Xenophon and Plato were students of Socrates, and they may idealize him; however, they wrote the only continuous descriptions of Socrates that have come down to us in their complete form. Aristotle refers frequently, but in passing, to Socrates in his writings. Almost all of Plato’s works center on Socrates. However, Plato’s later works appear to be more his own philosophy put into the mouth of his mentor.

The Socratic dialogues
Main article: Socratic dialogue
The Socratic Dialogues are a series of dialogues written by Plato and Xenophon in the form of discussions between Socrates and other persons of his time, or as discussions between Socrates’ followers over his concepts. Plato’s Phaedo is an example of this latter category. Although his Apology is a monologue delivered by Socrates, it is usually grouped with the Dialogues.

The Apology professes to be a record of the actual speech Socrates delivered in his own defense at the trial. In the Athenian jury system, an “apology”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a speech, followed by a counter-assessment, then some final words. “Apology” is a transliteration, not a translation, of the Greek apologia, meaning “defense”; in this sense it is not apologetic according to our contemporary use of the term.

Plato generally does not place his own ideas in the mouth of a specific speaker; he lets ideas emerge via the Socratic Metho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rates. Most of the dialogues present Socrates applying this method to some extent, but nowhere as completely as in the Euthyphro. In this dialogue, Socrates and Euthyphro go through several iterations of refining the answer to Socrates’ question, “…What is the pious, and what the impious?”

In Plato’s Dialogues, learning appears as a process of remembering. The soul, before its incarnation in the body, was in the realm of Ideas (very similar to the Platonic “Forms”). There, it saw things the way they truly are, rather than the pale shadows or copies we experience on earth. By a process of questioning, the soul can be brought to remember the ideas in their pure form, thus bringing wisdom.[46]

Especially for Plato’s writings referring to Socrates, it is not always clear which ideas brought forward by Socrates (or his friends) actually belonged to Socrates and which of these may have been new additions or elaborations by Plato – this is known as the Socratic Problem. Generally, the early works of Plato are considered to be close to the spirit of Socrates, whereas the later works – including Phaedo and Republic – are considered to be possibly products of Plato’s elaborations.[47]

Legacy

Immediate influence

Statue of Socrates in front of the Academy of Athens (modern)
Immediately, the students of Socrates set to work both on exercis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his teachings in politics and also on developing many new philosophical schools of thought. Some of Athens’ controversial and anti-democratic tyrants were contemporary or posthumous students of Socrates including Alcibiades and Critias. Critias’ cousin Plato would go on to found the Academy in 385 BC, which gained so much renown that “Academy” became the standard word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later European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French, and Italian.[48] Plato’s protege, another important figure of the Classical era, Aristotle went on to tutor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also to found his own school in 335 BC — the Lyceum — whose name also now mean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49]

While “Socrates dealt with moral matters and took no notice at all of nature in general”,[50] in his Dialogues, Plato would emphasize mathematics with metaphysical overtones mirroring that of Pythagoras – the former who would dominate Western thought well into the Renaissance. Aristotle himself was as much of a philosopher as he was a scientist with extensive work in the fields of biology and physics.

Socratic thought which challenged conventions, especially in stressing a simplistic way of living, became divorced from Plato’s more detached and philosophical pursuits. This idea was inherited by one of Socrates’ older students, Antisthenes, who became the originator of another philosophy in the years after Socrates’ death: Cynicism. The idea of asceticism being hand in hand with an ethical life or one with piety, ignored by Plato and Aristotle and somewhat dealt with by the Cynics, formed the core of another philosophy in 281 BC – Stoicism when Zeno of Citium would discover Socrates’ works and then learn from Crates, a Cynic philosopher.[51]

Later historical influence
While some of the later contributions of Socrates to Hellenistic Era culture and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Roman Era have been lost to time, his teachings began a resurgence in both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alongside those of Aristotle and Stoicism. Socrates is mentioned in the dialogue Kuzari by Jewish philosopher and rabbi Yehuda Halevi in which a Jew instructs the Khazar king about Judaism.[52] Al-Kindi, a well-known Arabic philosopher, introduced and tried to reconcile Socrates and Hellenistic philosophy to an Islamic audience,[53] referring to him by the name ‘Suqrat’.

Socrates’ stature in Western philosophy returned in full force with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Age of Reason in Europe when political theory began to resurface under those like Locke and Hobbes.[54] Voltaire even went so far as to write a satirical play about the Trial of Socrates. There were a number of paintings about his life including Socrates Tears Alcibiades from the Embrace of Sensual Pleasure by Jean-Baptiste Regnault and The Death of Socrates by Jacques-Louis David in the later 18th century.

To this day, the Socratic Method is still used in classroom and law school discourse to expose underlying issues in both subject and the speaker. He has been recognized with accolades ranging from frequent mentions in pop culture (such as the movie Bill & Ted’s Excellent Adventure and a Greek rock band called Socrates Drank the Conium) to numerous busts in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numerous plays about Socrates have also focused on Socratess life and influence. One of the most recent has been Socrates on Trial, a play based on Aristophanes’ Clouds and Plato’s Apology, Crito, and Phaedo, all adapted for modern performance.

Criticism
Evaluation of and reaction to Socrates has been undertaken by both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from the time of his death to the present day with a multitude of conclusions and perspectives. Although he was not directly prosecuted for his connection to Critias, leader of the Spartan-backed Thirty Tyrants, and “showed considerable personal courage in refusing to submit to [them]”, he was seen by some as a figure who mentored oligarchs who became abusive tyrants, and undermined Athenian democracy. The Sophistic movement that he railed at in life survived him, but by the 3rd century BC, was rapidly overtaken by the many philosophical schools of thought that Socrates influenced.[55]

Socrates’ death is considered iconic and his status as a martyr of philosophy overshadows most contemporary and posthumous criticism. However, Xenophon mentions Socrates’ “arrogance” and that he was “an expert in the art of pimping” or “self-presentation”. [56] Direct criticism of Socrates the man almost disappears after this time, but there is a noticeable preference for Plato or Aristotle over the elements of Socratic philosophy distinct from those of his students, even into the Middle Ages.

Some modern scholarship holds that, with so much of his own thought obscured and possibly altered by Plato, it is impossible to gain a clear picture of Socrates amidst all the contradictory evidence. That both Cynicism and Stoicism, which carried heavy influence from Socratic thought, were unlike or even contrary to Platonism further illustrates this. The ambiguity and lack of reliability serves as the modern basis of criticism—that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to know the real Socrates. Some controversy also exists about Socrates’ attitude towards homosexuality[57] and as to whether or not he believed in the Olympian gods, was monotheistic, or held some other religious viewpoint.[58] However, it is still commonly taught and held with little exception that Socrates is the progenitor of subsequent Western philosophy, to the point that philosophers before him are referred to as pre-Socratic.

In literature
Socrates is a major character in Mary Renault’s historical novel The Last of the Wine. The book’s protagonists, Alexias and Lysis, study under him in Athens.[59]
A humorous version of the deceased Socrates appears in John Kendrick Bangs’s comic novel A House-Boat on the Styx and its sequels.[60]
See also

Codex Vaticanus Graecus 64
List of speakers in Plato’s dialogues
Xanthippe (wife of Socrates)
Myrto (second wife of Socrates, according to some accounts)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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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other writers added to the fashion of Socratic dialogues (called Sőkratikoi logoi) at the time. In addition to Plato and Xenophon, each of the following is credited by some source as having added to the genre: Aeschines of Sphettus, Antisthenes, Aristippus, Bryson, Cebes, Crito, Euclid of Megara, and Phaedo. It is unlikely Plato was the first in this field (Vlastos,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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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cient tradition is attested in Pausanias, 1.22.8; for a modern denial, see Kleine Pauly, “Sokrates” 7; the tradition is a confusion with the sculptor, Socrates of Thebes, mentioned in Pausanias 9.25.3, a contemporary of Pi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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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it is telling to refer to Thucydides (3.82.8): “Reckless audacity came to be considered the courage of a loyal ally; prudent hesitation, specious cowardice; moderation was held to be a cloak for unmanliness; ability to see all sides of a question inaptness to act on any. Frantic violence, became the attribute of manliness; cautious plotting, a justifiable means of self-defense. The advocate of extreme measures was always trustworthy; his opponent a man to be su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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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ro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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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20th century politician, see Peter Brooke. For the 17th century politician, see Peter Brooke (MP). For another similar name, see Peter Brooks (disambiguation).
Peter Brook
CH, 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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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rook at the Peter Brook: Empty Space Awards, London, in November 2009
Born Peter Stephen Paul Brook
21 March 1925 (age 89)
Chiswick, London
Occupation Director
Awards
Tony Award for Best Direction of a Play
1966 Marat/Sade
1971 A Mids
Peter Stephen Paul Brook CH, CBE (born 21 March 1925) is an English theatre and film director who has been based in France since the early 1970s.

Contents
Biography
Life
Influences
The Mahabharata
Tierno Bokar
Work
Major productions for the RSC
Other major productions
Filmography
Awards
Honours
Bibliography
By Brook
About Brook
References
External links
BiographyEdit

Life
Brook was born in London in March 1925, the son of Simon Brook and his wife Ida (Jansen), two Jewish immigrants from Latvia.[1] He was educated at Westminster School, Gresham’s School and Magdalen College, Oxford.

He directed Dr Faustus, his first production, in 1943 at the Torch Theatre in London, followed at the Chanticleer Theatre in 1945 with a revival of The Infernal Machine. In 1947, he went to Stratford-upon-Avon as assistant director on Romeo and Juliet and Love’s Labour’s Lost. From 1947 to 1950, he was Director of Productions at the Royal Opera House, Covent Garden. His work there included a highly controversial staging of Strauss’ Salome with sets by Salvador Dalí and also an effective re-staging of Puccini’s La Boheme using sets dating from 1899. A proliferation of stage and screen work as producer and director followed. Dark of the Moon by Howard Richardson, 1948 – 1949, at Ambassadors Theatre, London, was a much early admired production.

In 1951, Brook married the actress Natasha Parry; the couple have a son and a daughter.

In 1970, with Micheline Rozan, Brook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atre Research,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of actors, dancers, musicians and others which travelled widel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in the early 1970s. It is now based in Paris at the Bouffes du Nord theatre.[2] In 2008 he made the decision to resign as artistic director of Bouffes du Nord, handing over to Olivier Mantei and Olivier Poubelle in 2008.[3]

Influences
Brook was influenced by the work of Antonin Artaud and his ideas for his Theatre of Cruelty.[citation needed]

In England, Peter Brook and Charles Marowitz undertook The Theatre of Cruelty Season (1964) at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aiming to explore ways in which Artaud’s ideas could be used to find new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retrain the performer. The result was a showing of ‘works in progress’ made up of improvisations and sketches, one of which was the premier of Artaud’s The Spurt of Blood.

– Lee Jamieson, Antonin Artaud: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Greenwich Exchange, 2007
His major influence, however, was Joan Littlewood. Brook described her as “the most galvanising director in mid-20th century Britain”.

Brook’s work is also inspired by the theories of experimental theatre of Jerzy Grotowski,[4] Bertolt Brecht, Chris Covics and Vsevolod Meyerhold and by the works of G. I. Gurdjieff,[5] Edward Gordon Craig,[6] and Matila Ghyka.[7]

The Mahabharata
Main article: The Mahabharata (1985 stage play)

The Mahabharata, stage play by Peter Brook.
In the mid 1970s,[8] Brook, with writer Jean-Claude Carrière, began work on adapting the Indian epic poem the Mahābhārata into a stage play which was first performed in 1985[9] and then later into a televised mini series.

Tierno Bokar
In 2005 Brook directed Tierno Bokar, based on the life of the Malian sufi of the same name. The play was adapted for the stage by Marie-Helene Estienne from a book by Amadou Hampate B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A Spirit of Tolerance: The Inspiring Life of Tierno Bokar). The book and play detail Bokar’s life and message of religious toler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oduced 44 related events, lectures, and workshops that were attended by over 3,200 people throughout the run of Tierno Bokar. Panel discussions focused on topics of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Muslim tradition in West Africa.[10]

WorkEdit

Major productions for the RSC
1950 Measure for Measure with John Gielgud (Shakespeare Memorial Theatre)
1952 The Winter’s Tale with John Gielgud (Shakespeare Memorial Theatre)
1958 Titus Andronicus with Laurence Olivier (Shakespeare Memorial Theatre)
1962 King Lear with Paul Scofield
1964 Marat/Sade
1966 US an anti-Vietnam protest play with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documented in the film Benefit of the Doubt
1970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with John Kane (Puck), Frances de la Tour (Helena), Ben Kingsley (Demetrius) and Patrick Stewart (Snout): see 1970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production of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Other major productions
1955 : Hamlet with Paul Scofield
1958 : The Visit with Alfred Lunt and Lynn Fontanne
1964 : Marat/Sade
1968 : Oedipus with John Gielgud and Irene Worth
1971–72 : Orghast in Persepolis by Ted Hughes
1974 : Timon d’ Athènes, adaptation Jean-Claude Carrière, 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
1975 : The Iks by Colin Turnbull, adaptation Jean-Claude Carrière, 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
1977 : Ubu aux Bouffes after Alfred Jarry, 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
1978 : Mesure pour mesure by William Shakespeare, 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
1979 : La Conférence des oiseaux (The Conference of the Birds) after Farid al-Din Attar, Festival d’Avignon, 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
1979 : L’Os de Mor Lam by Birago Diop, 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
1981 : La Tragédie de Carmen after Prosper Mérimée, Henri Meilhac and Ludovic Halévy, Viviane Beaumont Theater, Lincoln Center, New York
1981 : La Cerisaie by Anton Chekhov, 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
1984 : Tchin-Tchin by François Billetdoux, mise en scène with Maurice Bénichou, with Marcello Mastroianni, Théâtre Montparnasse
1985 : Le Mahabharata, (The Mahabharata) Festival d’Avignon
1988 : The Cherry Orchard by Anton Chekhov, Majestic Theatre, Brooklyn
1989 : Woza Albert! by Percy Mtawa, Mbongeni Ngema et Barney Simon
1990 : La Tempête by William Shakespeare, adaptation Jean-Claude Carrière, with Sotigui Kouyaté, 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
1992 : Impressions de Pelléas after Claude Debussy, Théâtre des Bouffes du Nord
1993 : L’Homme Qui after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by Oliver Sacks
1995 : Qui est là after texts by Antonin Artaud, Bertolt Brecht, Edward Gordon Craig, Vsevolod Meyerhold, Stanislavski and Motokiyo Zeami
1995 : Oh les beaux jours by Samuel Beckett
1998 : Je suis un phénomène after prodigieuse mémoire by Alexander Luria
1998 : Don Giovanni by Mozart, création au 50èm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art lyrique d’Aix-en-Provence
1999 : Le Costume by Can Themba
2000 : Hamlet by William Shakespeare, with Adrian Lester
2002 : Far Away by Caryl Churchill
2002 : La Mort de Krishna extrait du Mahabharata de Vyasa, adaptation Jean-Claude Carrière and Marie-Hélène Estienne
2003 : Ta main dans la mienne by Carol Rocamora
2004 : Tierno Bokar after Vie et enseignement de Tierno Bokar-Le sage de Bandiagara by Amadou Hampâté Bâ, with Sotigui Kouyaté
2004 : Le Grand Inquisiteur after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y Dostoyevsky
2006 : Sizwe Banzi est mort by Athol Fugard, John Kani and Winston Ntshona, Festival d’Avignon
2008 : Fragments after Samuel Beckett
2009 : Love is my sin sonnets by William Shakespeare
2009 : 11 and 12 after Vie et enseignement de Tierno Bokar-Le Sage de Bandiagara by Amadou Hampâté Bâ
2010 : Warum warum by Peter Brook et Marie-Hélène Estienne after Antonin Artaud, Edward Gordon Craig, Charles Dullin, Vsevolod Meyerhold, Motokiyo Zeami and William Shakespeare
2011 : A Magic Flute an adaptation of the opera The Magic Flute by Mozart. Directed with Marie-Hélène Estienne, Composer Franck Krawczyk to positive reviews at the Gerald W. Lynch Theater of John Jay College.
2013 : The Suit after Can Themba’s tale. Directed with Marie-Hélène Estienne, Franck Krawczyk.
Filmography
1953, The Beggar’s Opera
1960, Moderato Cantabile (UK title Seven Days… Seven Nights)
1963, Lord of the Flies
1967, Ride of the Valkyrie
1967, Marat/Sade
1968, Tell Me Lies
1971, King Lear
1979, 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en
1979, Mesure pour mesure
1982, La Cerisaie
1983, La Tragédie de Carmen
1989, The Mahabharata
2002, The Tragedy of Hamlet (TV)
AwardsEdit

Tony Award for Best Direction of a Play for Marat/Sade, 1966[11]
Tony Award for Best Direction of a Play for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1971
Freiherr von Stein Foundation Shakespeare Award, 1973
Grand Prix Dominique, 1975
Brigadier Prize, 1975, for Timon of Athens
Society of West End Theatre Award, 1983
Emmy Award, 1984, for La tragédie de Carmen
Prix Italia, 1984
Europe Theatre Prize.[12]
International Emmy Award, 1990, for The Mahabharata
Praemium Imperiale, 1997
Dan David prize, 2005
The Ibsen Award for 2008, first winner of the prize of NOK2.5 mill (approximately £200,000).[13]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 Arts 2008
HonoursEdi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65
Induction into the American Theater Hall of Fame, 1983[14]
Honorary DLitt,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90
Honorary Fellow of Magdalen College, Oxford, 1991
Honorary DLitt,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1990
Honorary DLitt, University of Oxford, 1994
Officier de l’Ord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 (France), 1995
Companion of Honour, 1998
Commandeu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France), 2013
BibliographyEdit

By Brook
Brook, Peter (1968). The Empty Space. Penguin (2008).
Brook, Peter (1988). The Shifting Point. UK: Methuen Drama. ISBN 0-413-61280-5.
Brook, Peter (1991). Le Diable c’est l’ennui.
Brook, Peter (1993). There Are No Secrets. Methuen Drama.
Brook, Peter (1995). The Open Door.
Brook, Peter (1998). Threads of Time: Recollections.
Brook, Peter (1999). Evoking Shakespeare. Nick Hern Books (2nd Ed 2002).
About Brook
Jamieson, Lee, Antonin Artaud: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Greenwich Exchange: London, 2007) Contains practical exercises on Artaud drawn from Brook’s Theatre of Cruelty Season at the RSC. ISBN 978-1-871551-98-3
Freeman, John, ‘The Greatest Shows on Earth: World Theatre from Peter Brook to the Sydney Olympics’. Libri: Oxford ISBN 978 1 907471 54 4
Heilpern, John, Conference of the Birds: The Story of Peter Brook in Africa, Faber, 1977, ISBN 0-571-10372-3
Hunt, Albert and Geoffrey Reeves. Peter Brook (Directors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Kustow, Michael. Peter Brook: A Biography. Bloomsbury. (2005)
Moffitt, Dale, Between Two Silences: Talking with Peter Brook (1999)
Todd, Andrew and Jean-Guy Lecat, The Open Circle: Peter Brook’s Theatre Environments (2003)
Trewin, J. C. Peter Brook: A Biography. (1971)
Trowbridge, Simon. The Company: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Oxford: Editions Albert Creed, 2010. ISBN 978-0-9559830-2-3.
Zohar, Ouriel, Meetings with Peter Brook, Zohar, Tel-Aviv 176 p. (1990) (He).
ReferencesEdit

Aronson, Arnold (25 May 2005). “Peter Brook: A Biography”. The New York Times.
Chambers, Colin 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Theatre (Continuum, 2002, ISBN 0-8264-4959-X) p. 384
Chrisafis, Angelique (17 December 2008). “Interview: Peter Brook says a long goodbye to his Paris theatre”. London: Guardian. Retrieved 29 December 2008.
Brook, Peter (1968). The Empty Space.
Nicolescu, Basarab; Williams, David (1997). “Peter Brook and Traditional Thought”. Contemporary Theatre Review (Overseas Publishers Association) 7: 11–23. doi:10.1080/10486809708568441.
“Pas de deux” by Michael Holroyd, The Guardian, Saturday 7 March 2009
Gibbons, Fiachra The prayers of Peter Brook The Guardian, 17 January 2010.
Morgenstern, Joe (17 April 1988). “Jean-Claude Pierre; the Mahabharata, the great history of mankind – interview about the stage adaptation”.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6 October 2007.
Carriere, Jean-Claude (September 1989). “Jean-Claude Carriere; the Mahabharata, the great history of mankind – interview about the stage adaptation”. UNESCO Courier. Retrieved 6 October 2007.
Columbia University, “Record of Events”
“Tony Awards”. Retrieved 13 February 2008.
II Europe Theatre Prize / Reasons Europe Theatre Prize
“British director wins the Ibsen Prize”. Norway.org. Retrieved 21 August 2008.[dead link]
“Theater Hall of Fame Gets 10 New Members”. New York Times. 10 May 1983.
External linksEdit

Wikiquote has quotations related to: Peter Brook The Company: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RSC: Online database by Simon Trowbridge Dan David Prize laureate 2005 Peter Brook biography and filmography at 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s Screenonline Peter Brook at 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Screener for Brook by Brook on YouTube Peter Brook profile by Experimental Theatre Organization Review of Brook's Mahabharata in Caravan Magazine Master's Degree in Urban Scenography in Barcelona Read in another language Wikipedia ® Mobile‌Desktop Content is available under CC BY-SA 3.0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erms of Use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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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yuanchong xu

A

Last edited 2 months ago by Febetsh23
Xu Yuan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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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Chinese name; the family name is Xu.
Xu Yuanchong
Xu Yuan-chong.jpg
Xu Yuanchong
Native name 许渊冲
Born April 18, 1921 (age 93)
Nanchang, Jiangxi
Occupation Translator, professor, scholar
Languag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Nationality Chinese
Alma mater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Paris
Period 1948 - present
Genre Novel, poetry
Notable works The Red and the Black
Spouse Zhao Jun
Children Xu Ming
Xu Yuanchong (simplified Chinese: 许渊冲; traditional Chinese: 許淵冲; pinyin: Xǔ Yuānchōng; born April 18, 1921 in Jiangxi, China) is a translator of Chinese ancient poets[1] into English and French.[2] Xu took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fter he studied abroad. And after that, he became a professor in English and French. Since 1983 to now, he is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Contents
Early career
Style
Achievements
Works
Awards
Personal life
References
External links
Early careerEdit

Qian jia shi, Golden Tresury of Quatrains and Octaves, Liu Kezhuang (1187-1269) anthology of 200 Tang and Song poems.
Xu Yuanchong was born in Nanchang, Jiangxi Province. His mother, who was well educated and good at painting, had great impact on Xu in his pursuit of beauty and literature. His uncle Xiong Shiyi[3] was a translator, who translated the play “Wang Baochuan” into English, which was a hit in the UK and Xiong was invited by the British dramatist George Bernard Shaw. Xiong’s achievement gave Xu a strong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When studying at the Provincial Nanchang No.2 High School, the best local scholl, his English had been outstanding. And in 1938 with excellent grades, Xu wa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 1939, as a freshman, he translated his first work, Lin Huiyin’s poem “Do not throw away” into English,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News”.

StyleEdit

His translation style is characterized by favouring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4] Xu introduced the Creation for Loss[5] and the three beauties-concept to translation theory: the idea that a translation should be as beautiful as the original in three ways:[6][7]

semantically (the -deeper- meaning)
phonologically (the style like rhyme and rhythm)
logically (amongst others: length)
According to Gao, “he advocates that the versions of poems should combine visual and aural beauties together, and they should reproduce the fusion of pictorial composition and musical arrangement.”[8]

AchievementsEdit

His 30 Poetries were selected as teaching materials by foreign universities. After reading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Selected Poems of Li Bai” (1987), Qian Zhongshu said: If you live in the same age with Li Bai, you’ll become good friends. The British Press,[9]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which is thought as great as “Romeo and Juliet” in terms of artistic and attractiveness. British publishing company Penguin has published Xu Yuanchong’s “300 China’s immortal poems” (1994), which is launched in Britain, USA, Canada,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That’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s a Chinese translation. Apart from translati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to foreign languages, Xu Yuanchong also translated many of the British and French classics into Chinese. In his seventies, he was still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Proust’s masterpiece,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1990) and translated Flaubert’s “Madame Bovary” (1992), Stendhal’s “Red” (1993). At the age of 78 years old, Xu also published a voluminous long masterpiece, the translation of Romain Rolland’s “John Kristof” (1999). Xu was awarded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s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TAC) in 2010.[10] On August 2, 2014, at the 20th WorldConference of the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nslators (FIT),), FIT conferred The”Aurora Borealis” Prize on Xu Yuanchong, who is the first Chinese winner of the award.[11]

WorksEdit

My Most Beloved: Tang & Song Verses
Selected Poems and Pictures of Song Dynasty
Laws Divine and Human and Pictures of Deities[12]
Gem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13]
Classic of Poetry (《诗经》)[14]
Chu Ci (Qu Yuan) (《楚辞》)
Tao Te Ching (Laozi) (《道德经》)[15]
Analects (Kongzi) (《论语》)[16]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Wang Shifu) (《西厢记》)[17]
The Peony Pavilion (Tang Xianzu) (《牡丹亭》)[18]
The Palace of Eternal Life (Hong Sheng) (《长生殿》)[19]
The Peach Blossom Fan (Kong Shangren) (《桃花扇》)[20]
Poetry of Li Bai (Li Bai) (《李白诗选》)[21]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Sun Zhu) (《唐诗三百首》)[22]
One Hundred Song Poems (《宋词一百首》)[23]
Poetry of Mao Zedong (Mao Zedong) (毛泽东诗词集)[24]
The Red and the Black (Stendhal) (《红与黑》)[25]
Jean-Christophe (Romain Rolland) (《约翰·克里斯托夫》)[26]
Madame Bovary (Gustave Flaubert) (《包法利夫人》)[27]
In Search of Lost Time (Marcel Proust) (《追忆逝水年华》)[28]
AwardsEdit

Chinese Translation Association - Competent Translator (2004)
Chinese translation Cultur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2010)
Personal lifeEdit

Xu married Zhao Jun (照君) in 1959 in Beijing, they have a son, Xu Ming (许明), also a translator.

ReferencesEdit

Zhang Zhi-zhong (2005). “A Close Study on the Revision of Poetry Translation by Prof. Xu Yuanchong”.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 Retrieved 21 December 2011. abstract
“Xu Yuanchong”. China Book International. Retrieved 18 September 2011.
http://en.cnki.com.cn/Article_en/CJFDTOTAL-AKSZ200201013.htm
Wenfen Yang. “Brief Study o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1): 77. doi:10.4304/jltr.1.1.77-80. Retrieved 18 September 2011.
Wang Feng-xia (2008).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Genes in Poetry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f Excursion on Eastern Fields Cheerless by Xu Yuanchong”.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 Retrieved 21 December 2011. (abstract)
Chan Sin-wai (2009). A Chrolonolog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from the legendary period to 2004.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 216.
Dai Kai-hong (2006). “Translation of Poetry Approached by the Principle of”Beauty”—A Review of X.Y.Z.’s Translation of Grief beyond Belief”. Journal of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bstract
Lei Gao (January 2010). “\He advocates that the versions of poems should combine visual and aural beauties together, and they should reproduce the fusion of pictorial composition and musical arrangement.”.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1): 84–89. doi:10.4304/jltr.1.1.84-89.
name of the website
Chen Meng (translation) (20 May 2010).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ranslation”. EveryChina.com. Retrieved 21 December 2011.
Liu Wenjia (5 August 2014). “The first Chinese winner of ‘Aurora Borealis’ Prize: Translation changes the world”.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 Retrieved 17 August 2014.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0B-cO8ZzE0UC&hl=zh-CN
http://www.abc-chinese.com/b00clarw.html
《诗经》 (in zh-hans). Beijing: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9-09-01. ISBN 9787500120209.
老子 (2007-01-01). 《道德经》 (in zh-hans). Beijing: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ISBN 9787500112006.
孔子 (2005-12-01). 《论语》 (in zh-hans). Beijing: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040186116.
王实甫 (2009-09-01). 《西厢记》 (in zh-hans). Beijing: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ISBN 9787500122678.
汤显祖 (2009-09-01). 《牡丹亭》 (in zh-hans). Beijing: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ISBN 9787500122685.
洪升 (2009-09-01). 《长生殿》 (in zh-hans). Beijing: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ISBN 9787500122890.
孔尚任 (2009-09-01). 《桃花扇》 (in zh-hans). Beijing: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ISBN 9787500122692.
李白 (2008-11-01). 《李白诗选》 (in zh-hans). Changsha: 湖南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543850019.
许渊冲 (2012-01-01). 《唐诗三百首》 (in zh-hans). Beijing: 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 9787508521916.
许渊冲 (2007-12-01). 《宋词一百首》 (in zh-hans). Beijing: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公司. ISBN 9787500118114.
毛泽东 (2006-01-01). 《毛泽东诗词集》 (in zh-hans). Beijing: 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 9787508508474.
司汤达 (2012-06-01). 《红与黑》 (in zh-hans). Beijing: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27761.
罗曼·罗兰 (2010-12-01). 《约翰·克里斯托夫》 (in zh-hans). Beijing: 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 9787511706867.
福楼拜 (2011-08-01). 《包法利夫人》 (in zh-hans). Beijing: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22360.
乔伊斯·普鲁斯特 (2011-03-01). 《逝水年华》 (in zh-hans). Beiji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ISBN 9787513506106.
External linksEdit

Television show about Xu, CCTV-10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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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内藤虎次郎

A

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人,号湖南,生于秋田县鹿角市的儒学世家,毕业于秋田师范专科学院,曾为《明教新志》、《日本人》、《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日报》记者。
中文名内藤虎次郎
国 籍日本人,
出生日期1866
逝世日期1934
目录
1简介
2内藤与支那学派
3内藤的历史发展学观
1简介
编辑

1899年至中国游历,著《燕山楚水》。1907年10月被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两年后升为教授,讲授东洋史。1909年11月从住北京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京师大学堂的罗振玉处,得到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敦煌写本的消息和部分照片,立刻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敦煌石室发现物》、《敦煌发掘的古书》,首次向日本学界介绍敦煌文书的发现及其价值。1910年8月又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西本愿寺的发掘物》,介绍大谷探险队的收获,并应邀参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编辑《西域考古图谱》(1915)。在获知中国官府已将藏经洞所剩文书全部运抵北京后,与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滨田耕作奉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之命,于1910年8月至11月到北京调查敦煌文书。翌年写出《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并将所获资料展览。1924年,率弟子石滨纯太郎往巴黎、柏林等地收集资料,归国后发表《欧洲所见东方学材料》。
2内藤与支那学派
编辑

日本东洋史学已独立发展,不能等同于汉学或中国学,最早提倡者为那珂通世于高等中学的教师会上。而在各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成立中,首倡者那珂通世虽在东京大学,但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成立尚晚于京都大学。在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三讲座中,又因讲座教授者受训背景的差异,因而在京都大学形成两种不同研究理念的学风。即以内藤为首的“支那学派”,及以桑原骘藏为首的东京学风。表现在京都大学的两种不同学风,实即日本东洋史研究观点的缩影,亦即表现于京都大学内的东洋史研究风尚,有“支那学派”与“东洋史学派”之分。两派的中国史观,分别是“东京学派”采极端否定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即以德国兰克学派为史观;而“支那学派”的中国史观则是极为推崇中国文化,且与中国学者保持良好的往来关系,三田村泰助喻之为“内藤学”,亦是所谓“京都学派”的主导奠基者。两派主要的歧异,在于对中国考古文物的看法,东京学派以甲骨等考古文物为伪物,而内藤等“支那学派”则视其可证之史实。但此种对立的中国史观,并未影响两派学者间的私谊。持此种对立史观的学者,亦被后来的学者以对比的方式进行研究,如增渊龙夫的研究,即以内藤虎次郎与津田左右吉为对比,研究成其大作。继其后者,尚有五井直弘等人。两大学派虽史观不同,但都不可免的,参与了日本为侵略亚洲大陆所设立的研究事业。或因此,被讥为为帝国主义者服务。又由青江舜二郎及竹田笃司二氏的回顾,可窥知当时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学科的声望,更在东京大学之上。然此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所在,仅作为时代背景的了解,主要还是在探讨内藤史学研究方法,及其学术观点。
3内藤的历史发展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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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的历史发展观中,影响较大的有“天运螺旋说”与“文化中心移动说”。前者,有喻之为“天运螺旋循环说”,亦有学者视为大势论或时势论,然其间应有些微的差异。内藤此说的提出,即在反驳欧西学者的“中国文明停滞说”,即内藤有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观,但其认为历史变迁虽是循环的,然其发展过程则是有差异的。此外,内藤期望“天运螺旋循环说”的应用范围需加以扩大,期达于真、善、美之境,如此可得有一大有作用的学理。另一历史发展观即是“文化中心移动说”,内藤以文化中心的移动促成了统一大势,即其文化中心的移动非相对的兴衰,乃是文明的普及,即文化中心移到哪儿,文明即被带到那儿。即文明所到之处,该地即得到开发,开发的成果当会使文化差异缩小,因此而带来统一的气运。或因此种史观,内藤看中国五代的割据,不仅未妨害文化的发展,反而有助长文化的普及。又其“文化中心移动说”,早已应用在其第一本著作《近世文学史论》中,可知此一史学研究理论,与其学术研究相伴随,可视为其史学研究通则之一。此外,即其在“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历史观中,表现其对边陲文化的注目。因此,其以汉代的发展受秦、楚文化的影响。就内藤所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而每一种文化交流必当汇流产生出自有的特色。因文化交流是缔结人类文明的重要元素,笔者深信所有灿烂的文明都是经此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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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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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编辑
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美籍华人,曾从戎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的中华民国国军,后赴美求学,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1]
中文名黄仁宇
外文名Ray Huang
别 名李尉昂
国 籍美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
出生日期1918年6月25日
逝世日期2000年1月8日
职 业教授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密歇根大学
代表作品《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
逝世地美国纽约上州
目录
1人物生平
▪ 早年经历
▪ 从戎时期
▪ 美国时期
▪ 学术生涯
2个人生活
3学术研究
4主要著作
5社会评价
▪ 人物评价
▪ 名家评论
1人物生平
编辑

早年经历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父亲黄震白曾加入同盟会当基金成员,但并不是核心人物。
黄仁宇早年在家乡生活,在长沙市第一中学毕业后,1936年入读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1936年~1938年)。
从戎时期

由于抗战爆发,黄仁宇决定辍学,加入国军。抗战

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1940年),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47)后曾任国防部参谋。[2]
美国时期

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学位(1954年),硕士学位(1957年),博士学位(1964年)。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生涯

他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

《缅北之战》
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1982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以致一时”黄书走红”,有人开始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
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3]
2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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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娶美国女子盖儿为妻,并育有一子杰弗逊。
3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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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
《放宽历史的视界》
《放宽历史的视界》(2张)
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仁宇,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唯一博士生。曾先后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他曾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andCaiusCollege)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撰写专栏。
他的著作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3]
4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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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
出版社
时间
翻译
1
缅北之战
大东书局
1946年
  
2
明代的漕运
新星
2005年
张皓、张升
3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联经
2001年
阿风、许文继、倪玉平、徐卫东
4
万历十五年
中华书局
1982年
  
5
放宽历史的视界
允晨
1988年
  
6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时报
1989年
  
7
长沙白茉莉
时报
1990年
宋碧云
8
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
联经
1991年
  
9
现代中国的历程
华视
1992年
与劳思光、金耀基、戴国辉、高希均等合著
10
中国大历史
联经
1993年
  
11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时报
1993年
  
12
近代中国的出路
联经
1995年
  
13
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商务
1998年
  
14
关系千万重
时报
1998年
张逸安
15
大历史不会萎缩
联经
2004年
  
16
黄仁宇书信集
新星
2006年
  
17
中国并不神秘
  
1974年(没有出版)
  
18
长沙白茉莉
九州出版社
2009年[3]
  
5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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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黄仁宇(1918年——2000年)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有人

《关系千万重》
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
众所周知,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他的账,甚至说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正如耿立群先生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在此,编者将海峡两岸学界内外评论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言论整理出来,让读者能多侧面、多层次地去了解他。[3]
名家评论

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

《天北地南叙古今》
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他(指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朱学勤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

《长沙白茉莉》
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 “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
——(台湾)王泛森
“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台湾)龚鹏程教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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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黄仁宇 .黄仁宇全集 :九州出版社 ,2008年 :起始页 .
2. 2013-10-22开卷八分钟 《缅北之战》(二) .凤凰网 [引用日期2014-02-22] .
3. 黄仁宇 .偶社 [引用日期2013-0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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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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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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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编辑
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1908年―1977年),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后作为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著述活动。著有《竹内好全集》17卷、《鲁迅》、《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现代中国论》、《中国革命的思想》、《新编鲁迅杂记》、《作为方法的亚细亚》,其著述对日本学术界发生过巨大影响。
中文名竹内好
国 籍日本
出生地日本京都
出生日期1908年
逝世日期1977年
职 业社会学家、汉学家
毕业院校东京帝国大学
代表作品《竹内好全集》17卷、《鲁迅》等
目录
1简介
2大事年表
3学术贡献
▪ 研究鲁迅
▪ 《中国》
▪ 竹内模式的主题
▪ 中国落后的原因
▪ 思想“焦点”
▪ 多领域涉猎
▪ 学术成果
1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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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以杂志《中国》为基地,连载《为了了解中国》等启蒙文章,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对于他来说,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中国开辟了史无前例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这是因为,它以对于欧洲入侵(也包含日本的)的抵抗为媒介,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到这里,可以说竹内模式便完成了。
2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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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
1931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学习。
1932年赴中国参观,1933年与冈崎俊夫、武田泰淳等组织中国文学研究组,
1934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中国文学研究组改称中国文学研究会,1935年该会创办《中国文学月报》(以后改为《中国文学》),担任该杂志主编。
1935—1937年第二次赴中国考察。
1940年任回教圈研究所研究员,于1942年赴中国内蒙等地调查。
1942—1944年参加《东洋思想丛书》(83种,日本评论社刊)的编写,撰写第44种《鲁迅》,此后即被称为“竹内鲁迅”。
1944年应征入伍参加日军,派驻中国湖南省。
1946年7月复员后专心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949年任庆应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52年起任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1953—1954年编辑《现代中国的作家们》(和光社刊)。
1955—1957年参加岩波书店组织的《鲁迅选集》(13卷)的编译。
1960年为抗议当时的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条约而辞职,其后组织思

竹内好
想科学研究会、鲁迅之友会、中国之友会等。
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
1962年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5卷本,平凡社刊)的编译。
1963年参加《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的编写。
1964—1966年任《中国的思想》(13卷本,德间书店刊)的主编。
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全集》(豪华版)的编译,主编《中国·鲁迅》。
1967—1973年编写《为了理解中国》(3卷),获第24届每日出版文化赏。
1968年参加编辑《日本现代文学全集》(讲谈社刊)的编辑,主编第93卷《竹内好集》。
1969年编译《世界文学全集》(彩色版)第35卷《鲁迅、老舍》。
1970年编译《现代中国文学》(河出书房刊)第1卷《鲁迅》和第2卷《茅盾》。
从1970年起开始《鲁迅全集》的翻译。
1973年发现癌症后,坚持参加《中国讲座》(5卷本,筑摩书房刊)的编写,与野村浩一共编《革命与传统》卷,并开始整理《转变时期——战后日记抄》,继续《鲁迅全集》的翻译。
1977年3月1日因癌症去世。
3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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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

竹内好最引人注目的业绩是鲁迅研究。它不仅在战后具有绝大的影响力,而且至今仍继续被研究者引为参照。并且不止是鲁迅研究,在日本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领域,如:对丁玲、茅盾、郁达夫、林语堂等的研究方面,竹内好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他的业绩并不限于文学研究。以鲁迅研究为基础,他介绍了孙文、蔡元培、毛泽东等的思想和传记,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对于新中国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和思想性意义加以了整体性的诠释。所谓竹内模式或者竹内范型,就是在这里形成的。立志于中国研究的下一代人,把它作为理论框架加以继承,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

竹内好以杂志《中国》为基地,连载《为了了解中国》等启蒙文章,

竹内好
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对于他来说,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中国开辟了史无前例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这是因为,它以对于欧洲入侵(也包含日本的)的抵抗为媒介,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到这里,可以说竹内模式便完成了。
竹内模式的主题

竹内模式的主题来自鲁迅与毛泽东。他认为,鲁迅所走过的道路作为一种定式,也适用于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广而言之,亦适用于中国革命。毛泽东在落后的农民那里发掘出了革命的动力,依靠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引导革命走向成功;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虽然革命的敌人具有强大的实力,然而实力可以削弱,亦可补充。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依靠精神道德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对手,这种可能性便在“回心”中产生。
中国落后的原因

鲁迅
竹内好指出:近代落后了的中国,勿宁说通过对于落后的自觉而将民族主义转化为道德感召力,从而带来新中国的再生。可以说,这是将鲁迅模式扩展至毛泽东,进而依靠这两者解释中国近代化亦即当时的新中国成立过程。这是一个宏大的假说。但是,这一通过对落后的自觉而使现存力量的关系相对化的思想本身,并未失掉它的意义。对竹内好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思想构架。例如,下述引文可以有助于对这一点的理解:“中国的近代化在时间上落后了,但同时使其在质量上处于优势”。“鲁迅这样的人之所以得以产生,没有激烈的抵抗作为条件是无法想象的。不是如同欧洲的历史学家所说的亚洲的停滞、日本进步历史家所说的亚洲的停滞的那种落后的社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他所强调的是,在落后的事物当中,蕴藏着产生优秀思想与道德的力量,其优秀性仅仅依靠经济的和物质的力量关系是无法理解的。竹内时代,是冷战机制支配世界,反殖民主义尚具明确意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去探寻毛泽东与林语堂的差别而是着眼于他们共通的民族主义部分,不能不说是竹内好的真知灼见。
思想“焦点”

竹内思想的“焦点”,在于他作为思想家的态度。这是通过否定的过程而使被否定的对象获得新生的思想态度。从中,可以抽取出有关落后所暗含的道德优势、为消灭恶而存在的恶这一内在批判的逻辑等等悖论性的结构。
多领域涉猎

竹内好与他的同时代日本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位活跃于多个领域的人物。他与大学时代的伙伴商谈,在1935年发起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杂志《中国文学研究》,从率先将现代中国文学作为正式研究对象这一意义上说,在日本,它起到了先驱性的作用。
学术成果

《赛金花》(刘半农原著,生活社,1942年)
《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
《日本的意识形态》(岩波书店,1952年)

竹内好著作
《现代中国论》(河出书房,1951年)
《鲁迅入门》(东洋书馆,1953年)
《文艺的创造与鉴赏》(5卷,岩波书店,1954-1955年)
《文艺讲话》(毛泽东原著,岩波书店,1956年)
《战后的民众运动》(青木书店,1956年)
《鲁迅选集》(岩波书店,1956-1957年)
《鲁迅评论集》(岩波书店,1957年)
《无产阶级文学》(岩波书店,1959年)
《现代中国论》(普通社,1963年)
《预见与错误》(筑摩书房,1970年)
《为了理解中国》(3卷,劲草书房,1971-1973年)
《从日中出发点开始》(河出书房,1972年)
《日本与中国之间》(文艺春秋社,1973年)
《近代日本与中国》(朝日新闻社,1974年)
《转形期——战后日记抄》(创树社,1974年)
《为了亚洲研究工作的开展》(创树社,1975年)
《鲁迅杂记(新编)》(劲草书房,1976年)
《鲁迅著作集》(7卷本,未完,1971年)
《竹内好评论集》(筑摩书房,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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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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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编辑[mǎ xù lún]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现代学者、书法家。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男,汉族,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少年时入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介石,读《黄书》、《民约论》等。后因主持正义,一次学潮后被校方除名。出校后刻苦自学,致力于六法训诂、经史、韵文兼治新学,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1949 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中文名马叙伦
别 名字彝初(夷初),号石翁,寒香,石屋老人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
出生地浙江杭县
出生日期1885年4月27日
逝世日期1970年5月4日
职 业学者、书法家、哲学家、政治家
代表作品《新世界学报》、《政光通报》
党 派中国民主促进会
目录
1人物介绍
2人物简历
3生平经历
▪ 书香世家
▪ 名师指导
▪ 精忠报国
▪ 投身革命
4厨艺大师
5藏书故实
6主要著作
7纪念邮票
1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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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好书,开蒙之际便课八法。早年得力于欧。作书腕肘并悬,指臂齐运,擅楷、行兼及篆

马叙伦
凝练。于秀丽中含劲健之姿,清远简穆,风神竣朗。出版《马叙伦墨迹选集》、《 马叙伦 先生书法选集》等。作有论书绝句十首及短论数十篇,言简意赅。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于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老庄哲学、诗词等皆有建树。
2人物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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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马叙伦毕业于杭州养正书塾,曾任上海《选报》、《国粹学报》编辑,后以教书为生。
辛亥革命前加入柳亚子等发起的南社。1911年赴日本,在东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浙江参与筹办民团,响应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参与浙江光复,任都督府秘书,后协助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
1913年,任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文职教员,并应邀于1915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兼课。1915年冬,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辞职南下回上海。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邀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2年夏,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此后,曾任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1929年冬辞职,次年回北大任教。1932年应聘为国难会议议员。1936年1月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被推为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因贫病交加,蛰居上海,化名邹华孙,专事著述。
1945年底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入

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游行示威,被推举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团团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1947年底,到香港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9年与李济深等赴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1949年至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长,从1952年到1954年是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部长。
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是马叙伦的建议。
关于马叙伦是否真的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学界又有新认识,详细请参阅2007年6月29日的《光明日报》“马叙伦加入过同盟会吗”一文。
3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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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世家

马叙伦:祖籍绍兴豆姜车家弄(现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车二村),高祖是

年久失修的马叙伦车家弄祖居
农民,曾祖是鞋匠,开个小鞋铺。祖父三考出身,做过京官。父亲继承书香,写得一手好字,但一生坎坷,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他五岁那年,父亲就给他延师破蒙,期望殷切,督教极严。10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可是母亲偏要他继续念书,并嘱咐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爸爸争争气。”从此,这位贤母加倍辛劳,以十指所得,供他一人读书。他不负慈母期望,学习勤奋,过目成诵。11岁那年,他跟父亲生前好友汤颐琐先

1956年周恩来、马叙伦等在中南海
生到苏州读书。不久,他又随亲友去温州就读。13岁那年,他回到杭州,先后进宗文义塾和范文成老师的私塾读书。14岁那年,碰上戊戌变法,杭州有了新式学堂。翌年夏,他进养正书塾读书。
养正是一个比较新式的书塾,设有国文、历史、掌故、地理、数学、英语等课。对于地理、数学、英语等课,他总是格格不入,学不进去;但对于国文、历史、掌故等课,他则得心应手,在学习成绩上总是名列前茅。星期考试,一连考上七次第一。半年之内,连升两班。一年以后就升为特班生。当时他想:自己“总算生长在仕宦之家,幼年晓得文天祥是个状元宰相,尽忠报国的人,很羡慕他,所以也想中状元,做宰相”,⑵成为历史名人。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革命浪潮打消了。
名师指导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挟着光绪皇帝逃出了北京城。一天。他从陈介石老师那里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好像天从头上压下来了”,不禁嚎啕大哭。这位老师却不声不响,等到他实在哭得太伤心了,才慈祥地对他说:“不要哭了,你回去吧,我慢慢地给你讲明白。”翰林出身的陈老师,是他平时所尊敬的历史学家,善于采用启发诱导的方法。那天以后,并没有找他谈话,只是在上历史课时给学生讲些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换代的历史。听了这些,他心里似乎亮堂多了.接着,陈老师又介绍他阅读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及《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禁书。得到这些书以后,他夜以继日地贪婪地阅读着。这些论著和史实,激起了他的义愤,打消了“尽忠报国”的糊涂思想。
接着陈老师又指点他阅读一些西欧进步书刊的译著,最先读到的是严复翻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当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时,他感到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极为新鲜的境界。
他又读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法意》的作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其后,他又读了法国卢梭的《民约论》。这本书阐述了天赋人权和平等自由的理论。论证了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的观点,被称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书”。
精忠报国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寻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清政权建立民主国家不可了。他开始找志同道合的革命者。

马叙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大会发言[1]
在同学里,他把特班生里的汤尔和、杜士珍引为同志,并拜了把子。他们三人开始做组织同学的工作。
他们担任了备班生的教师,指导小同学们读书。他们向总理(校长)上书,要求开设体操课,增加体育设备,活跃体育生活。
他们用个人得到的奖学金购置书报,办起了一个小藏书楼,叫做“皆大欢喜藏书楼”,给同学们提供了阅览场所。
他们还组织各种时事演讲会、新知识辩论会,开展各种社交活动。
投身革命

1901年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他和汤、杜两人将于翌年暑假毕业。校方已内定派他们三人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他们也互相约定赴日本学陆军,以便学成后干革命。可是就在毕业前两个月,校里发生一次学潮,把他和杜士珍卷进去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校里有一位学正,官儿不大,平时威风却不小,早为同学们所侧目。一天晚上,有三位同学和学正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们本来就不把学正放在眼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学正向他们怒目而视,他们却装作没看见,继续高声谈笑。这一来,学正发脾气了:“食不语,寝不言’,夫子之道也。你们懂得吗?”
“我们不懂。嘻,嘻!”
于是学正拍案而起,盛怒而去。同学们都替这三个人担忧.果然,没过多久,校里的监督(养正改为学堂后的校长)坐着四人大轿,冲进校门,立即在“君子堂”里召集全校师生,要把三个肇事学生宣布开除出校。
马叙伦和几位特班生急了,立即邀请总教习陈介石来挽救,陈老师毫不推辞,一口气跑进办公室。监督拿起朱笔正要写开除布告,陈老师迫不及待地嚷道:“不能!不能!”
“本监督自有权衡,该教习毋得干预!”
“那末我也辞职好了!”
听说总教习辞职,满堂学生都轰动了:“陈老师辞职了,我们都走!”
同学们说到做到,一面凑出钱来租房子,作为暂时安身之所,同时推几位特班生写呈文向三大宪(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控诉。第二天清早,大家向孔夫子牌位行个礼,就陆续离开学校,以示决绝。事情闹大了。校方就用分化手法,稳住了大部分学生继续上学。校里六个特斑生,除汤尔和因病未参加学潮外,都因带头闹事,被开除出校。
被开除出校以后,赴日留学的计划落空了。为了生活,马叙伦跑到上海从事报刊编辑工作。
那时,上海是维新和革命两种思潮集中角逐的场所,各种刊物蓬勃兴起.他身临其境,感到耳目一新.他先后帮蒋观云编辑《选报》,帮赵祖德办《新世界学报》,任主编。后来,他又和黄晦闻办《国粹学报》,邀章太炎、柳亚子、陈佩忍、刘师培等人写文章.这个刊物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想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寻找反清、反帝的武器。出版以后,居然风行一时。在革命思潮的不断陶冶中,他提高了思想意识,更坚定了革命斗志。
一次他在西湖游艇里高声唱道:“一击满湖(谐“满胡”音)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20岁结婚时,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新房门口。上联是“卿桴独立鼓”,下联是“我揭自由旗”。豪情壮志,放言无忌。
结婚以后,他在杭州、江山、诸暨等地做了两年教员,传播革命思想。1906年下半年,他应陈介石老师之邀,到广州两广师范馆和方言学堂先后教书。方言学堂学生有许多是同盟会的会员,他和学生之间,不仅有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他当时以“戎马书生”自励。课余之暇,就练习武术、骑术。不久,他居然可以不用控缰踩镫,放手让骏马飞奔了。
1908年,清廷颁布咨议局章程。次年l0月,各省咨议局开会,陈介石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长。马叙伦应陈老师之邀,辞去方言学堂教职,回杭州工作。_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课,在《浙江日报》担任社论主笔,还在咨议局兼了一个职务。通过教学和报纸,传播革命思想,鼓吹民族和民权主义,反对清廷统治和君主政体。19l0年,他参加了由柳亚子、陈佩忍、高旭等发起的南社。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l9l1年夏季,他专程去日本会见章太炎,商讨革命策略。经章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回杭以后,立即投入江浙两省民众为保卫沪杭甬铁路的权益而掀起的爱国护路运动。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发难。他立即商得陈介石议长的同意,由咨议局邀请杭州商会和各界绅士共同发起组织民团。成立民团局,推汤寿潜、陈介石分任总、副理。表面是维护治安,实际是准备响应起义。他和汤尔和、楼守光三人分别担任城区巡防,并联络驻军,准备发动起义。
到了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标统周承菼部起义成功,包围了巡抚衙门,活捉巡抚增韫。第二天大早,马叙伦到咨议局商量善后,决定由陈介石、沈钧儒、褚辅成和他四人署名,电邀汤寿潜来杭就都督职,接着就组成都督府,由褚辅成任民政司长。沈钧儒任教育司长,张鸿任财政司长,他被任为都督府秘书。
4厨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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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常与美食佳肴结缘。究其根源,食品文化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罢了。历史上很多名人如苏东坡、李渔、袁牧、曹雪芹等,不仅善作佳肴美馔,也纷纷将佳肴美馔写成著作或收集成食谱流传至今。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鲁迅,在少年时代写过的《戛剑生杂记》,也曾津津有味地提到过数种菜肴。马叙伦先生也有此种爱好。关于马叙伦先生,世人多知其为革命家、哲学家、教育家,还兼擅古文、诗词、书法,殊不知他还是一个美食家。
我没有见过马老先生,只是与他的后裔有过交往。马先生字夷初,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任高教部部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患病而卧床,一九七?年逝世,享年八十六岁。他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其它诸如参加南社、编辑《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等等,是为当时士林之俊彦。民国以后任过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并在北京大学任过哲学教授,讲老庄哲学,对儒、道、释诸家兼而通之,著有《庄子义证》等。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马先生大愤离职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奔走呼号反对专制,组织民主促进会,引起国民党政权嫉恨,因而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一时声动全国;周恩来当时曾亲赴医院慰问。毛泽东对马先生的道德文章也颇为推崇,进北京后曾亲自登门拜访,新中国成立伊始即亲自指定马先生与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等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我见过一幅照片,那是一九五三年元旦宴会上,马先生曾与毛泽东主席比肩而坐;据说凡上下台阶,毛泽东均亲自搀扶,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马叙伦的器重。
马先生的信仰诚如他自己所云是为社会“生死不计”,但他的兴趣却又是多方面的。从他早年出版的两种随笔集《石屋余渖》、《续渖》中,竟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美食家,竟善治佳肴美馔。
听老辈人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旧北京餐馆食谱中有三种以当时名人命名的肴馔:
马叙伦书法
马叙伦书法(33张)
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而其中的“马先生汤”即为马叙伦先生所创。当时北平中山公园辟有茶座,为社会名流茗谈雅集之处。马先生常光顾那里的川黔馆长美轩,看到那里菜烧得好,惟独汤不甚佳,遂将自己所创“三白汤”的制作方法告诉厨师。长美轩仿制后命名为“马先生汤”,到此品尝者无不称赞,以后此汤便成为长美轩的一大特色。
何为“三白汤”?三白者,即白菜、笋、豆腐也。因皆为白色之物,故名。原料看似简单,做法却十分复杂。不但主料要选最好的,还要配以雪里蕻等二十余种作料。此汤烧制后,味极鲜美。马先生在《石屋余渖》中说:“……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蕻为要品……”看来作料中最重要的是雪里蕻,别的尚可“增减”,惟此不可缺也。
据说,长美轩仿制的马先生汤虽然鲜美,但比马先生亲手所制“三白汤”的味道仍要略逊一筹。其中奥秘恐怕自然在火候及作料配置上。中山公园里的餐馆中已没有“马先生汤”了,不妨可以说已是“广陵绝响”了,因为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没有品尝过。那时能在长美轩品尝“马先生汤”而今又健在者,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当时有一定社会身份。二、年龄起码要在二十岁左右。我认识两位老先生,一位是张中行;他在《负曝闲话》一书中谈起过马叙伦和“三白汤”,但他没有品过。另一位是郑逸梅,他在其所著的《南社丛谈》一书中也提到过“三白汤”,但郑老也未曾品尝过。可见称之为“广陵绝响”并不为过。
5藏书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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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好藏书,有藏书楼名为“天马山房”,所藏宋、元、明、清本、稿本、抄本、批校本数百种,清人的词集最多,编有《天马山房藏书目》2册和《天马山房书目》,未刊,著录近2 000种。1946年举凡将所藏2万余册归于辅仁大学图书馆;1950年,又将杭州的藏书1 944册捐给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物归于浙江博物馆。[2]
6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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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书疑义举例札迻 1918年 铅印本 (1905年国粹学报1卷1、2号)
2.古书疑义举例三补校录 民国十三年秋刻本 又收入长沙鼎文书社辑《古书疑义举例丛刊四种》 1924年版
3.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校语补正 1918年 铅印本
4、庄子札记 十四卷 上下册 1919年
5、庄子义证 五卷 民国八年 铅印本 三十三卷 附录二卷 1920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6册) 校补记一卷(共三十六)
6、老子覈诂 四卷 1924年 景山书社 又1925年印本
7、老子校诂 1956年古籍出版社 1974年中华书局 (17万字)
8、说文解字研究法 1929年 商务印书馆版(1928年重定本)。 1933年 1988年 中国书店 (1935年一册)
9、中国文字之构造法 1927年上海暨南大学 铅印本
1O、读吕氏春秋记 1931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 铅印本
11、西溪历樊榭先生祠堂记 1932年 印本(马叙伦撰 余绍宋书)
12、周凤山先生墓志铭 1932年 石印本(黄侃撰 马叙伦书)
13、象山纪子庚墓志铭 1935年
14、故北京大学教授瑞安许叔玑先生之碑 1935年 石印本 (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15、读书小记 1931年 商务版 后收入天马山房丛书 (卷一卷二)
16、读书续记 1939年 商务版 (卷三、四、五)
17、读书续记 五卷 ([按]1919年2月27日起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86 中国书店 (卷六、七)
18、六书解例 四卷 1931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19、六村解例 1933年 商务版
20.石鼓文疏记 1935年 商务版 1935年再版
21、天马山房丛著 1933年自费印行
22、尔雅讲义 民国间抄本 藏北京图书馆
23、殷虚书契前编所见许氏说文解字所无之字 1942年稿本(藏北京图书馆)
24、马叙伦言论集 1946年 山东新华书店编印
25.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从书之一) 1947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9月再版 1983年12月三联书店重版 又台湾文海版 又收入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沪版
26、石屋余渖 1948年上海建文书店 [按]1947年3月9日《文汇报》 浮世绘版开始连载 1984年上海书店
27、石屋续渖 1949年上海建文书店 1984年上海书店 (8万字)
28、石屋余渖 石屋续渖 1996年山西古籍出版社横排本
29、马叙伦学术论文集 1958年科学出版社

《石屋续沈》
30、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1957年科学出版社(15册) 1985年 上海书店(8册)(244万字)
31、庄子天下篇述义 1958年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7万3千字)
32.读金器刻词 1962年中华书局
33.马叙伦墨迹选集 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34、马叙伦书法选 198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35、马叙伦先生法书选集 198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36.马叙伦政论文选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
37.马叙伦诗词选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
38、读书续记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1939年商务印书馆)又卷八~卷十五未及出版,原稿存北京图书馆
39、石屋余沈 上海书店1991
40、石屋续沈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7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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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 爱国民主人士纪念邮票 1994年
为了表达历史和人民对爱国民主人士的永久纪念,我国原邮电部于1994年2月25日发行一套《爱国民主人士(第二组)》纪念邮票,当中面值50分的一枚图为马叙伦。设计者采用竖式票幅,白色底衬,深动动刻画了人物的面部形象:长髯飘胸,双唇紧闭,眼镜下目光炯炯,额头上层层皱纹,既透着学者的儒雅风度,又洋溢着热爱祖国、追求民主的热情,可亲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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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
参考资料
1. 马叙伦旧照 .东华流韵 [引用日期2012-07-1] .
2. 李玉安 黄正雨 .中国藏书家通典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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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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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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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编辑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高本汉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四十年之久。
中文名马悦然
外文名Goran Malmqvist
国 籍瑞典
出生地瑞典的云雪平
出生日期1924年6月6日
职 业汉学家
毕业院校乌普萨拉大学
主要成就1951年获汉学博士学位
代表作品另一种乡愁 ,俳句一百首
目录
1人物经历
2学术成果
▪ 著作
▪ 译作
▪ 论文
3主要成就
4哲学研究
5热爱汉学
6中西交流
7人物轶事
▪ 关于沈从文
▪ 关于高行健
▪ 关于莫言
8花絮
1人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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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男,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南部的延雪平(Jonkoping)市。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翻译过《水浒传》《西游记》《桃花源记》和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等,组织编写

了《中国文学手册》,并向西方介绍了《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中国古典著作。[1]
1924年,马悦然出生于瑞典的南部。
1946年,马悦然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瑞典大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学生,1946年跟着老师高本汉学习古汉语和中国音韵学。
1948年来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1949年到中国西北,过塔尔寺,拜见活佛班禅额尔德尼。
1949年后,马悦然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任职。
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马悦然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地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工作。
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悦然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
2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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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马悦然
《另一种乡愁》
《俳句一百首》
《二十世纪台湾诗选 / 马悦然等主编》 – 台北 : 麦田出版, 2001。
《中国西部语音研究》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
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
1977年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英文)一书。
译作

马悦然和李锐
陶渊明《桃花源记》
老舍《普通病房》
董仲舒《春秋繁露》
《西游记》《水浒传》
《诗经》部分
唐诗宋词
沈从文《边城》《从文自传》
《毛泽东诗词全集》
张贤亮《绿化树》
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
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
台湾诗人商禽《冰冻的火炬》
高行健的小说戏剧集以及长篇小说《灵山》
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1983年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北岛和顾城)的诗选《海岸与被宠坏的孩子》
1986年编辑翻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
论文

马悦然
《论〈左传〉中“其”字的不同功用和意义》
《〈西游记〉中疑问句结构的责任形式》
《西部官话语音研究》
《论先汉及汉代文本中“嫌”字的语义》
《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诞生》
1969年用英文发表《论汉代以前和汉代文献中词素(嫌)的意义》一文;登载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
1980年9月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十七届欧洲中国学家大会》上做了题为《论“其”在〈左传〉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报告。
3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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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导师高本汉一样,在学术研究领域,马悦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中国西部语音研究》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1948年他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第一部译作。后来又翻译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普通病房》,发表于1958年。是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这套手册分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四大卷,每卷大约收名家作品100篇左右,马悦然对收入的作品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此外他还发表和出版了200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方面的论著。[2]
1969年用英文发表《论汉代以前和汉代文献中词素“嫌”的意义》一文,登载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1980年9月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十七届欧洲中国学家大会上做了题为《论“其”在〈左传〉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报告。他的研究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思想史、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他在中国古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领域中硕果累累,曾经将中

马悦然
国古典小说《水浒》、《西游记》译成瑞典文。近些年来他承担了欧洲汉学协会3项主要国际学术研究计划项目之一,即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马悦然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的编写工作,这套手册为精装大32开本,共四卷。第一卷为中、长篇小说,第二卷收短篇小说,第三卷的内容是诗歌,第四卷是戏剧。共收400篇左右的作品,内容包括作家简介、作品收藏与版本情况、作品内容梗概、作品的赏析评论和参考书目。参加这项工程的有欧洲11个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地的学者100多人,《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对入选作品要求很严,作品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适合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也要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例如第三卷诗集,既收了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收了杭约赫、兰冰等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作品。《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不仅在于作品的入选标准严格,资料性强,而且赏析评论部分也具有较高水平。每一分卷前面都刊有一篇学术水平较高的序言,如第四卷戏剧集的序,阐述了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与戏剧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发展过程描写详细,可以当做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纲来读。这样大规模的合作研究工程取得如此成功,与马悦然的组织能力及其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1977年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英文)一书。
后来,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大量翻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有《毛泽东诗词全集》、沈从文的《边城》(1987年瑞文版出版)、《从文自传》,以及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台湾诗人商禽的《冰冻的火炬》以及高行健的小说戏剧集以及长篇小说《灵山》,另外他还翻译了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和艾青的许多诗歌。到1992年为止,他的全部文学译作就有700种之多。马悦然还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 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1983年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北岛和顾城的诗选《海岸与被宠坏的孩子》。1986年编辑翻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中包括“朦胧”诗人北岛、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人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努力,促进了不少瑞典诗人的作品也陆续被译为中文。
马悦然的翻译功底在翻译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却能将《灵山》译得非常漂亮,可见,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1996年于巴黎出版,由杜特莱夫妇(Noel Dutrait,Liliane Dutrait)翻译。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马悦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关于古代典籍《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研究,并从事实和义理两方面来理解和研究《春秋》;曾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译为英文。
马悦然精心译注了这两种典籍,并作出了基本的学术判断:《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典籍虽然在用词、语言结构和写作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基本造句结构显示出这两种典籍大体上是属于汉语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显示了一种在新旧造句法之间摇摆的特点,是汉帝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使用的写作手法,对汉以后学者的写作风格很有影响。虽然这两种典籍的语法结构能反映汉语在同一过渡时期的风格特征,但可以确定,《公羊传》问世在前,《谷梁传》产生在后。循着这条线索分析下去,马悦然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即董仲舒为研究“公羊”学而写的《春秋繁露》,全部85章中极大部分章节不是

马悦然
他本人写于西汉初期,而是经东汉以后的人、甚至是魏晋南北朝人删改或托名伪作的。现在所见的《春秋繁露》最早版本,来自于唐代孔颖达著《五经正义》,其中大部分章节与班固(32—92)记录汉章帝时群臣辩论经学结果的《白虎通义》及何休(129—182)的《春秋公羊解诂》有关,因为《春秋繁露》在阐释“公羊经”的含义时甚至多处录用了《白虎通义》与《春秋公羊解诂》的内容。
马悦然还写了不少赏析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不仅显示了他高度的艺术鉴赏力,也显示出他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他的《一张牡丹画上的六首诗》只是一篇赏析性文章,却传递出大量的近代历史人物的讯息。他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一篇专门领域内的学术性论著,但就其对清代社会君臣之间关系的描述,特别是对满、汉官员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剖析,显示了他对清代社会历史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满汉文化在一个官僚体制内部相互渗透情形的深刻了解。
马悦然广泛涉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他曾经写过一篇研究《荀子》著作中有关民歌的文章。对其中的56节民歌,作出了详细的译注。马悦然还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唐代三台诗译注》,研究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一种唐代民歌。马悦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总是把文学鉴赏与历史背景的分析结合起来,以此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他的《辛弃疾词论》尤其表现了这个特点。马悦然译注了辛弃疾所填的十三阕《沁园春》,他发现,这是辛弃疾最喜欢用的曲牌。他指出,辛词语言浅白,押韵严格,并带有一个悲怆的结尾,词中常常使用象征手法或某种特殊的意象来衬托主题,是最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另外他还翻译了10卷本的《唐宋诗词选》。
马悦然还发表过一篇文章《康有为》,介绍了康有为与瑞典的关系,着重分析了他的社会理想。他把康有为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介绍给瑞典读者。康有为于1904年和1906年两次访问瑞典,逗留瑞典期间,他考察了医院、监狱、工厂、学校、幼儿园和图书馆,他研究这些机构对社会改造的作用,以及瑞典社会结构的特点,认为这些社会措施正与他在《大同书》中所倡导的社会理想相吻合,他的日记中对参观瑞典各社会组织机构的过程与自己的感受有详细的记载,这些日记如今还保留在马悦然的手中。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马悦然不仅在文学作品翻译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中瑞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与许多中国学者、作家和诗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和诗人北岛、翻译家李之义合作出版了一册中文版的《北欧现代诗歌选粹》,他编写了多种汉语教材,供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青年学者使用,在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与教授期间,有13名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不仅两度担任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领导了欧洲的汉学研究活动,同时,他也是其它一些人文科学机构的成员。例如,他多年来一直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人文学会的巡视员,他也是著名的瑞典中国研究会的成员之一,在这些职位上,他并不是一个名誉成员,而是积极从事具体的工作,如多次参与组织国际汉学大会,从各方面促进当代瑞典以及欧洲的汉学研究。瑞典还设立了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奖学金,通过他个人的影响,争取各种捐助,时常邀请一些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与学者前往瑞典和其它北欧国家访问讲学,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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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
马悦然不仅钻研古代语言,而且对东方古代哲学极为感兴趣,在入学的头两年,他读了不少东方古典哲学著作。其中,老子的《道德经》即使他产生强烈兴趣,又使他十分困惑,他遍读英、德、法等几种语言的译本,不知道哪一种最接近原著,能够给他以确切的解释。于是,他决定去请教当时最有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告诉他这些译本的质量都不够好,便把自己的尚未付梓的英文译稿借给他阅读,从这次与高本汉谈话开始,马悦然感到,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似乎已经确定了。随后,他接受高本汉的劝告,1946年离开乌普萨拉大学,转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学习了两年汉语以后,1948年,马悦然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中国进行方言调查。由于他的老师高本汉早年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的北方,一直没有机会一探南方语音系统,便乘此机会,让他到四川进行方言调查,此时他还不会说汉语。从上海到重庆、成都,他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内作了八个月的方言调查。后曾去西藏旅行,返川后居住在一位中国化学教授家中继续学中文。1950年他与那位教授的女儿陈宁祖结婚。马悦然在四川北部工作了两年,成功地收集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资料,他在返回瑞典之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
5热爱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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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
1951年获汉学博士学位。1952年,马悦然回到乌普萨拉大学语言学系,教了一年汉语和中国文学;1953年到1955年,他任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到瑞典外交部工作;1956年至1958年,他被瑞典政府外交部任命为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在中国的几年中他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与著名作家老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8年至1964年,马悦然离华回国,随即受被聘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中文讲师,后晋升为汉学教授和东方语言系主任。1965年,马悦然的老师高本汉从汉学系教授的位置上退休,马悦然及时回到了瑞典,运用他在英伦与澳洲取得的教学管理经验,正式组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他并且提出,为了促进瑞典的汉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应将皇家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和远东考古博物馆里的中文图书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专门的东亚图书馆,这个建议在20多年后于1986年才成为现实。汉学系刚建立时只有几个学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形成了综合培养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的教学规模。1966~1969年先后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系主任、瑞典文学、历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长。1967~1977年任亚洲学院院长。1980~1982和1986~1988年间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1984年当选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荣誉院士。1985年,马悦然获选加入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成为院中唯一的汉学家院士,拥有诺贝尔奖的投票权,这是一项终身职务。1978和1984年,由于他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两度获得瑞典国王奖。1990年6月,马悦然从汉学系主任与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但他仍在积极从事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中瑞文化交流工作。
马悦然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词,到散曲,到辞赋古文,乃至《水浒》和《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小说,他都译成了瑞典文。在一篇题为《瑞典的中国研究概述》的文章中,马悦然的学术接班人罗多弼指出,70年代以后,马悦然的工作从前期的疏解知识谜团转入文化阐释。他还特别强调说,马悦然的博学强记和精确的分析能力,再加上那特有的审美感受,最有助于从事这一跨文化的媒介工作。
6中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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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
马悦然教授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正是他真正把欧洲的汉学研究领域从考古学、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并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他一开始就按照他的导师高本汉教授的治学方法,在古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马悦然教授在汉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1950年到1984年之间,他发表了上百种的研究论著,涉及到语言、文学和哲学研究等学术领域。从古汉语语法和音韵分析到四川方言调查,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到当代朦胧诗的译介,他的学术研究涉猎了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的众多领域,他不仅继承了西方汉学前辈审慎严谨的治学方法,并且改变了瑞典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独尊先秦的学术传统,带头将欧洲的汉学研究重点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社会文化领域,把学术研究与促进国际间,特别是中瑞两国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具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当代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光大和发展。
7人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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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从文

马悦然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没有去世,他肯定获诺奖。”
马悦然: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头一个可以获奖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他1949年放弃写作之后,埋头于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觉得他写的那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非常漂亮,很多专门做服饰考古的学者没有人能写出他那样出色的书。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3]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马悦然回忆道:“当时是龙应台先问我,你知道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就给在瑞典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打了个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又说,谁?我马上就挂了!他是文化参赞,却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在(瑞典)学院开会,那时是主席,会议结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个议事锤),敲得很大声,报告给大家说,沈从文去世了。”[4]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只有马悦然懂汉语,他也对中国作家情有独钟。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就要颁给沈从文了,却听到了沈从文的死讯。视沈从文为偶像的马悦然试图说服其他评委破例把奖授予死去的人,在多次劝说无效后,64岁的马悦然哭着走出了会议室。[5]
关于高行健

马悦然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瑞典文翻译者,正是因为马悦然既是翻译者又是评委,所以当高行健获奖时,马悦然一度受到强烈质疑和批评。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十天前,高行健将他作品瑞典版的出版商,从Forum换成了Atlantis。Atlantis出版社恰恰是马悦然一位朋友的,有媒体猜测他这样做会不会是马悦然事先走漏了得奖的结果。但高行健否认他知道结果,他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列入考虑名单,太意外了。”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可疑的幕后操纵令诺奖蒙羞》抨击马悦然,德国文化部长诺曼也公开指责马悦然给瑞典文学院的名誉带来了沉重打击。马悦然说:“我86年就开始翻译高行健的作品,差不多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我都翻成瑞典文。我不管别人对高行健的评价,我有我自己的评价。”
关于莫言

马悦然并非莫言作品的翻译者,但马悦然一直认为莫言是最有可能获诺奖的中国作家之一,除了莫言,他还非常推崇北岛、李锐、曹乃谦。[6]
关于莫言,马悦然说:“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儿当了一学期客座教授。有天莫言来了,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谈话,第二天他又回去了,因为要分房子,我觉得非常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作家(陈文芬补充:有苏童、余华、丛维熙、张炜、陈丹燕、池莉等),在台北住了几天。有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第三次是2005年他参加(北京)斯特林堡戏剧节,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余华和莫言等,我们没多少机会见面,但常常通信。”[1]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结果,绝对让大多数国人既惊喜又意外。诺贝尔文学奖长期被欧美作家“霸占”,中国作家获奖几乎被认为是奢望。但是,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通过电子邮件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对你们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译本已经这么多了。”马悦然表示,中国作家应该更自信,挖掘更多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不应太看重国外的标准。此外,好的作品遇到好的翻译也很重要。包括阿来、余华、杨红樱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不断在欧美推出多语种版本,此次莫言获奖,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逐渐增大的趋势。[7]
8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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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莫言为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准备了六套礼服。不过,就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视频来看,他其实更应该携带一个合格的英语口译。这位翻译小姐甚至不知道如何翻译著名汉学家“马悦然”。
当瑞典电视台记者问莫言如何形容马悦然时,翻译干脆不知道马悦然的英文名是Goran Malmqvist,经由现场的国内记者提醒后才译出。[8]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抗议清华教授转发其“受贿”谣言
在网络上传出的所谓“内地某作家贿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传闻,前日经过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的微博转发,终于引来当事人马悦然的愤怒回应。据报道,马悦然就此事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了公开信,信中称:“我非常惊讶一位原来很有声誉的清华大学的教授竟然可以伪造谣言,我唯一的解释是×教授兼副院长完全缺乏道德感。”身在美国的李希光则通过短信表示,他是从中国广播网上看到此消息并转载的,此条微博现已被删除。
2012年5月16日,李希光转发微博称,“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收受中国内地“某作家”60万美元‘翻译定金’,导致诺贝尔文学奖110年来面临最大信任危机,其权威性和公正性遭遇空前挑战和质疑。据外媒报道,该“作家”以请马悦然将他的三个作品翻译成瑞典文字为名,一次性支付‘翻译定金’60万美元,并承诺对其他的诺奖评委进行公关。”李希光未在博文中标明转自何处。当天,此微博被转载近200次。调查中,记者发现此条微博的来源是4月29日见诸网络的消息“内地某‘作家’以60万美元贿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文中除了转载的部分,内容还包括“‘翻译门’事件一经曝光之后,西方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惊呼‘马悦然使诺奖极大蒙羞’,力劝其辞去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一职,‘以捍卫诺贝尔奖的荣誉和尊严’……”。4月29日后,这条消息被国内许多网站转载,消息的出处被注明为“中国广播网”或者“欧洲时报网”,消息中,均采用了“据外媒”、“据瑞典媒体”的说法,文中没有任何采访对象。但在这两个网站的官网上进行搜索,却并未发现这篇消息。而通过GOOGLE英文、俄文搜索时,也没有任何发现。
马悦然在公开信中写道:“尊敬的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我非常惊讶一位原来很有声誉的清华大学的教授竟然可以伪造谣言:谴责我接受了60万美元的贿赂,为了要翻译一位我不认识的作家的作品,而且劝我瑞典学院的同事们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那位作家。我唯一的解释是×教授兼副院长完全缺乏道德感。可惜的是他这种非常卑鄙的行为会影响西方学者对清华大学的看法,也会增加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界的怀疑。”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表示,即使李希光不是谣言的源头,“我认为李希光是有责任的”。“那些中文网站称‘西方媒体纷纷报道这则消息’,却没能链接任何一个外国新闻网作为参考,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外国媒体的名字,已经至为荒唐了。李希光是新闻学院的教授,连这样的新闻也没有去查新闻源头就转载。我认为他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学术良心。”
身在美国的李希光,则通过短信表示,这条发在微博上的消息是“摘自中国广播网”。对马悦然的公开信,其未做回应。
文化旁白 谁来提高造遥者的成本
所谓的“赂选”事件其实只有两个解释,其一,某“作家”连同背后那位财大气粗且痴迷文学的后台“很傻很天真”,至今还抱着“有钱能搞定一切”的幻想。其二,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网络推手利用诺贝尔文学奖在自我炒作。其实,即使马老爷子昨日自己不出来否认,这件事还可以从时间上判断真伪,如果真如文中所称,“‘翻译门’ 事件一经曝光之后,西方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惊呼‘马悦然使诺奖极大蒙羞’……”可以想见,马老爷子在其后的数日里,肯定是媒体口诛笔伐的焦点,但实际的情况是,其后多日网络风平浪静。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此间各大媒体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李希光教授在微博中转发,马悦然说得虽然尖刻,却很切实,因为以李希光先生的身份和职业,并没挡住一条假消息的外漏,确实令人遗憾。
遗憾之余,我们其实也该反省如何提高造谣者的成本问题。因为就在昨日,网络上又爆出消息,“诺贝尔文学奖唯一懂汉语评委马悦然去世”。和之前的“赂选”一样,消息来源于“没影”的外媒,文中没有任何采访人,无法找到消息发布者。
但即便如此,除了愤慨,我们却对当前这种网络诋毁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但在此之前,至少有件事我们可以做,加强自己的鉴别能力,对那些已经在多次事件中扮演炒作者角色的人,自觉提高警惕,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别人的名誉,也可以避免自己卷入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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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马悦然:汉学渊茂,悦然从之 .成都日报 .2012-11-21 [引用日期2012-11-22] .
2. 马悦然陈文芬夫妇谈莫言 直言:“翻译他的书我不要钱” .东时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2-10-22] .
3. 沈从文如果活着就肯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搜狐文化 [引用日期2013-10-6] .
4. 马悦然:汉学渊茂,悦然从之 .南方周末 [引用日期2013-10-6] .
5. 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 .凤凰网 .2012-4-26 [引用日期2014-08-22] .
6. 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 .凤凰网 [引用日期2013-10-6] .
7. 马悦然谈莫言获奖:对中国人的意外很意外 .新浪网 [引用日期2013-10-6] .
8. 莫言领奖翻译被指不合格 6大”离奇”错误曝光 .新华网 .2012年12月16日 [引用日期2012-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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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文化人物 , 语言学家 , 教授 ,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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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吉川幸次郎

A

吉川幸次郎,字善之,号宛亭,日本神户人。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选修中国文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
中文名吉川幸次郎
国 籍日本
出生地神户
出生日期1904年
逝世日期1980年
职 业文学 语言家、汉学家
毕业院校京都帝国大学、留学北京大学
主要成就“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唐宋传奇集》、 《支那人的古典与他们的生活》、《胡适传》
目录
1人物简介
2生平经历
▪ 个人简介
▪ 求学生涯
▪ 提出“会读”
▪ 不幸遭遇
▪ 求学态度
▪ 荣誉一生
3学术成就
4出版著作
▪ 部分中晚年著作
▪ 中译著作
5人物评价
6大事年表
7荣誉
1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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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1904~1980)
Yoshigawa Kōziro
吉川幸次郎1904年3月18日出生,是神户市兵库县一商贩的次子。1916年入神户第一中学(现为兵库县立神户高等学校)。1926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吉川幸次郎是文学博士,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日本艺术院会员,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兼专门委员,日本外务省中国问题顾问,京都日中学术交流座谈会顾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家。

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是文学博士,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日本艺术院会员,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兼专门委员,日本外务省中国问题顾问,京都日中学术交流座谈会顾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家。1980年4月8日因腹膜炎逝世。法名是“文徳释幸善”。安葬于大谷本庙。死后被追授从三位勋一等瑞宝章。其子吉川忠夫也是著名中国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东方学会会长,专攻中国中世思想史。[1]
狩野直喜与清帝宣统退位时亡命日本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有深交,经其传授清儒的治学方法,因而奠定了“京都学派”的实事求是学风。
2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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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吉川幸次郎,字善之,号宛亭,日本神户人。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选修中国文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吉川幸次郎被称之为”汉学泰斗“。
狩野直喜与清帝宣统退位时亡命日本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有深交,经其传授清儒的治学方法,因而奠定了“京都学派”的实事求是学风。
求学生涯

1928年,吉川幸次郎留学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拜杨锺义为导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专攻中国音韵学。平时喜逛琉璃厂,成了古书铺的常客。杨锺义精通考据学,对吉川的治学和行为有很大影响。吉川幸次郎难忘中国,喜穿长袍,一口北京腔,与中国学人结下深厚的友情。
吉川幸次郎1931年回国,最初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学,讲《韩昌黎文集》。京都大学附设东方研究所,从天津藏书家陶湘氏购进了将近三万册的明清线装古籍,吉川负责整点。他用四

吉川幸次郎
部分类编成《东方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作者书名索引》,一鸣惊人。东方研究所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即清朝对日的“庚子赔款”开办的学术机构,是硕学鸿儒荟萃的学府。年轻的副教授吉川幸次郎主讲《毛诗正义》,并加校勘,表现了雄厚的功底。此外,每周还以定期“会读”的方式,研究《尚书正义》,探讨中国帝王主持君臣会议以及历代鼎革放伐之诏勒,一时成为学术热门。吉川幸次郎为自己的书房题名“唐学斋”,后来由于会读《元曲选》,书房又改称“诂典居”,着手主编《元曲辞典》。
提出“会读”

“会读”是吉川的发明,废止从来死板的单独授课方式,师生共聚一堂,集思广益,公开讨论,相互低砺。吉川主讲惯用中国语朗读,因而研究员都必须懂中国语,且学者们上课多着中国服装。
不幸遭遇

1940年前后,太平洋战争方酣,京大学人多因反战而被投狱,吉川幸次郎因亲华而受监视。他闭门写作;1947年以《元杂剧研究》著作,获文学博士学位。
求学态度

吉川幸次郎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讲学认真,与“东京学派”针锋相对。东京学人保守,有时歪曲历史。当时轰动全国的论争,因1927年,郭沫若在日本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著作而引发。书中用唯物史观以甲骨文字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形态。京都学人不仅赞同,进而作深入的研究;东京学人却对之口诛笔伐,认为商朝纯属虚构,并无其国,说甲骨文也是伪造。后来这种谬论不攻自破。
荣誉一生

1967年,吉川幸次郎在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任内退休,改聘为名誉教授,获国家文化勋章。1974年,郭沫若率领中国文化访